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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故事带你走进“无国界医生”

2017-06-27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李庆


 陈健华在南苏丹治疗一名枪伤病人
 

外出采购项目所需物资时,魏钊华抱起供应商的两岁女儿就想到自己的女儿,只是自己的女儿抱起来重许多
 

自2012年至今,陈健华几乎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去到“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项目

在世界各地的63个国家中,有约3000名自发在武装冲突、疫病爆发、天灾人祸地区工作的医生和后勤人员。他们常常穿着写有醒目、红色字样的白色T恤,乘坐白色救援车穿行在交火激烈、疫情遍布的大道或小路上。工作驻地没有武装保护,他们只能依赖“中立、独立、不偏不倚”的原则。在工作地,他们被叫做MSF(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在中国,他们被叫做“无国界医生”。

1971年12月30日,“无国界医生”在巴黎成立。从那时起,只要在出现战乱、天灾或流行疾病的地方,人们就会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募捐而来的药物、器材等开展医疗救助工作。

那么,无国界医生究竟是怎样开展工作的?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跟随文中的两位医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叫陈健华,今年37岁,香港人,2004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之后在香港的联合医院外科部工作十余年。2011年我考取了外科专科医生的资格,2014年离开了政府医院,开始在私人诊所工作。

来南苏丹之前,我已经去过四次巴基斯坦,执行人道救援任务。

那是2011年10月,我开始了在“无国界医生”的第一个服务项目。出任务前我接受了为期一周的培训,培训中介绍了在执行不同的任务当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危险。我是一个外科医生,并没有接触过或做过其他科目的手术,例如骨科的Y字固定器手术、妇产科手术等。在培训中讲师都会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并做一些简单的训练,令我对其他外科手术有更深的了解;并且,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甚至不能单独外出,外出时必须乘坐带有明显标识的“无国界医生”的车辆。

在第五度为“无国界医生”执行人道救援任务时,我收起了以往的兴奋心情,有的只是平静、淡然。

面对全球对人道救援组织的袭击事件不断增加,出发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家人的同意与否。庆幸有两位姐姐的游说,父母最后还是默默地支持。家人的支持,的确对我们很重要。

南苏丹自2011年从苏丹国独立出来后,便一直承受着炮火的洗礼。由于欠缺实体经济的支持,可以想象,南苏丹人的生活多么艰巨。所以,这里的医疗系统,超八成半的资源均依靠不同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在这里,交通不发达,住的房子很小,食物多半都是用面粉做成,肉类食物较少。

这里的洗手间准确来说叫茅厕,用电灯照下去,会看到成千上万的蟑螂,每只都是又大又强壮,会在你方便的时候爬上来。它们就曾爬到我的脚上,还有一次爬到过我的敏感部位,非常恐怖。

这里的病房也非常简单,除了病床和一些基本的工具外,没有什么先进的设备。用帐篷搭建的手术室夏季温度非常高,我试过在中午的时候用温度计量室内的温度,根本量不了。因为温度计最多只能量50℃,超过便无法测量,由此可见手术室的温度已超过50℃。

由于条件艰苦,这里也没有暗房(就是照完X光片,把X光片晒出来的房间)。不管是骨折还是枪伤都需要照X光片,可是由于没有这个设备,所以很多骨折、交通意外等病人的手术我都需要靠经验来进行。

除了缺医少药、设施设备落后等情况之外,困扰这里的病人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医疗知识的缺乏。

比如有这样一场交通事故。一名20岁左右的男子因摩托车意外,导致右边小腿骨折。送来医院时,他的小腿骨完全断开了,两边只有皮肤连着,骨与骨几乎可以形成90度直角。幸好他的血管神经未受损。由于骨折十分不稳,“打石膏”的方法可能会令骨头愈合得不理想。所以我建议他接受手术,以外置骨折固定器把骨折的两边稳定,术后两个月左右,若愈合理想便可把固定器移除,家人也同意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效果也令人很满意,病人的痛苦也大大减轻了。我告诉他的家属要避免右脚受力,预计两个月后便能恢复正常活动能力。

术后的第五天一大早,我接到病房的求助,说那位病人嚷着要出院,原来他的一位亲属是本土巫医,说骨折固定器不好,远不及本土疗法,最终我还是没能战胜病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无奈将固定器拆除。

目送病人的小腿被巫医用“神奇的”树枝包裹、固定,迎风摇曳着,我哭笑不得,相信巫医的当地人让我深陷无力感。

作为人道救援工作者,心情总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能够救助更多伤病者,另一方面又希望世界上不再需要我们,祈求战争天灾人祸可以从此消失。可惜,全球对人道救援工作的需求,却只有与日俱增。

一名十多岁的男生,在用斧头劈柴的过程中,不小心劈到自己的脚,他拖着十厘米伤口的脚走了三天三夜才来到我们的医院。即使脚没有伤,走三天三夜都是极大的挑战。来到医院,我们对他的伤口进行了处理,打了抗生素,三天后他回家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我们,他的脚很可能就因为伤口感染而需要被切除。

在南苏丹执行救援任务是让我最接近危险的一次,在距离医院500米左右的地方,出现了一次小型攻击,当时有两个执法人员想拘捕一名醉酒的犯人,犯人拒捕,两位执法人员向天开枪示警,犯人就向他们扔下手榴弹。当时我们在医院内就听到很近的爆炸声和枪声,这令很多同事感到非常恐惧,但是最后没有影响到医院,后来有病人被送过来,最后也得到适当的救治。

我们的医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中立的地方,其实是不应该受到任何袭击的,“无国界医生”的宗旨就是无论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什么宗教、什么信仰,只要你有需要在我们的医院治疗,那么你放下武器,你的身份就只是病人,我们便会医治。一路走来我们也是坚持这个信念,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希望袭击医院的事不要成为一种常态。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塔里,晚上发生事故十之八九都是停电。每次到达诊所时,周围漆黑一片,外面下着雨,产科病房住满了等着生产的孕妇。这种时候,连助产士都会失去平时的耐心,不断地催促。但这对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的后勤人员来说,是太寻常不过的一天了。

我叫魏钊华,广州人,华南理工大学化工专业,在加入“无国界医生”之前,我在一家跨国公司工作,并且一路做到了区域总监的位置。看似前景一片光明,但问了问自己的内心,这真的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在读大学期间,每逢周末或假期,我都会参与各种志愿者活动,并且接触了很多的NGO,志愿者的经历让我很认同“无国界医生”的理念,也让我加入“无国界医生”的后勤团队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清楚地记得,2014年的5月在经过两次英文电话面试后,我被通知参加为期两天的实地考核,要测试我的综合素质。经培训考核,我收到了“无国界医生”的接受信,并正式成为了“无国界医生”海外救援人员之一,被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塔里地方做物流专家,负责项目的后勤供应。

“无国界医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救援项目后勤工作范畴很广泛,涉及能源、饮食、卫生、水电、建筑、供应链管理、车队管理、安全管理、通信、医疗设备等各个领域。项目没有水电供应,所以我们要安装自己的雨水供水系统和电力系统。这就需要后勤人员安装电力装置并收集雨水资源,但检查水质、给饮用水消毒、维护水泵水箱设备、维护发动机、检查电力装置、处理病房漏雨及断电断水等这些偏实践的事情让我束手无策,需要伙伴的帮助才能完成。

我们非医疗志愿者和医疗志愿者在救援项目中需要很密切的合作,因为会有很多交叉的范围。比如药品、药物等仓库管理是为了保障一线救援的需求,这就需要后勤人员与医护人员不断的沟通协调和合作。通过在医护人员处的沟通,来预测评估接下来需要的药品和药物数量,但因为药品的保质期,又不能大量采购,这也是我们后勤人员需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我们每个星期、每个月都会和医疗团队一起开会,目的是了解医疗方面所需的药品数量,我们需要按照物流运输的时间去计算这些药品药物到达的时间。对于那些多出来的药品药物,我们会将其调度给其他项目点供他们使用,项目点与项目点之间的沟通,能够有利于药物的及时调配和调剂。

后勤人员需要24小时待命,所以我每晚都会更换无线电的电池将其音量开大,以确保诊所值班的医护人员能随时联系到我。为了控制电流保证用电、为了控制感染给厕所消毒、清洗水箱……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同样不能忽视。

“无国界医生”的前线任务让我找到了自己,并且更加珍惜自己现在的生活。我是辞职专职参与“无国界医生”的,旁人的不解、家人的牵挂、内心的恐惧,五味杂陈,但内心也充满期盼,也得到了家人的很多支持,让我终于迈出了舒适区的一步。

■ 本报记者 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