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10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木兰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Bright China Foundation, BCF)由香港光华社会企业集团捐资设立,于2005年4月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致力于在中国普及创业教育,传播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的非营利组织管理思想。
作为企业基金会,此前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光华控股”。从去年开始,理事会要求基金会有自筹部分。与此同时,基金会的行政支出一直远高于《基金会管理条例》中“10%”的相关规定。面对自筹压力与行政支出问题,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香港光华慈善基金会总干事于秀红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坦言:“相比资助型的基金会人员数量要多出很多。”
《公益时报》联合业内专业机构于2013年9月份启动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活动.在未来几期中,将陆续刊登非公募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希望借此让读者全面了解我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的现状,通过第三方视角促进非公募基金会健康发展。
《公益时报》:2012年的基金会年报显示,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达48.42%,比《基金会管理条例》中“不超过10%”的相关规定超出很多,主要原因是什么?
于秀红:基金会以创业培训为主要项目,属于操作型基金会,员工中的大部分都负责具体的项目执行,相比资助型的基金会人员数量要多出很多。2012年民政部印发的《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没有特殊约定的,一律不得从公益捐赠中列支。这让所有的项目人员的工资都必须列入行政办公支出里,所以就超标了。对于操作型基金会来说,很难遵守10%的规定。
另外的原因,是此前基金会全额负担学员的培训费用。但现在的项目运作模式是和各地方的相关部门合作,比如各地教育局,它们也会承担一部分公益性的支出,这样我们的支出减少,相对的比例就会有所降低。
《公益时报》:基金会的全职员工有多少人?机构设置如何?
于秀红:现在基金会的全职员工是16人。有三名是今年新入职的,这也是机构今年特别大的一个收获。除了公共关系部、财务部、综合部、项目部等,还新设置了一个发展与企业合作部,主要负责筹资工作。今年新入职的三名员工里有两名在这个部门。
《公益时报》:为什么要单独设立发展与企业合作部?作为企业基金会,也有来自筹款方面的需求么?
于秀红:作为企业基金会,此前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光华控股”。从去年开始,理事会要求基金会有自筹部分。具体的规定是从2012年初至2016年底的5年内,基金会需逐渐增加外筹资金在捐赠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以每年10%递增。也就是说截至2016年底,基金会需自筹的资金比例将达到50%。
虽然规定是每年按10%递增,但项目规模和业务量也不断扩张,举个例子,假如去年的总支出是500万,10%的自筹就是50万;可能今年支出是700万,20%就变成140万,这样算的增长幅度是不止10%的。
《公益时报》:对于这样的要求有完成压力么?如果完不成要求会怎样?
于秀红:好的一点是理事会的规定比较灵活:假如今年需要自筹100万,但我只筹到了95万,那么公司可以先借给我5万;明年我需要筹150万,结果筹了160万,多筹的部分也可以存着算到下一年。
此外,基金会有顾问委员会,会员主要是跨国企业。会员代表除了需要每年至少参加两次光华基金会会议,还必须每年提供至少1万美元的捐赠。基金会已经累积了一部分企业资源,对于完成理事会的要求,还是有一些信心的。
《公益时报》:目前基金会主要方向是怎样定位的?除了创业教育外,机构还关注其他公益领域么?
于秀红:这个还要从机构的发展谈起。实际上,光华从2003年开始就已经进行创业教育的培训,到今年已经整十年。当时依托美国光华基金会的中国代表处,2005年光华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注册的领域包括创业培训、孤儿关爱、灾害管理等五个方面。
由于战略定位不清晰,到2007年初时统计,基金会大大小小的公益项目有40个。理事会进行了第一次战略调整,逐步将一些零散的项目有计划地放弃掉了,只保留了创业教育和NGO能力建设这两个方面。
到了2012年底,基金会又进行了一次调整。把NGO建设这部分从基金会分离,单独成立了德鲁克社会组织学习中心,正在筹备设立民非,所以这部分的项目也彻底从基金会剥离了。目前基金会只做创业培训。
《公益时报》:理事会是基于什么考量进行的项目选择以及前后两次调整?
于秀红:调整主要基于“集中”的原则,分析机构的核心优势,企业家是这样的思维,也是德鲁克管理思想中重要的部分。后期为什么只专注于创业教育和NGO培训两个方面呢,除了社会的需求外,还考虑到除了我们,没有第二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基金会创业教育用到的课程体系拿到了全球创业指导基金会的独家授权;光华集团与德鲁克家族正式签署了法律文件,得到德鲁克家族授权,在中国独家使用“德鲁克”品牌,基金会认为有义务在非营利组织领域推广德鲁克的思想。2012年决定把这部份单独分离出去,是认为有必要成立机构更专注地做这件事。
(本报记者 张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