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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9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闫冰
在沃伦·巴菲特用自己的捐赠让盖茨基金会的资产翻倍后不久，他便鼓励盖茨效仿他的做法，每年都写一封年度公开信。前者的信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们，汇报过去一年的经营情况兼谈他对经济与金融形势的看法;而后者的信似乎是写给全世界任何愿意看的读者，汇报盖茨基金会在慈善领域做的事情，同时谈谈盖茨对慈善、对这个世界的思考。
“我不会引用麦·韦斯特的句子或尝试和他一样幽默，但是我会尽量和他一样的坦诚。”2009年，盖茨在第一封信中交代写信缘由时，不忘调侃一下自己的老朋友。
今年的这封信，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摒弃了以往的格局，没有谈基金会的各方面工作、得失、战略构想等等，而是以一种科普和宣言的调调，粉碎了三个认知错误。
另外，与以往五年不同的是，盖茨多次提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或以中国为例，着眼点已不仅仅是美国国情以及欠发达国家，同时，盖茨基金会还发起了#向盖茨提问#活动，盖茨夫妇将在中国的春节期间通过媒体，分别回答5位网友的提问。
事实上，梳理六年来的年信，你或许能发现这样一个机会，能清晰地了解和看到这位世界首富兼慈善家正在将自己前半生积累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试图转化为另一个领域的话语权，并将打算以此度过余生。
不再局限于自己那摊事儿
“我想在这封信中开诚布公地和大家分享基金会的目标以及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在第一封信中，盖茨表明了自己的意图。
“儿童死亡率、疫苗、疟疾、小儿麻痹、艾滋病、脊髓灰质炎、农业、教育”，如无例外，过去五年的信中，盖茨都会不厌其烦地细数一遍基金会在这些领域的成绩和发现的问题，同时他也将严谨的作风融入一张张图表和照片，试图让自己的1万余字的文章读起来不那么枯燥。
其中也不乏年信的主题，比如2010年和2012年主题围绕创新，2011年呼吁富裕国家对外援助，2013年谈及千年计划，但在开篇点题之后，又继续“儿童死亡率、疫苗、疟疾、小儿麻痹、艾滋病、脊髓灰质炎、农业、教育”，必定面面俱到。
所以今年，盖茨似乎想彻底改变一下，不再局限于自己那摊事儿。
美国作家兰德尔·莱恩(Randall Lane)参与了2014年年信的编辑敲定工作，在了解了盖茨夫妇的想法后，对于年信他有了自己的解读，他看到了盖茨夫妇的另外几点意图：所有的慈善资金和智囊团只有在政府支持(至少不是从中作梗)下才能发挥作用;保持乐观;推行健康公平是未来的首要目标。
“我们都有机会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极端贫困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所有儿童不论生在何处，都有相同的机会茁壮成长。对于所有关心和认可每个生命价值的人们，世界上再没有比促成这种改变更激动人心的工作了。”盖茨在年信的最后这样写道，一如既往，展望未来，充满积极和希望。
换个说法更有效
其实早在2011年，盖茨就在他的信中对给与贫困国家的援助经费可能被削减感到担忧，呼吁富裕国家继续进行对外援助。“当我坐下来写这封年信的时候，世界各地的政府正面临如何减少开支的艰难抉择。虽然外援支出在这些政府的总预算中还占不到1%，但毕竟是可以被缩减的可能领域之一。”“许多人不清楚对外援助所带来的真实益处。这也难怪，因为对外援助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而且，以往的一些对外援助主要旨在增进国家间友谊，对其实际影响并无考量。”他在2011年度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显然，彼时，盖茨试图去正面呼吁对外援助的重要性，甚至含沙射影地表示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缓过点精神的美国，可能会缩减对外援助金的做法并不明智，也列举了英国在卡梅伦的领导下依然坚守增加对外援助承诺的好榜样。但是呼吁的力量没有显现。
于是，2014年的年信中“对外援助是巨大浪费”就是要粉碎的谣言之一，并有理有据。
“首先，对外援助经费总量并不大。”盖茨指出，即便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挪威，其外援支出占政府预算也仅为3%，而美国则不到1%，其中用于全球健康的经费约为110亿美元。“美国对本国农业补贴是这个数字的2倍多，军费支出则是60倍还要多。”盖茨在年信中谈到：“如果有人跟你说，减少外援可以降低政府预算，我希望你能质问他，通过牺牲生命减少政府开支，这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么?”
针对很多人质疑对外援助经费被挪用，或滋生腐败，盖茨坦言：“彻底根除腐败是不现实的，但不能因无法消灭腐败，而停止挽救生命。有些人说，一个公益项目哪怕只有一块钱被贪污就应该被关停，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美国伊利诺伊州近7任州长中有四人因贪污锒铛入狱，却没听说有人要求关闭该州的学校或高速公路。”
“对外援助在挽救生命方面的作用最为突出。”盖茨介绍，1960年世界新生儿死亡率为18%，而今天已经降至5%，预计2035年还将降低至1.6%。“如果这个目标可以实现，这将是人类在75年中(1960-2035)最伟大的成就，至少在健康领域，‘出生决定命运’的现象将不复存在。”
梅琳达的意愿
盖茨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年信所粉碎的三个谣言，前两部分是盖茨主笔，而第三部分则是梅琳达的意愿。
今年，是梅琳达·盖茨第一次联名发布《盖茨年信》。她在年信中回应了很多人对“挽救生命导致人口过剩”的担心。
“对我来说，另外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和梅琳达一起工作。我和她相识于微软，但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肩并肩地工作过。我们喜欢分享各自的想法并讨论我们正在学习的事情。”盖茨曾在年信中表达出和梅琳达一起做慈善的快乐。而事实上，梅琳达一直以女性的视角和特质关注着儿童和女性领域。
“自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就有人开始担心有朝一日食物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世界末日。”梅琳达说，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据此衍生的“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所谓“为了不让儿童以后挨饿而对他们现在的死亡不闻不问”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世界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恰恰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为了增加孩子存活下来的几率，父母总想多生孩子。而当儿童死亡率开始下降时，人口出生率也随之下降。因为一旦父母对孩子存活下来的信心增强，他们就会更好地规划家庭和孩子的未来。”梅琳达解释，这种人口转型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过，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还带动了很多地区的经济增长。
“认为‘通过牺牲部分人类利益，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是对现实的误读，也是对未来想象的失败。”梅琳达说：“世界的繁荣昌盛，不会在体弱多病的人全部死亡后才实现;正相反，只有给予人们共同发展的权利和机会，世界的未来才更美好。”
(本报记者 闫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