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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大卫·本克
颠覆性，曾经意味着要攻陷校长办公室的这一词语，如今成了这场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第10届社会企业家年度聚会的点题词。
杰克·斯科尔，这位由eBay亿万富翁转型的慈善家和电影制片人，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欢迎辞：“让我们颠覆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吧。”非营利私对私小额贷款机构Kiva的主席普丽玛尔·莎哈(Premal Shah)也在预录的一段采访中谈到：“当今世界的问题之大之急，解决之道唯有颠覆性的思维。”身兼全球防艾倡导者的歌手安妮·蓝妮克丝(Annie Lennox)，也向听众呐喊：“我想颠覆整个媒体界。”“危机行动”(Crisis Action)，这家动员民间团体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组织领导者吉玛·莫滕森(Gemma Mortensen)，认为她的机构就是在“打破不公平的社会状态”。
社会企业家们早已完全采用了科技界常用的“颠覆”一词，这种现象最早从商业策略家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一书中即可见端倪。在书中，他认为“颠覆性创新”能通过改变整个行业的面貌来消除那些根深蒂固的顽疾。
在这一观念中，最基本的概念是，那些最初看起来笨拙甚至是无用的科技，能够以其优异的表现，在成熟的市场边缘收获大量的边际客户。随着时间的沉淀，新科技的表现日渐稳定，而价格也趋于下降，这时原本市场内的核心用户也会开始探寻使用新的科技。个人计算机赢得对大型计算机的战役，就是最经典的案例之一；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攻陷个人计算机则算得上是最近的佐证。
在社会领域，必然也有思想守旧的机构与陈腐的体制急需相对激进的改革。同时，也有社会需求使得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得以实现，比如现今已经相当低廉的科技：移动互联技术和光电池等等。
“我支持颠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过时想法的暴政》(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一书作者马特·米勒(Matt Miller)说，“美国最应颠覆的是医疗业和教育业。”
但并不是所有的行动派在体制改革上都是支持颠覆的。虽然不乏例外，但大多数社会企业家的工作都是在沉闷地默默钻孔，而并不是改变整个行业的面貌。影响力投资基金的先驱典范——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的执掌者杰奎琳·诺沃格拉茨(Jacqueline Novogratz)认为，企业领导理论急需“毁灭性的冲击”，并已经觉察到存在于社会企业群体中的“一丝倦意”。
莫莉·梅钦(Molly Melching)是一名反对非洲女性割礼的活动者，她则向大家分享了一个警示性的故事，即在未充分考虑人口代价的情况下，社会颠覆性改造也会引发不少严重后果。
梅钦已在塞内加尔生活了近40年，并创立了Tostan机构，这家机构在1997年发起了一场大型运动，试图终止当地的女性割礼习俗。
该年7月，在Tostan的组织下，当地村庄马里昆达·班巴拉(Malicounda Bambara)的35名妇女宣布她们废除了这一习俗。但接下来的事促使Tostan重新思考自身的策略。这些妇女的家人对此感到非常愤怒，觉得她们如此公开地宣布这一决定，是严重背叛了她们的家族。暴力场面接踵而至。
“我们的行动导致了社会和谐的颠覆，并且导致我们在关系网中不被信任。”梅钦说，“颠覆有可能导致愤怒和抵制。”
最终，村中的领袖使她们了解到，反对声音并不是针对放弃习俗的决定，而是针对终止这一习俗的具体宣布方式。从此，Tostan开始从村庄中最保守的长者们身上做工作，逐渐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带头人。随后一年，13个村庄一道在当地长者、政府官员和NGO面前承诺终止这一习俗。由此，至今已有5000个村庄做出了这样的表态。梅钦说，在未来三年中，塞内加尔将会成为非洲第一个完全终止这一习俗的国家。
“颠覆在许多情形下是必需的，但在对抗的形态之外，颠覆可以从内部发起，这样反而更加有效并持之长久。”梅钦说，“当大多数人采纳颠覆性的创新后，我们就会迎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
（高文兴/译 本文作者系《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关注影响力投资领域的Impact IQ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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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又被称作破坏性创新或破坏性科技，是由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商业管理教授、创新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从哈佛所做的研究工作中总结提出的理论。
它指将产品或服务通过科技性的创新，并以低价特色针对特殊目标消费族群，突破现有市场所能预期的消费改变。颠覆性创新是扩大和开发新市场，提供新的功能的有力方法，反过来，也有可能会破坏与现有市场之间的联系。该理论在管理实务上产生重大影响，并引起了学术界大量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