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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0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张菁/编译
印度是教育问题发生率最高的三个国家之一。来自印度的萨菲娜·胡赛因(Safeena Husain)深知这一点，她的童年伴随着困扰，受教育的机会十分有限。因此，她创立“女孩教育”(Educate Girls)这一慈善机构，旨在解决印度失学儿童的问题。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AVPN会议上，她剖析了女童教育问题带来的连锁反应。
问：你于何时成立“女孩教育”，为什么要成立这一机构?
答：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是我创立“女孩教育”的起因。我在新德里长大，童年生活很艰难，亲身经历了贫困、暴力和虐待。后来，父亲的一位朋友帮助我从一个屡受创伤的孩子成长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考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我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移居美国，在非营利部门展开我的职业生涯，于2005年回到印度。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具体的想法。我意识到，我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是因为我所受到的教育。我从印度的政府机构得到26个性别差距最大的地区的数据，其中9个位于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因此我们从那里开始了工作。
问：接受教育显然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儿童共同面临的问题，但你为什么认为女孩接受教育更为重要?
答：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分性别，我们所关注的失学儿童，不仅有女孩，也有男孩。但是，在处理我们所有的工作时，需要有性别视角。目前，印度是世界上失学女童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被贩卖的幼童新娘、女孩和妇女人数也是最多的。糟糕的是，人们认为在印度女人比男人少，大量的女孩失踪后导致了生育的不足，解开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提供教育机会。从性别的角度来思考教育问题时，男孩和女孩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而这正是我们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但是，包容和公平当然不仅对女孩，也包括男孩。
问：女童失学的问题更为突出?
答：是的，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心态问题。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人们把山羊视为一种资产，却把女孩视为一种债务，这种心态根深蒂固。我们几代人都存在这种内在的父权制，而教育是打破这种父权制的一种方式。当你打破它，影响就会放大。世界银行承认，教育女孩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好投资之一;气候科学家最近对80项扭转全球变暖的行动进行了评分，排名第六的是对女孩的教育，这比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要高，这很令人惊讶——因为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的自然减少会对碳排放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当我们考虑任何有关儿童发展的问题，诸如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童婚等，为女孩提供教育有助于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问：你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答：方法并不复杂。首先，我们看数据，找到女孩接受教育水平最差的地区。起初，我们使用的是来自政府的数据。目前，我们使用的是高级分析数据，能够通过机器学习技术生成预测数据。一旦我们决定在哪里工作，我们就挨家挨户地在那些热点地区找到每一个失学女孩。我们对每一个目标村庄都有地理标记，我们在手机上收集这些数据，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它是实时的，能够帮助我们绘制出失学女孩的位置。她们聚集在哪里，哪里就是最大的风险所在。一旦我们知道这一情况，就会指派训练有素的人员帮助她们回到学校。然后，通过村头会议、邻里会议、个人咨询，改变人们的观念，直至这些女孩重新入学。当她们进入学校以后，我们展开诸如基础设施、学校改善等工作，确保学校对女童友好，因为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保有率。当我们开始工作时，大多数学校甚至没有单独的女厕所。因此，我们提出倡议，修建女厕所。最后，我们专注于学习，比如印地语、英语和数学，提高所有儿童的识字和算术能力。
问：在你与政府和当地志愿者合作中，是否有特殊的困难?
答：以前，如果你走进拉贾斯坦邦的一个村庄，敲门说“请送您的女儿来上学”，这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改变心态，必须进行社区动员。为此，我们创建了一支性别保护者队伍，在每个村都有一名以该村为基地的志愿者——我们的巴利卡团队(Balika Team，由女性组成的团队)，她们年轻、受过教育、充满激情，相信教育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利用当地的关系。她们知道该和谁沟通，如何与之沟通，促使改变发生。目前，我们有13000名巴利卡团队志愿者与我们合作。
问：你如何找到和招募他们?
答：我们竭尽所能，在报纸上做广告、到村庄用扩音器发布消息、海报宣传、发布广播……然后我们举办招聘会，很多人都会来参加。当我们确定了人选以后，我们让村委会和她们签约，并要求村委会支持她们。
问：与政府的合作是怎样的呢?
答：我们通过确定政府的优先领域来获得支持，从而实现我们的目标。如果数据告诉我们，某一地区的性别差距很大，我们就会在这个地区寻求合作伙伴并获得政府的许可开展工作。在我们进入一个新领域之前，我们与政府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这意味着我们的志愿者不是只身一人上门询问，她背后有一个系统，村长和校长都知道会发生什么，而我们则在体制框架内一步步地开展工作。建立这种工作框架确实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其中可能存在瓶颈，但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解决这些瓶颈。
问：你是怎么得到资金的，来自国内还是海外?
答：有来自国际的，也有来自国内的，包括基金会、企业基金、公司企业社会责任、高净值个人资金等，《公司法》规定的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大大地推动了企业对我们的支持。
问：你的机构率先推出了首个教育发展影响债券(Development Impact Bond)，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答：我们机构扩展的速度非常快，从50所学校到500所学校，然后到5000所学校。我一度非常担心，即我们对参加该计划的10000名女孩的影响，是否和对加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的影响一样?当时，我们申请了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DFID)举办的女童教育挑战赛，并按比赛结果领取了一笔付款——5%的资金被指定用于这一按结果的支付。我突然发现，如果我能建立一个基于结果的供资机制，并有足够的纪律约束来维持这种机制，那么我们为第一名、第一百名和第一百万名儿童带来的影响就不会有问题。我们可以知道，不论对加入进来的最后一个孩子还是第一个孩子，我们取得的结果是相同的。
为此，我们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与很多捐赠者进行“路演”，找人来和我们一起测试这个想法。最终，瑞银慈善基金会(UBS Optimus Foundation)首席执行官菲利斯·科斯坦萨(Phyllis Costanza)和儿童投资基金会(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Foundation)一起成为了发展影响债券的主要支持者。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有证据向捐助者表明，我们可以创造一定规模的影响力，使捐助者的供资更具成果性、更灵活，并且能够多年运转。
问：最后，你想让女孩们五年后在哪里生活、学习和工作呢?
答：目前，我们的五年目标是35000个村庄，解决印度40%的失学女童问题，即160万失学女童。我们的数据表明，40%的失学女童分布在5%的村庄，这些村庄是最需要帮助的，这里的女童最有可能出现童婚、童工、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等问题。而且，通过招收和教育女孩，我们将打破许多指标的恶性循环——收入、贫穷、营养、健康和气候变化。如果我们能在五年内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从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据英国《联盟》杂志，原作者为安德鲁·米尔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