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新闻
2015-04-08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王勇
2015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节中提出“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
志愿服务如何发展?政府、社会各自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4月2日，在由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的全国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交流研讨会上，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加强志愿服务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成为与会人员的共识。
志愿服务的地方困惑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志愿服务开始迅猛发展，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注册志愿者的数量迅速增长。但志愿者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志愿服务水平的提高。对广州志愿者发展现状的研究分析就证明了这一点。
据广州市团校副校长涂敏霞介绍，根据他们对广州“志愿时”系统登记注册志愿者情况的分析研究，目前广州有志愿者128万左右，占全市常住总人口的10.14%，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注册志愿者人数表现出持续增加的态势，但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率仍相对较低。
从志愿者的构成分析来看，目前仍以大学生为主，在职人员尤其是专业志愿者比较缺乏。而大学生非常容易因为学业课业的加重或毕业流动而无法持续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由此导致志愿者队伍相对较高的流失率。
专业志愿者缺乏还导致志愿服务的水平参差不齐。与此同时，由于经费、认识等因素，还使志愿者的培训工作迟迟开展不起来。
“志愿者的激励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涂敏霞强调。
志愿服务虽然处于自愿，但不等于不需要激励措施。
“我们开展过‘参加志愿服务后您最希望获得哪方面的帮助’的调查。广州青年参加志愿服务后最想获得博物馆、公共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场所优待开放;其次为希望公务员招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排名第三的是获得社会实践的机会和证明。”涂敏霞说。
而这些激励单纯靠志愿者或志愿者组织是无法实现的。
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
志愿服务种种问题的改善，无疑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合理有效的工作机制做保障。政府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志愿服务同样做过了一个民间发起——政府参与引导——立法规范的过程。
“美国联邦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以‘出资人’、‘主办者’、‘立法者’的身份介入本属于民间范畴的志愿服务，发起一连串的联邦志愿服务计划。美国政府1973年就制定了志愿服务法。”福建省民政厅社工办主任徐若兰说。
徐若兰对国外、境外志愿服务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了专门研究。据她介绍，德国政府专门成立了“国际志愿者年委员会”，英国有“政府与志愿及社区部门关系契约”，加拿大有“志愿部门创新计划”，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
香港志愿服务主要是“政府统筹、社团管理、公民参与、法律监督”。台湾志工服务由“内政部”社工司管理，“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则是推动志工服务、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志工服务的职能部门。
“多龙治水”的现状
对于我国而言，志愿服务的管理很早就受到了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志愿者的注册登记制度就是一个重要的管理方式。
2007年开始，民政部要求区(市、县)民政部门统一负责本辖区的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工作，对社区居民进行志愿者注册。2013年，团中央要求，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全国注册志愿者工作的规划、协调和指导。此外，妇联、红十字等机构也有自己的相关志愿者注册登记工作。
此外，教育部刚刚印发了《学生志愿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学校负责做好学生志愿服务认定记录，建立学生志愿服务记录档案，并分级逐步建立学生志愿服务记录档案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学生志愿服务记录信息化管理。
2008年中央文明委指出，要在中央文明委领导下，成立由中央文明委牵头，民政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残联、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全国老龄办共同参加的全国志愿者服务活动协调小组。
由于志愿服务领域的广泛性，使得志愿服务涉及了众多的政府相关部门，“多龙治水”的状态便产生了。如何避免扯皮，形成合力成为摆在志愿服务管理面前的重要课题。
政府应着眼于四个方面
对于政府整合资源发挥引导作用应如何着手，民政部社工司司长王金华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金华表示，首先，要通过立法规范志愿服务。
其次，要为志愿服务搭建平台。通过鼓励引导志愿服务机构注册，提高志愿服务的组织化水平;要适应信息化的要求，使志愿服务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我们正在制定志愿者注册系统的信息化标准，统一标准后，不管是哪个部门的系统就都可以互联互通了。”
再次，政府要提供保障。志愿服务是自愿的，但不等于政府没有责任，志愿服务也要花钱。因此，志愿服务的工作、运营管理经费政府要提供;政府还应该推动志愿服务相关保险的设立。
第四，做好价值引领。要有具体措施，比如与党建结合，与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结合，做好志愿服务文化培养。
落实到具体的城市，政府应该如何具体推动志愿服务呢?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副会长介绍了广东各地的经验。据他总结，可以有五种方式：深圳通过顶层设计促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广州采用项目开发的方式促进志愿服务制度化;佛山则通过引进外国社团带动了本地社团的兴起，通过社团合作的方式促进了志愿服务的发展;中山采用的是社工与志愿者合作的专业支持方案;还有惠州的文明培育方式。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社会组织与社区两翼起飞，将志愿服务全面嵌入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之中，是中国志愿服务制度化、法制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强调。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