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14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2019年12月以来,深圳通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已经成功挽救了4名心搏骤停患者。
而数据显示,这个城市面临更多猝死危机。
据深圳市120调度系统统计,深圳75家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单位、86个急救站每年出车救治的病患中,2014年猝死1897人;2015年为2058人;2016年数字上升至2567人;到了2017年,超过了3000人。
据深圳急救中心主任周强介绍,数字攀升原因种种,主要是城市人口增加、老龄化、诊断水平提高或者生活压力增大等。
面对猝死,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陈志建议“在救护车到来前的时间里,公众需要自己开展急救”。普及救护知识,增设AED(自动体外除颤仪),成为建立公共急救体系的重要一环。
从2017年开始,深圳在机场、地铁站、火车站、体育馆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铺设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同时向公众普及院前急救知识与急救技能。
截止到2019年12月,深圳已完成首期500台、二期1500台及三期2000台部分AED的安装配置。
“配备AED设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改变公众急救理念。”周强认为,一套公共急救体系的建立包括政府的推动、急救体系的筹建、设备的铺设和救援知识的培训。
现实
12条生命被救
自2017年10月全市投放AED,截止到南方周末记者发稿时,深圳已通过AED先后挽救了12个人的生命。
2019年5月16日,深圳市民张国防亲历了一场救援,成功救助心脏骤停病人孙江平。“就像放电影一样,至今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晚,深圳体育馆运动中心一名42岁的男子在运动休息时突发心梗,猝然倒地。张国防和同伴正在体育场馆中跑步,看到该男子身边围着了一圈人。
张国防对猝然倒地并不陌生。2018年,他目睹有人在游泳过程中猝死,也曾在西安、南京两地亲眼看到路人突然倒地不起,跑马拉松时,更看到有人“跑着跑着,突然倒地”。
猝死的原因多数是突发心脏病导致的心搏骤停。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8》显示,中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SCD)的人数估计为54.4万人。
“54万人是什么概念呢?如果它是一场灾难造成的死亡,肯定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恐慌,但猝死往往是突发、快速、没有太多先兆的。”深圳迈瑞医疗AED负责人胡彬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
“不敢救,也不知道怎么救。”张国防回忆自己当时看到有人倒地的心情。2019年,张国防接受了深圳急救中心提供的“初级急救员”培训,学习徒手心肺复苏和AED的使用。
2019年5月16日当晚,张国防和同伴立即给倒地男子孙江平做徒手心肺复苏,但效果并不明显,尽管徒手心肺复苏配合人工呼吸,是急救中应对心搏骤停的有效方法。四组心肺复苏后,孙江平并无反应,甚至开始出现嘴唇发紫、小便失禁。“这些都是濒死的状态。”张国防解释。
体育馆保安王振宇提醒了张国防——场馆中还装有AED。深圳市体育馆装有三台AED,其中最近的一台设备距离孙江平直线约为200米。AED很快拿来,经过三次放电除颤,并得到现场的急救医护人员救护后,孙江平的生命体征开始复苏。三天后,孙江平出院。
张国防感慨,这正是AED的优势,在救护车到来前,公众需要自己开展急救。而AED作为便携式、易操作、专为现场急救设计的急救设备,让在场人士有能力进行有效急救。
深圳体育馆运动中心距离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约为1.5公里,步行大约需要20分钟。依据当时的情况,张国防认为“不可能及时送他去医院”。
陈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救护车到来前,心搏骤停的救治更依赖于在场人士的急救能力,通常倒地后的4分钟是公认心搏骤停、心源性猝死的最佳抢救时间。之后,救治每延迟1分钟,患者的死亡几率将提高7%-10%,若患者在倒地十分钟内得不到有效救治,生还几率将十分渺茫。
陈志强调,在中国九成猝死都发生在医院外,而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公众急救成功率仅为1%-2%。
警醒
IBM员工猝死引发震动
深圳市对公众救援意识的觉醒,来自于2014年深圳地铁内一起猝死事件。
2014年2月17日上午10点27分,IBM公司员工梁某在深圳地铁水湾站内倒地不起。6分钟后,深圳地铁站内员工来到她身边;10点40分,工作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11点18分,120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施救4分钟后,急救人员宣布梁某不治身亡。
因为救护车来之前,深圳地铁工作人员与周围行人无人上前对梁某进行施救,梁某家人将深圳地铁告上法庭。
周强对当时的情形印象深刻。“整个社会非常缺乏急救知识,也反映了他人倒地我们到底扶不扶的伦理问题。”
事件经媒体曝光后,深圳市从政府到社会层面,都在反思应当如何做急救知识的宣传与培训。
2015年,深圳本土企业、AED研发公司迈瑞医疗联合数位深圳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在深圳人流密集场所配备AED设备。实际上更早之前,来自深圳地区的医疗卫生代表委员就开始呼吁铺设AED设备。
“深圳每天(平均)有一个人猝死。”2013年1月,深圳市人大代表、妇幼保健院院长杨卓欣曾向公众呼吁。
2017年6月,深圳市卫生计生委回应人大代表建议,深圳拟分步实施在公共场所安置AED,争取用10年时间达到每10万人口配备100台AED的国际水平。
2017年10月起,第一批500台AED先后被安装配置在地铁、机场、养老院、体育场馆、高校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以及深圳交警铁骑摩托车上。
在AED铺设前后,深圳先后出台了《深圳市2017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深圳市“十三五”AED配置使用实施方案》《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急救条例》等文件。文件显示,2018年深圳采购1000台AED,而到2020年,将完成5000台AED采购及安装。
“2017年国内没有人搞过,当时胆子不能太大。只能尝试报一下,500台行不行?”牵头制定上述方案的周强回忆采购第一批AED时的场景。
出乎周强意料,政府很快从政策层面将AED的投放纳入民生工程。“纳入了统一规划,深圳市急救中心就不用在每一次需要采购时重新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需求。”周强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根据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中标结果公告显示,2017年12月和2019年1月,深圳市政府分别支付1048.5万、2039.3万元,采购了两批总共1500台AED设备。
“深圳之前很多AED投放都来自于个人或企业捐赠,但只有政府统一推进、采购、立法,才能大范围将AED铺设开来。”胡彬认为。
周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AED的铺设,更重要的是让市民掌握急救知识。“铺设了却不会用,和没有铺设的情况差不多。”
因此,急救中心给出的培训方案,是每铺设一台AED,要对这台设备周边十人进行设备的使用培训。2019年10月,深圳市急救中心面向社会提供了逾一万名培训名额,向市民免费开展包括心肺复苏、AED使用、外伤包扎、异物卡喉急救技术在内的初级救护员培训,这也属于深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当中的一部分。
2019年12月4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体育中心的羽毛球馆,旁听过培训的保安队长万代红和同伴利用场馆中的AED,成功救援了一名倒地男子。
改变
公众的急救理念
“AED的配备能够充分缓解救护车到来之前的救援空白。”在采访中,周强多次强调。
据周强计算,深圳市急救车的平均到达时间接近13分钟,“与上海相比仍有差距,但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与此同时,随着深圳近年来因为心脏问题拨打急救电话的数量剧增,从2010年一千八九百人上升到2018年两千七八百人,急救中心也面临着院前急救人员不足、急救车数量不够的窘境。周强发现,“将AED除颤用在中青年人的身上,生还几率将大大提高。”
“但刚刚开始投放这台机器时,谁的心里都没底。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救人,能救多少人。”周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7年底,深圳在公共场所投放500台AED,刚开始推广,却面临着公众接受度不高、不理解的难题。“一台设备,从采购到后续维护,平均下来需要两万,如果它被偷了怎么办?存放单位担心责任归属,不愿意接受这台设备又怎么办?”
而胡彬在全国推广AED的过程中,发现更为现实的问题:有的将AED上锁或放置在封闭的办公室中;有的AED无人巡检,无法正常使用;有的设备周围人员培训和复训不重视……
“实际上,维护、保护AED的正常使用,要比采购、配备更为重要。”胡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为此,胡彬所在公司专门研发了一款适合公众投放的AED。胡彬介绍,与家用版本相比,投放到深圳公共场所的AED都带有4G装置,会通过统一的后台管理系统实现仪器管理,检测仪器是否正常工作,是否需要更换耗材等问题。AED设备的管理则是由专门的运营维护公司、深圳市急救中心和设备存放单位共同维护,打消使用单位的顾虑。
周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深圳市民的公共急救意识在这几年显著提升。“之前大家担心,把AED装在自己的楼下,机器丢失、遇到需要抢救的人,自己要不要负责。现在经过立法的保护和媒体的宣传,已经开始有单位、机构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安装AED。”
目前,在公共场所存放的每一台AED,都与深圳市急救中心的控制台相连接,只要其中一台AED被移动、启动除颤,深圳市急救中心都能及时收到信息。
面对该不该救路人的疑虑,周强认为,从民法总则的修改,到《深圳特区救助人权益保障法》,再到《深圳经济特区急救条例》的生效,为愿意救人的人提供了法律保障。而AED的铺设和相关知识的培训,则给救援提供了相应能力。平日里媒体的宣传提高了公众对急救知识的接受度,而急救中心、平台维护中心以及铺设单位的配合,则为AED后续的管理提供了支持。
2020年1月3日,南方周末记者正在采访周强时,深圳市急救中心副主任朱虹敲开会议室的门,告诉他急救中心又检测到深圳石厦地铁站内一台AED被打开,并启动了4次除颤。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