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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4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池子华 崔龙健
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会暨金中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前排右六为拉贝）■ 池子华 崔龙健
2019年9月23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举行《日内瓦公约》签署70周年纪念活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并发言，向世界讲述了三个与中国有关的人道主义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约翰·拉贝。
临危受命：
为建立安全区奔走呼号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受西门子公司之聘赴中国经商，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淞沪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国民政府西迁，南京岌岌可危。鉴于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在上海成功建立南市难民区的经验，多人倡议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举荐拉贝担任主席。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初创，拉贝等人面临的问题不少。首先是安全问题，即获得中日当局不对安全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中国方面进展顺利，11月26日，杭立武便向拉贝转达了蒋介石的赞同意见，南京市长马超俊在29日中英文化协会例会上，当众宣布了这一决定。然而，日本方面却迟迟不予答复。
拉贝试图通过德国当局获得日本方面答复，未获成功。他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伯尔写信，也石沉大海。但是，拉贝没有放弃。27日，他通过美国大使馆再次给日本驻华大使发去电报，请求予以友善考虑。
电报发出后，他一边谨慎地筹备南京安全区工作，一边等待日本当局的答复。12月2日，饶家驹通过美国大使馆转来消息，日本当局对建立南京安全区予以否决。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在拉贝看来，这样的外交措辞虽留有余地，却已令他非常满意。凭借这个半官方声明，拉贝开始了南京安全区各项准备工作，并于12月4日开始接收逃难而来的中国平民。
鼎力支持：
成立红十字南京委员会
伤兵问题同样棘手。从淞沪战场转运内地的中国伤兵多数因交通问题滞留在南京下关码头，等待救援。11月7日，南京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下关伤兵接待部”，由美国人约翰·马吉负责，为这些中国伤兵提供医疗救助。但是，日军日益接近南京，这些伤兵的安全问题愈发令人担忧。
12月12日，拉贝决定接收中国伤兵。第二日晨，拉贝和马吉等人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集会，宣布成立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会后，他们马上接管了三处分别设立在原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军医院，并悬挂红十字旗，召回医护人员。在返回途中，拉贝救下约600名中国士兵，将他们安置在原外交部和最高法院。
为了便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开展人道工作，拉贝尝试提请日本当局批准。12月14日，他分别用英语和日语写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日军指挥官，但未能如愿。15日，他又给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德康写信，也未能奏效。很快，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接管的军医院遭到日军严格管控，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但拉贝仍然尝试各种努力，尽力为中国伤兵提供帮助。
铁证如山：
勇敢揭露日本士兵暴行
日军进入南京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安全区也未能幸免。拉贝直言：“前一段时间我们所经历的狂轰滥炸和连续的炮击同我们眼下所经历的可怕时期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12月16日，拉贝给福田德康写信，痛陈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的种种暴行，并随信附上15起具体案例。17日，他又给日本大使馆二等秘书福井喜代志写信，要求日军立即恢复秩序。
但是，暴行仍在继续。拉贝只能竭力帮助正在遭受苦难的中国人。17日，在拉贝住所院墙后面小巷子的一所房子里，一名中国妇女遭到日本士兵强奸，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拉贝费了很大功夫，弄到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鼓楼医院救治。18日，拉贝刚回到家，一位中国邻居来求救，有4名日本士兵闯进他的家中，其中一个企图强奸他的妻子。拉贝赶紧冲过去施救，避免了惨剧发生。
拉贝的住处收容了好几百名中国平民，经常有日本士兵翻墙而入。18日晚，几名日本士兵翻墙而入，企图强奸中国妇女时，拉贝正好回家，及时制止。19日晚，又有6名日本士兵翻墙而入，遭到拉贝的严厉呵斥。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为了保证安全区内20余万人的安全，21日下午，拉贝和其他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在鼓楼医院门口集合，朝日本大使馆进发。他们打算以集体的力量，迫使日本军事当局做出改变。拉贝在日本大使馆做了代表发言，但他的要求被日本军事当局回避了。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断搜集日本士兵暴行的证据，定期向日本大使馆通报，并收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拉贝在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会他的日记中记载了相关证据，成为今日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本文系2018-2019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阶段性成果，作者池子华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作者崔龙健系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拉贝日记》节选
1937年12月12日
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子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完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
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里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1937年12月14日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
1937年12月19日
我们房子的南北两面都发生了巨大的火灾。由于水厂遭到了破坏，消防队员又被日本士兵抓走了，所以我们爱莫能助。国府路整个街区好像都烧了起来，天空被火光映照得如同白昼。住在我院子里的300~400名难民(我已经根本弄不清楚在我的院子里究竟有多少难民了)为了御寒挡雪，他们用我提供给他们的草席、破旧的门板和金属板搭起了小棚子。
1938年2月3日
我家院子里的70个姑娘和妇女双膝下跪，频叩响头，嚎啕大哭，令人可怜。她们不愿意离开我的院子，因为她们害怕遭到日本士兵的强奸。她们不断诉苦说：“你就像我们的父母，你保护我们到现在，可不能把我们甩下不管啊!如果我们受到污辱不得不死，那我们宁愿死在这里!”
对这合理的诉说，我不能无动于衷，我允许她们留下来，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离开了。
1938年2月8日
早上8时，所有妇女和姑娘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立在我们院子中央的小路上。我要动身去委员会总部，刚一出门，她们就双膝下跪，跪在潮湿冰冷的水泥地上不起来。我通过她们信赖的刘司机对她们说：“日本人和自治委员会公开宣布，你们今天必须离开难民收容所(即安全区)。如果你们想留下来，我个人也不反对，我不会赶你们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