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施襄臣赴豫赈灾的《函关秋赈图》

■陆阳

 

1930年前后，河南遭遇到了历史罕见的旱灾，连续数月滴雨未降，田亩荒枯，赤地千里。天灾未去，人祸又至。从1930年5月起，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又爆发了中原大战，作为主战场的河南更是雪上加霜。“汝洛陕灵，军匪屯集，划区征发，搜刮如洗。衣被釜甑，悉供军用；升米勺粟，毫不留遗；门窗梁柱，咸充军柴。军队40万，土匪20万，佥仰灾民供给。”河南大地哀鸿遍野，万千民众生活在生死边缘。

 

远在千里之外的无锡实业界听闻消息后，紧急组织赈灾队伍，奔赴豫西的重灾区陕县、灵宝等地开展赈灾，上演了一出出殊为感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虽经历80余年岁月的洗涤，但时至今日仍闪烁着动人的人性光芒。

 

无锡对豫西的赈灾，从旱灾起始之时的1929年初夏即已启动，由无锡中国银行堆栈经理施襄臣主持。当时，他大病初愈，身体虚弱，但仍然前往，调查灾情，统筹策划赈灾方案，同时向无锡各界募集资金，组织力量分赴在陕州、灵宝等地分设了数十所粥厂，救济饥民，还在灾民逃难的中转地徐州也设立了粥厂。当时，过路的军队经常借“施粥”的名义强拉壮丁，使得百姓听到赈灾的消息都不敢前来。于是，他们先挨家挨户地赠予食物，广而告之，后来领粥的饥民越来越多。每天施完粥，他们还会再施予一小碗大米，保证不让见到的人饿死一个。随着灾荒的蔓延，开始发生抢劫物资的事件。为了保证赈灾粮食的安全，无锡的赈灾队伍把粮食集中到当地的土地庙中，集中看管，婉言谢绝了村民劝其住进家里的邀请。很快，冬天到了，大家就在地上铺满稻草，席地而眠，度过了一个个寒冷难涯的日子。

 

第二年，也就是1930年的秋冬，旱灾稍有舒缓，蝗灾却又肆虐，田间庄稼被啃食一尽。无锡各界又一次来到陕县、灵宝等地分设粥厂，直至中原大战战火逼近，才被迫撤回。冬天，战事稍稍缓和，无锡的赈灾队伍未等过年，再次前往赈灾。施襄臣因事而未能同行，吩咐其他人先行。不料，赈灾之事因为一件小小的事故而不得不停止。灾民惶急不安，急急向无锡发出函电，恳求施襄臣亲自前往。

 

1931年正月，春节刚过，施襄臣亲自来到赈灾一线。他发现“迫饥寒者近五万人”需要救济，粥厂必须延续至麦熟之后。这大大超出了原先的预料。于是，施襄臣向无锡方面发去急电，追加募集钱款和粮食。无锡方面也给予以了大力支援，很快钱款和粮食如期运到。灾民一片欢欣，有些灾民当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对此，《陕县志》有着详细的记载：“民国二十年三月，无锡红卍字会，溥仁慈善会、公济会三团体，派过子怡、华博臣、李世德及曾在县施赈之何维周来县调查灾情，先申汇来赈洋一万元。在县境南关设粥厂一处，无锡各慈善团体派施襄臣、惠子刚携款增加县南关粥厂小米195包，并陆续施洋三百余元。此外，七区观音堂、二区会兴镇、四区张茅镇、五区菜园镇，复以万五千元，就近购买小米，分设粥厂四处。”

 

到了夏天，“五月熏风大麦黄”，赈灾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在豫西整整忙碌了大半年的赈灾人员，终于陆续踏上了返程。然而，中原大战战火又起，豫西至郑州的铁路又一次阻断，最后撤出的过智修和何维周两人被迫滞留洛阳。过智修突患急病，由于灾区缺医少药，不能及时治疗调养，不幸去世，年仅37岁。离锡前，过智修妻子觉得农历年关将近，家中上有年迈婆母，下有11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自己又身怀六甲，实难支撑。过智修安慰说：“救灾如救火，早点去可以多救不少人命。此行大概到端午就能回家，家中只好辛苦你了！”过智修还为即将出生的宝宝起了名字：“生男叫瑞生，生女叫毓华。”不料，一别竟成永诀，义士客死他乡，刚刚出生的小女儿从未见到这位大爱无疆的父亲。

 

当时，无锡各界不但拿出钱粮救助百姓，还尽力保护和修复当地有名的文化故迹。陕县、灵宝一带，在周代时是召公的主政区域。召公，本姓姬，是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兄弟，是西周初年有名的贤臣。召公勤于政事，经常到民间视察民情。相传他每到一个村子，总是在田间地头处理事务，累了就坐在甘棠树下休息，渴了就摘甘棠树上的果子吃。召公的故事，记载于《诗经》。后人为了纪念他，还特地建立了召公祠。施襄臣在赈灾之余，慕名前去祭祀，发现该祠“墙倾栋摧，上无盖障”，毁于战火，于是“醵资鸠工”，重新修葺。事毕，请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撰写《陕州召公甘棠庙碑》。文中不仅记叙了陕州赈灾之事，而且倡导陕州人民发扬召公敬德保民精神，不贪财物，不作盗贼，努力耕作，再歌甘棠。

 

施襄臣回到无锡后，画家诸健秋被赈灾义举所感动，专门绘制了《函关秋赈图》。党政要人、社会名流纷纷题辞予以褒扬。宋子文题“函谷生春”；于右任以诗作题“河岳声凄夜哭哀、遗黎百万苦成灾，雄关晓日迎秋爽，为报施翁放赈来。”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刘峙题的是“境称慈父”。而时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则题称施襄臣为“愷悌君子”。

 

豫西大赈灾，前后持续三个年头，是无锡各界跨地区赈灾中规模最大、效果最显着、影响最广泛的一次，也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次豫西大赈灾，一个名叫“溥仁慈善会”团体在其间出力最多，作用最大，而“溥仁慈善会”是以唐保谦、唐申伯、孙鹤卿等为代表的近代实业家所倡导设立的。

 

无锡的近代实业，自1896年创办第一家近代企业业勤纱厂开始，至20世纪30年代之时已经初具规模，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增长，并且形成了荣家、薛家、杨家、周家和唐蔡、唐程六大资本集团。唐保谦，正是唐蔡集团的创始人和主持者，他与蔡缄三及其弟唐申伯等人集资建设九丰面粉厂和庆丰纺织厂。孙鹤卿虽然没有跻身六大资本集团行列，但也拥有数家缫丝厂，富甲一方，且兼无锡县商会会长之职，权倾一时。

 

正由于唐保谦、孙鹤卿等近代实业家的兴起，并在物质资源方面给予鼎力支持，才使得这种跨区域的赈灾救济活动得以持续进行。除了豫西大赈灾之外，搜索史料，唐氏的赈灾活动从民国建立之初即已开始——

 

1917年，直隶霸县赈灾，唐氏家族除拨济棉衣、粮食之外，九丰面粉厂在上海的批发处则成为物资中转站。同一年，苏北二十余县遭遇旱灾、蝗灾，继遭水灾，灾情之重数十年来所未有。唐保谦的同门兄弟唐宗郭、唐郛郑大部分时间都在苏北忙于义赈。唐郛郑冒雪走穷乡，风餐露宿不说，还几度遭遇土匪持枪抢粮，但他临危不惧，最终把粮食送到了灾民手中。

 

1915年冬春之际，黑龙江发生水灾。唐郛郑亲往施赈，天寒地冻，冰雪没踝，朔风砭肌骨，突发中风，几乎丧命。幸好儿子带着粮食和药剂，追踪出关，在其悉心照料之下，才得以活着回到家乡。

 

1917年，直隶霸县、沧县等处惨遭水灾，唐郛郑主持这次义赈，接连几个月，返回时面色黧黑，家人几乎不敢相认。

 

1919年，湖北火灾，唐保谦长子唐肇农支持过冬棉衣六千余件。

 

唐家的义赈，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之时。此后，1928年溧阳水灾、1934年溧阳旱灾、1935年济宁、崇明水灾，都有无锡唐氏赈灾人员的身影。对于唐家的义赈，时人如此总结：“施赈区域为省凡十有一，为县凡百余，所全活以百。”

 

唐保谦自奉简约，60岁时特地把子孙叫到跟前，作出决定：“生勿称庆，死勿靡丧，作为家箴”。70岁时，他把家中准备祝寿的钱全部捐出，用于赈灾，并设立慈善基金，“将岁息之半永作义举”。1936年底，唐保谦逝世，丧事极简。双目失明的唐文治亲往吊唁，听到“穷乡茆屋、鳏寡茕独、颠连无告之氓奔走巷哭”，唐文治不由感叹：“君积德之厚，有以感人于无穷也”，“倘能人人取法，则世界自然大同”。

 

今天，当我们回顾无锡实业界豫西赈灾的往事时，不禁为这些前辈的善举所深深折服，这是无锡这个城市数千年来深受仁义思想和慈善理念熏陶的结果。我国传统慈善理念的核心在于“积善积德”，即通过帮助别人，积累功德，从而获得冥冥之中的神明的肯定，护佑行善者本人及其后人的幸福，称为“福荫”、“福报”。而唐氏家族的慈善理念，已经超越传统，更多的具有“公平”、“责任”等近代因素。在他们看来，“天地之大，人犹有憾，惟在善人有以弭之，为人生之天职”。造物生人本身应该是公平的，但因为社会人事的争夺造成了种种错动和分化，这就需要志士仁人挺身而出，加以弥合，还天地间一个公平。所以，他们特别强调“损己之有余，以弥人之不足”，每当各地发生水旱凶荒，他们就会“绕室彷徨，甚至兄弟对泣，相誓必尽心竭力而后已”。为了赈灾救人，不仅捐款捐物，而且放弃舒适的生活，常年奔波在荒凉苦寒之地，乃至置生死于度外。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自为的责任感、使命感。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唐氏家族的善举也有经济利益驱动的因素在内。作为赈灾的主要区域的陕县种植棉花85000余亩，邻近的阌乡、灵宝也都分别在11万亩左右。这些地区生产的棉花纤维色白有丝，特别适合纺细纱，是苏沪地区棉纱厂的抢手货。而且随着陇海铁路的开通，陕县、灵宝更是成为当地棉花的重要集聚地，无锡的唐家、荣家常年在那里设庄采购棉花。事实上，陕县民众知恩图报，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产棉花优先供应无锡唐家的工厂，而且价格优惠。这样一来，唐家基本垄断了那里的棉花市场，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承认慈善行为的经济驱动，并不会因此让慈善行为在人们的观感中失去人性的光泽，反而更好地印证了无锡近代实业家身上透出的“义利兼顾”、“兼济天下”的精神内涵。

 

在近代，大江南北实业之发达，首推无锡、南通；“至于善举，锡邑更不居人后，标光所至，屡传口碑”，在当时国内城市中堪称首屈一指。这一时期无锡工商实业家和慈善工作者、志愿者，以自己的理念和行为，培育了内涵丰富的慈善文化。这是前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道德精神遗产，继承并弘扬这份文化遗产，将为新时期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谐树立实在的标杆，同时也注入充盈的活力。

 

（据《太湖》杂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