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新闻
2019-03-26 来源 :公益时报 作者 : 于俊如
_b.jpg)
■ 本报记者 于俊如
近日，非营利组织领域的知名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 Salamon)在中国发布其著作《慈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与社会投资的新主体和新工具指南》一书的中文版，并在北京、深圳等地举办多场沙龙，探讨他眼中的“慈善新前沿”。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对该书表述的观点极为赞赏，并表示：“尽管目前关于这些新的前沿理论还有很多争议，但如果没有争议，我们就没有必要研究。”
据了解，这本由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引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公益著作，由萨拉蒙耗时三年完成。2017年萨拉蒙教授受聘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荣誉教授时，曾将该书的英文版赠送给学院。2018年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正式将该书引进译介，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9年3月出版。
萨拉蒙在书中表示，世界各国的慈善事业正在发生一场全新的变革，私人投资进入慈善领域已然成势。继其早期对全球四十余个国家第三部门运作及经济贡献的研究，萨拉蒙在书中就慈善领域正在变革中出现的新行为主体与新工具，分析慈善新前沿理念和当前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现状。
在本书的发布仪式当日，《公益时报》记者有幸专访萨拉蒙教授，后者在阐述“慈善新前沿”理念的同时，还结合书中理念对中国公益做出了独到见解。
《公益时报》：《慈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与社会投资的新主体和新工具指南》主要讲的是什么?
萨拉蒙：首先，是对公益金融领域的专业术语进行阐释，什么是“资本栈”?什么是“小微金融投资工具”?什么是“捐赠人建议基金”?重温“慈善”这个古老词汇的历史意义，摒弃它聚焦于赠款或资助的有限性，重点强调它的真正内涵，即通过多种工具和方法将私有资源转化为公共福祉。
其次，呼吁人们关注慈善新前沿崛起的运作机制——杠杆。公益慈善的发展，需要注重公益与金融的结合，结合的过程中不仅要聚焦于公益金融实体，更要打通与更大规模资金池的渠道。若可让有限的公益资源和大量私有(及公有)投资资本之间产生连接，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再次，提醒人们对公益金融领域面对的风险保持警惕。如何判断绿色金融是否为虚假的环保行动?如何确认社会企业并非普通企业?在大家对公益金融的发展前景和潜在贡献普遍保持乐观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谨慎界定公益金融和普通金融之间的划分标准，从而确保其特殊效益的合理性。
《公益时报》：您所说的慈善新前沿与传统慈善相比有什么区别?
萨拉蒙：传统的慈善主要是依靠基金会以及个人的捐赠去开展它的活动;新的慈善的概念用了多种不同的投资基金，股权基金、贷款基金、债券基金，针对某一些地区的基金或者只针对某种类型活动的基金，所以有一系列全新的行动主体。
传统的慈善主要关注营运收入，这一年要取得多大的收入才能继续营运下去;但是新的慈善，实际上更多关注投资的成本，关注的是更长期的一种增长，而不仅仅是一年的收入，如果你仅仅只关注一年，你在竞争的市场中很可能很快地被淘汰，必须要关注的是投资的资本才能够在竞争的市场中不断地抓住一些新的竞争的机会。
传统的慈善用的是一种工具，拨款、赠款，就是捐赠，比如说其它基金会的捐赠;新的慈善用的多种类型的金融工具，比如贷款、债券以及股权基金。
传统的慈善只通过一种类型的机构就是非营利机构去开展;新的慈善更多的有社会企业、社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形式以及社会的合作社，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工具，它是将盈利以及社会目的两者捆绑在一起，有很多不同的组织模式。
传统的慈善实际上关注的社会回报，它可能主要关注这个领域或者仅仅关注社会的回报;新的慈善关注的是要有一个平衡，社会和财务回报的平衡。
传统的慈善杠杆力是有限的，对于新的慈善，杠杆得到了极大的扩大，比如说一美元的慈善资金，能够撬动5到10美元资金的资本，来放到同一个活动或同一个交易当中去。
传统的慈善主要是关注产出，也就是说这个活动可能支持了多少个孩子上学，建了多少套房子;新的慈善关注的是成果级别的，也就是说活动产出带来了什么样的成果，对多少人的生活带来了多少的影响等。
因此在《慈善新前沿》整个生态系统当中，慈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受益人群没有发生变化，在往上每一个环节都发生了变化，有新的资金来源、新的行动主体进入到这个舞台、采用新的融资工具、依赖新的代理机构去开展活动，所以这就是目前世界的动态，也是非常显著的一个动态。
《公益时报》：目前关于公益和商业、社会企业等都有很多争议，您觉得这背后反映的问题是什么?
萨拉蒙：我想争议背后是一个现实，世界正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环境、气候变化等,资源是不够的。所以他们在寻找各种新的解决方案，去应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些讨论是非常积极的、正向的。
《公益时报》：这也是您提到的解决方式的一种吗?
萨拉蒙：是的，其实解决方案就是要在政府、慈善以及商界之间，找到这种合作的方式，去支持这些社会目的的活动。
政府、商界或者慈善不能单枪匹马地作战，应该联合起来，找到解决方案。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商业也不可持续，慈善和政府也不可能可持续，所以三个部门要找到一种融合的方式，优势互补。
《公益时报》：可否简述慈善在全球所发生的变化?
萨拉蒙：总的来说全球可以将这个变化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超越捐赠。以前传统的利用赠款、捐赠这样的方式来做慈善和公益的工作，现在有新的工具，贷款，贷款的担保，股权、债券等这样商界和金融界的一些工具应用到慈善以及公益人士当中来。
第二，超越遗赠。西方大部分基金会的建立是一个人去世或者去世之前，承诺将他的资产在死后捐赠出去，这是非常传统的方式，现在也有很多其它新的做法，比如说所谓的转制型的基金会，它是来自于其它类型交易的基金会，所以我有特别疯狂的这个叫PTP的想法，比如说这种基金会的创建可以是来自于再转股，也可以来来自国有企业的股份的私有化和销售，也可以是来自被盗资产的整合等，这些都是有很多有本基金和基金会成立新兴的方式。
第三，超越基金会。现在有很多各种不同类型的机构的类型，比如说有贷款基金、股权基金等，还有其它很多不同的实体，他们不同的筹集资金以及使用基金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目的的融资或者公益的事业。
第四，超越现金，比如说很多利用资源公司，物物交换的等这些都是新兴发展的态势，推动社会目的活动的一种新的融资的方式。
这四大现象共同的特点实际上用到了杠杆，通过杠杆原理，用很小的力量来撬动世界上非常巨大的力量，所以慈善界可以利用杠杆的机会将慈善非常有限的资金去撬动在私营部门以及金融部门非常大的资金的池子。
目前慈善在整个的结构以及整个特点上有非常重大的变革，我认为慈善的定义调动私有的资源来用于社会和环境的目的，这是我觉得它的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利用撬动私有的资源来用于社会和环境的目的，目前我们所经历的整个慈善的结构以及它的模式都正在经历着非常剧烈的、巨大的变革。
《公益时报》：您觉得公益慈善发展轨迹是有规律可循吗?
萨拉蒙：没有，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模式、路径。比如说美国，就是一个挺奇怪的路径，相比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可能是更有力促进慈善的发展，而美国本身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国家，却发展出一个非常活跃的慈善环境。比如欧洲，更多是通过政府公共部门的资金，支持公益的发展。另外一点，在全球，可能有很多人会放大慈善捐赠的潜力，实际上，我认为还是应该通过杠杆的作用，才能够将很小的慈善捐赠资金放大，才能够解决更大的问题。比如说美国等一些国家，政府不得不投很多的资金到医疗行业、养老行业等。中国政府则是放到非营利机构来提供这些服务。所以很多服务的资金来源，并不是慈善捐赠，我感觉这种狭义的慈善捐赠，已经走到死胡同了。
《公益时报》：中国的基金会也许可以在全球发挥引领的作用?
萨拉蒙：我觉得当前慈善环境的变化，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中国的基金会未来也许可以在全球发挥引领的作用。
第一，在中国，慈善行业还是比较新兴的行业，包括企业私营部门，也没有非常长的历史，所以还没到坚如磐石不能动的地步，它还在变革的过程中，也不会像有一些国家那样有比较大抵触的情绪。像在美国等其它一些国家，思想比较僵化，因为他们时间比较久历史比较久，他的员工也都是比较习惯做一些资助的工作、捐赠的工作，在利用新的投资工具方面，它没有很大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潜力，更有效地把这些新人的一些做法和一些想法落实到现实中。
第二，中国很多的基金会创始人都在世，这跟其它的很多西方国家不一样，因为在西方，很多基金会都是由去世的人成立起来的，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多推动的力量。而在中国的基金会里面，很多创始人都还在世，很多还是企业家，有很大的潜力，能够将企业创业领域的理念带到基金会当中去，所以这是特别令人觉得很有希望的一个信号。
第三，希望能够澄清一下，非营利部门跟市场、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差别并不是说收费或者利润上的一个差别，而是在利润分配上的差别。我觉得不应该叫非营利机构，应该叫做非盈利分配的机构。政府和非营利机构是天然的合作伙伴，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可以优势互补，那是一个理想的状况。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位置，西欧国家经常被称之为福利国家，应该称之为福利合作伙伴，因为它是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一种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当然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双方都会去嫉妒彼此所发挥的角色，但是他们还是能找到非常好的一个合作方式。
《公益时报》：对于未来的发展，您有预期吗?
萨拉蒙：未来的发展可能取决于政府是不是愿意去推动。现在讲的是慈善与商业的结合，如果政府能够成为慈善新前沿的推动者的话，会发挥很大地作用。比如税收等措施，能够极大的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目前在中国，有发行债券等方式，可以看出政府有意愿去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发展。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应该会腾飞的，慈善新前沿的发展也一定会超越传统的慈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