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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可凡 冯长春 鸦片战争后,在华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教会学校、出版发行报刊、在洋务学堂担任教习等途径传播西方文化,推动“西学东渐”。在此背景下,清末民初上海少儿慈善机构突破传统“直接施舍”模式,实现“教养兼施”的救助体系转型,音乐实践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研究,1930年前后,仅上海一地的慈善团体多达119个。经文献梳理可大致确认,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至少有7所开展音乐教育及活动的少儿慈善机构,分为两类:教会类与华人创办类。前者有土山湾孤儿院和圣玛利孤儿院;后者有上海贫儿院、上海贫儿院、松江孤贫儿院、闸北惠儿院和广慈苦儿院。 松江孤贫儿院的音乐活动 松江孤贫儿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康熙年间(1674年)创设的育婴堂,1910年,增设“孤贫儿院”。民国初年,松江孤贫儿院经费短缺,一度靠音乐会、菊花大会筹款。孤贫儿院几经更名、艰难发展,直至1949年后变为福利院。 孤贫儿院收养的孩童大多来自贫苦人家,孤贫儿在这里半工半读,学习各种手艺,以为此后谋生出路。据相关口述史料可知,孤贫儿院是一所青少年学习文化和手艺的学校。学校共设4个班(1至4年级),开设语文、数学、英语、体育、音乐、常识6门课程,学生还时常会一起唱赞美诗。 据曾就读于孤贫儿院的叶庶淼老人珍贵回忆,他对当时的音乐课印象深刻,因为该课程由宋美龄亲自教授。叶庶淼老人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在音乐课上所学 《孤贫儿院院歌》《天伦歌》以及《谢饭歌》三首歌曲并能完整哼唱。 《孤贫儿院院歌》为七声清乐F宫调式,2/4拍,按歌词内容分为四乐句。第一句交代松江孤贫儿院的地理位置;第二句叙述院史发展脉络,以“至大善事维事功”明确慈善事业的伟大与道德典范意义;第三句以院内儿童人数印证良好发展态势以及“润苗、下雨”“生草、生风”的慈善、感恩之心;第四句引入神学用语“永活”,凸显慈善事业的永恒性,表达美好愿景。 《天伦歌》是1935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故事片《天伦》同名主题曲,由钟石根作词,黄自作曲。歌曲表达了失去父母的孤儿由顾影自怜的迷途羔羊到奋起警醒、“献出赤子之心”、“服务牺牲,舍己为人无薄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大同博爱,共享天伦”的成长与理想。 《谢饭歌》则表现了孤贫儿院为院儿提供膳食,院儿饭前站立唱 《谢饭歌》的情景,歌词“我们进食,先来赞美。一粥一饭,来处不易。上帝施恩,同胞汗血,诚心领受,同声感谢”带有基督教教义色彩,“一粥一饭,来处不易”引用《朱子家训》典故,歌曲内容的“感恩”教育体现了宗教信仰与世俗劳动文明的结合。 据口述史料可知,松江孤贫儿院建有一支“洋乐队”,这支乐队通常会在学校重要活动时进行表演,学生统一着装,甚至城里的富人庆寿、办喜宴时也会请他们演出。这支“洋乐队”可能是西式管乐队,一方面因为这些乐器相对易于学习,另一方面也便于外出演奏携带。 上海贫儿院的音乐活动 上海贫儿院由曾志忞之父曾铸临终前筹办,曾志忞于1908年正式建成。1909年4月20日,上海贫儿院正式开院收儿,并组建贫儿院管弦乐队。该院宗旨为“收养贫儿,使其一能一技为目的,量材培植,以助其成的宗旨”。首批入院贫儿学生有73名(6—15岁),均为寒苦子女。据《上海贫儿院组织及管理方法》所示,该院设“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的教育方式。1913年“上海之战”焚毁女院,曾志忞赴京,学生高寿田接手贫儿院。1914年5月,高寿田曾派31名院生赴京参与曾志忞组织的中西音乐会。同年,曾志忞创办北京音乐济贫院,11月中西音乐会停办后,北京音乐济贫院亦随之停办,这批学生集体返沪。 上海贫儿院音乐科于1909年设立,创办人曾志忞曾留日学习音乐七年之久,其学生高寿田、冯亚雄分别善于演奏弦乐和管乐。优秀的音乐师资使得贫儿院的音乐教育活动在当时上海少儿慈善机构中令人侧目。 上海贫儿院音乐课程设置以西方音乐内容为核心,主要包括钢琴、小提琴、管乐等器乐教学,以五线谱读谱为基础。这种教学方式打破了中国传统音乐“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与音乐教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的史料则较为丰富且为学界所熟知。 在曾志忞带领下,该院成立了一支完全由贫儿院学生组成的乐队。1909年夏季,管乐队建立,曾志忞从院儿中“选年长男儿体力充足者,日课管乐一时,不二月而小管乐队成”。因此,1909年6月13日,贫儿院“开创办人曾君少卿第一周年纪念会”的演出应为管乐队。1910年2月,曾志忞撰文指出“狭义的弦乐”“专指Violin一类”,“院中为增进本国文化起见,特教授是课”。由此可知,贫儿院开办翌年始有弦乐课程之教学。1910年6月13日,上海贫儿院为“创办人曾公第二周年忌诞”举办“恳亲纪念会”,近千名院儿家属及来宾出席,会上上演了“管弦乐与合唱音乐会”。 音乐会中多首歌曲均由曾志忞作词,演唱形式包括独唱、合唱、重唱;器乐演奏涵盖风琴、钢琴、管乐、管弦乐等多种形式。因此,本次音乐会不仅是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首次正式亮相,也是学堂乐歌时期规模可观、极富代表性的音乐教学成果展演。 据民国刊物《慈善》记载,贫儿院乐队后续演出频繁、发展迅速,1911年9月已有管乐男儿38人,足以组成一支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但由于当时物资匮乏等经济原因,曾志忞勉力维持;1913年曾志忞离院北行,由其学生高寿田主事接管,乐队获得更广泛的演奏机会与影响力。曾志忞曾谓:“队儿年幼,经历不过六载”,但乐队演奏达到一定水平已属迅速。1915年,乐队荣获 “巴拿马一九一五年赛会特奖金牌”,还获得外交部、农商部等部门颁发的四枚奖牌。这些荣誉不仅展现了乐队较高的演奏水准,更彰显了上海贫儿院“教养兼施”的创办理念及其卓有成效的实践成果。 (转自《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原标题为《近代上海少儿慈善机构音乐活动初探——以三所孤贫儿院为例》,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