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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行走在慈善路上

人物档案:

    徐永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徐永光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以10万元注册资金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希望工程"。2007年徐永光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该会为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所实施的新公民计划,被称为第二个希望工程。

    他参与创建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了中国公益第一品牌。在同辈开始规划退休生活的“花甲”之年,徐永光又开始了新的创业。这一次,他的战场是中国民营企业南都集团出资兴建的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他的身份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而企业出资兴建的非公募基金会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未来主导力量。

开创中国公益第一品牌


    可以说,徐永光,这个创造了中国公益第一品牌的温州人,将自己的才华全部献给了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
徐永光曾历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副理事长,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这两个机构是官方组建的慈善组织,也是带领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破土发芽,从幕后走向前台的机构。

    徐永光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平民子弟,有着大众化的苦难童年和那一代精英共有的青春奋斗故事。1978年,徐永光抽调参加共青团十大筹备工作后,他在团中央的发展可用“直升飞机”来形容。因为踏实肯干、创新意识强,不到7年,他就从一名普通干事升至组织部长。

    80年代末期,《基金会管理办法》出台,国家鼓励成立“民间基金会”。1988年,共青团中央决定筹办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徐永光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长职务,以10万元注册资金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当时国家的大背景是,我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人还有上亿,每年有100多万小学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书杂费而失学。

    徐永光曾在广西柳州地区进行调查,他发现,“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

    1989年初春,徐永光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在办公室里畅想基金会的发展方向。大瑶山孩子渴望读书的眼睛在他脑海中闪现,希望工程的灵感跃然而出。

    公益事业有三个最佳选择:贫困、儿童、教育。希望工程将这三个点捆到一起,一诞生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关注。到1994年,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总额达到了3.85亿元,救助总规模达到了101.5万名,建希望小学的总数量达到了749所。这些数字,是基金会原计划的10倍、20倍。

功成名就萌退意


    树大招风,青基会也面临诸多隐患,徐永光曾给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另搞一套的“体制磨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自砸招牌”。

    “这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边,每一个隐患的恶性发作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而另一方面,公众要求我们万无一失,这使得我们犹如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每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徐永光说。

    实际上,此时对徐永光困扰最大的,而是民间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制度风险”。从1988年国务院《基金会管理办法》颁布实施直到2004年执行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我国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这意味着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

    “我们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去搞投资增值。”从整体上看,青基会的投资是盈利而不是亏损的。

    2005年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实施,徐永光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完全实现,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而此时的青基会,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培养了一批成熟的专业人才。

    “青基会有没有我都无所谓了,我再做其实也是浪费。”受《道德经》“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影响,徐永光萌生了退意,相继辞去了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

做非公募,我的野心更大了

    2005年初,受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的邀请,徐永光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这一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提出要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徐永光任大会组委会秘书长。他急切地想让草根组织登堂入室,在他推动下100多位草根组织代表应邀参会,一批草根组织代表获得中华慈善奖的殊荣。徐永光自己也被最基层的这些民间公益组织朋友们的精神感动得难以自已,也为他们的困难和艰辛忧虑万分。他写过一篇《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的文章,现在他想自己试试了。

    中华慈善大会一结束,徐永光就向范宝俊会长提出辞职,理由是:“我的心野了,收不回来。”

    他的野心就是筹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

    2004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个人和企业出资成立基金会得到了法律认可。还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任常务副理事长的徐永光备受鼓舞,写了一篇题为《非公募基金会: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的文章,推断未来中国最具实力的基金会将是由私人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

    2006年,徐永光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2007年2月4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会筹办人的身份露面中央电视台《春暖2007爱心总动员》,并宣布出资千万元支持农民工子女教育。顷刻,他的短信爆棚了,有人称他是凤凰涅槃,有人打听“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出资人是谁。

    实际上,这个基金会将由南都集团出资1亿元人民币注册。该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曾在浙江省委工作,是徐永光的同乡兼朋友。18年前,他俩几乎同时下海,一个经商,一个做公益,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办公益的也把公益办出了名堂,两人又走到一起关注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南都基金会的运作模式与国际著名的大基金会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福特基金会通过一个投资组合来实现基金会的增值,南都基金会在理事会下面也设立了一个投资委员会,“这个做法将为国内基金会的投资探出一条路子。”

   在“花钱”方面,南都基金会和福特、盖茨基金会一样,定位为资金提供者。“南都基金会锁定农民工子女教育,80%的支出用于这个领域,我们进行项目招标。”徐永光说,南都基金年会只有五六人管理项目,但是一年下来,“起码有十倍或更多的人来花这些钱做事。”

    “支持民间组织”也是南都基金会的一个使命。“这样不仅让优秀的民间组织有钱做事,还能使资金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有人可能想不通,我们有这么多钱,干嘛要给别人花?我们自己养得起几十个人啊!但是自己养人干活,一定是低效的。” (宋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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