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彤（1865—1938），字筱汀，河南卫辉城关人。王锡彤长期致力于实业，尤其是水泥业，有“中国洋灰大王”之称。他从1892年开始参与慈善，其慈善活动贯穿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涵盖救灾、教育、实业帮扶等多个领域。

　　■ 王云红 汤荣宁

　　 《抑斋自述》是王锡彤的个人日记，记录了他从少年时期直至晚年的言行、见闻、经历以及家庭琐事等。从《抑斋自述》中可见，王锡彤组织或参与的慈善活动具有实业反哺慈善、地域聚焦与本土深耕、从传统救济向多元赋能转型等特点。

　　赈济救灾

　　 近代河南饱受天灾人祸，百姓家破人亡，民生凋敝。王锡彤面对此情景，尽职尽责办理赈务，为家乡赈济出钱出力，取得了显著成效。后来从事实业后，王锡彤一方面在自己经营的企业中向职工为河南灾民募捐，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对地方当局施加影响，救助灾民。

　　 1914年8月，在京为官的河南人在嵩云草堂集会，提议办河南赈济。“盖白狼乱后又值饥馑”，王锡彤当场捐款五百元，这是王锡彤捐钱赈灾的开始。1917年10月，周学熙办义赈活动，王锡彤再次捐款五百元。同年王锡彤参与卫辉的救荒，捐出二百元用作救荒局的日常开支。1929年6月，红十字会发售奖劵，王锡彤以五十元买了十枚，并还其劵，他觉得奖券如果能转售，红十字会就能再得五十元济赈，如果不能转售就放在店里，“将来无论得何奖品，均变价助赈”。红十字会揭晓中奖劵后，王锡彤购买的奖劵中有一劵中了头彩一万元，他按照承诺将所中万元都捐出救灾。这些捐款行为都体现了王锡彤对受灾民众的直接关怀。

　　 1892年，“春旱夏霖，河水大发，城不没者三版。知府曾与九先生，仁人也，捐资散赈，又报大府言灾”。曾与九告知王锡彤，周围邻居因灾害缺食者可密报给他，他来赈济。王锡彤择真贫数十家密报给曾与九。1899年，王锡彤及其亲弟同行五人，赴西北太行山麓，散放义赈二千两，救助山民。这次放义赈的过程中，民众寻衅滋事，王锡彤受辱。辉县官员贪污放赈钱财：“当易银放钱时，托县署为之，乃每两竟减市价数十文。”同年10月，王锡彤与好友李时灿等赴济源放义赈，虽灾情不及光绪三年（1877）十分之一，但山民生活困苦，丰收年间仍然食不果腹。1900年，王锡彤与郭伯英等人分赴济源薰仁里查赈，因人心不平，所施可能为惰民。“吾辈以京官名义张皇号召，而振款不过万两，实惠能有几何？忙中岁月空为断送而已。”真正贫苦之人能否得到救助有待商榷。

　　 1920年，河南发生大旱灾。同年9月16日，周学熙邀请王锡彤商议设立救荒协会。10月4日周学熙邀请王锡彤、李伯芝、王穆庄、言仲远等公司同仁参加，商讨救灾事宜，救助灾民。10月7日王锡彤回卫辉，与李时灿商议卫辉救荒。对于此次灾情情况考察，“诚不为轻，但较余所历之光绪三年尚相去甚远。所苦者，近处无米可籴耳”。由于此次灾情比较严重，于是设立救荒局，以李时灿为局长、王锡彤为副局长，救荒局还邀请当地有名的士绅参加。11月12日，救荒协会开会，周学熙提议为卫辉拨款二千余元救灾。

　　 1907年，王锡彤又与李时灿、刘雪亚、楚子襄等人将明道书院改立为中州公学，专讲法政。因中州公学经费紧张，因而向社会公开募捐，王锡彤任中州公学监督一职。1917年卫辉救荒，王锡彤担任救荒局副局长，“召集有名绅士皆列名其中”，以便后来借用他们的声望来号召捐款。同年，王锡彤返回京津之后，号召京师自来水公司员工捐款，员工们在其号召下，起初捐款二百元，之后陆续捐款近二千元。

　　支持教育

　　 相较于沿海地区，河南地处中原，受到西方影响较晚，社会风气相对保守，再加上经常遭受自然灾害和战火的侵袭，教育水平相对落后，而王锡彤早年进京赶考 “预闻时局变化，开阔心胸”，眼界得到扩展。王锡彤对教育事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创办新式学堂和支持教育改革上，这与其理学背景和经世致用思想密切相关。他与好友李时灿一同创办学校，以自身力量促进河南新式教育发展。

　　 王锡彤创办的新式学堂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经正书舍。1898年，王锡彤进京朝考，为购书提供契机，“每人摊银四两，敏修又以其车马局薪水，集合百两，统交余作购书之用”。他在北京琉璃厂书肆购得书数百种，为经正书舍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01年，王锡彤“以六百两购西门内苏给课故宅，以二千两修理之，下余放典肆出息，亦有数千两，供常年经费”，经正书舍得以成立。他还在“筹防撤局之后，举其所余毕纳于此”，设法使经正书舍正常运转。王锡彤对慈善教育的投入，缘于其自身对知识的敬重和超出平常人的眼界。他19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后虽多次乡试落第，但始终没有影响到他对新知识的追求。王锡彤在日记中写道：“境遇虽逆，读书有余。盖将八股试帖小本子一切抛去，则每日除教学生外，尽有暇日以读史。”晚年的王锡彤更是闭门谢客，隐居天津，钻研学问，读书写作。1917年城内店肆倒闭，欠公款万余元，欠款多来自经正书舍、中学校、小学校和同善堂。店肆资不抵债且现款不易筹集，况且经正书舍包含李时灿和王锡彤二人的心血。为了使学校得以存续，王锡彤“以中原公司股票一万余元，又益以现款三千元购得之，于是经正书舍及中小学校同善堂等，不惟原本归还，并利息亦全付”。王锡彤通过出租商铺、土地增值等方式重建教育基金，不仅挽回损失，还使经正书舍的书费增加。这种以实业资本反哺教育的模式，开创了近代教育公益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王锡彤积极支持教育改革。一是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1902年，王锡彤受聘任盂县溴西精舍山长，除讲授儒家经典外，还传授工矿业、纺织业等现代工业知识。1905年应禹州知州曹东寅聘请，王锡彤出任禹州三峰实业学堂山长，该学堂实则是为让他主持治理禹州三峰矿务公司而设。1906年他参与筹建中州公学，引入日本教习“专讲法政”，并促成北洋政府拨款支持，使其成为河南近代高等教育标杆。二是女子教育的破冰与示范。1905年王锡彤建立了卫辉第一所女学堂，“王锡彤家塾曾辟为女学堂，召数十名女童入校学习”，开设国文、算术、家政等课程，其改革比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早两年，成为豫北女性教育的先驱。

　　 实业反哺慈善与本土深耕

　　 王锡彤的慈善理念在近代社会变革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实业反哺慈善的务实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既源于他对国家危亡的深虑，也得益于他对西方文明的观察和思考。王锡彤的实业反哺慈善理念还体现在他对慈善事业的系统化思考上。单纯的救济只能解一时之急，而通过实业发展带动的慈善才能实现长远的社会改善。因此，他在经营实业的过程中，始终将社会责任放在重要位置，通过企业的发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王锡彤的实业反哺慈善理念在卫辉华新纱厂的创办过程中得到了有效体现。

　　 1919年，他在参与筹办华新纺织公司河南分厂时，力主在家乡卫辉建立纱厂。他的初衷非常明确，因深感桑梓地瘠民贫，早就想以工代赈谋惠于家乡。王锡彤在视察卫辉纱厂工程处时，下令多招小工垫土，让灾民参与工厂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劳动换取生活所需。这种以工代赈的模式具有多重意义：一是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改善了民生；二是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产业升级；三是培养了技术人才，为地方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源；四是通过企业经营为慈善事业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来源。

　　 王锡彤的慈善活动有着极为浓厚的乡土情怀，他对家乡河南卫辉地区的慈善活动尤为关注和投入。这种乡土情结源于他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传统士绅的责任意识，使他无论身处何地，都始终心系家乡的发展和乡民的福祉。作为卫辉地区的士绅，王锡彤早年就积极在家乡参与救助乡民、发放义赈款等慈善活动。即使后来北上京津经营实业，家资渐丰后，他仍然保持着对家乡卫辉慈善活动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投入。这种地缘性的慈善倾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士绅饮水思源的文化心理和社会责任意识。

　　从传统救济向多元赋能的转型

　　 王锡彤的传统士绅身份下的慈善活动一直持续到1909年。这一阶段王锡彤的慈善活动具有明显的传统士绅慈善特点：一是以个人道德驱动为主，强调慈善是士绅的社会责任。王锡彤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强烈的道德责任感。18岁报考汲县淇泉书院时，被老师质疑文章不是自己所写，王锡彤请求面试，“姑不必论，今请面试以辨真伪”，最终以其才华赢得了认可。这一经历反映了他早期就具备自信与担当精神。二是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临时性救济为主。王锡彤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参与了一些临时性的灾荒救济活动，像是施粥、施钱等传统救济方式。此时的王锡彤参与的慈善活动普遍缺乏系统规划，更多是面对灾荒的应急反应。

　　 王锡彤慈善转型的表现，其一是理念革新。早年作为士绅，王锡彤参与地方慈善赈济，例如在家乡参与救助乡民发放义赈款，此时的慈善行为更多是基于士绅的社会责任和恻隐之心，属于传统慈善救济。随着王锡彤北上京津经营实业，他的慈善理念逐渐发生变化。1920年河南发生大旱荒，王锡彤参与设立救荒协会，他不仅自己捐款，还考虑到以往放赈的弊端，提出以工代赈、贷款给有地农民等方式，注重从效益上解决灾民的生存问题。其二是慈善活动组织形式变化，从个人行为到机构运作。早期王锡彤的慈善活动多为个人行为，例如他以个人名义参与地方的赈灾救济，缺乏固定的组织和制度保障。1920年救荒协会的设立，标志着王锡彤的慈善活动开始向机构化运作转变。他与周学熙等实业家共同发起成立救荒协会，明确了组织的领导架构和职责分工。王锡彤担任汲县救荒局副局长，负责具体事务的协调和管理，使慈善活动能够更加系统、有效地开展。其三是系统性危机应对意识的形成。传统慈善多为临时救急，而王锡彤在1920年的灾荒中，不仅发放赈济物资，还通过银号贷款给农民购买种子、农具，“并如期还本者，利息全免”，帮助恢复农业生产。这种放赈和生产扶持相结合的组合策略，已具备近现代灾害管理的雏形。其四是权利意识的萌芽。王锡彤在致河南省长的信中强调赈款当尽用之灾民，并要求“请饬地方官保护散放”，体现了对灾民权益的重视。这种将救济视为公众权利的思想，突破了传统慈善的恩赐属性。

　　 （转自《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