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商贸港口和文化重镇，其音乐活动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样貌。其中，公益性音乐演出作为近代慈善义演的重要表现方式，在近代天津城市化进程中逐渐兴起，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风尚。这些演出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汇聚梨园名家、音乐家与教育家，以义务戏、游艺会、音乐会等多种方式，共同筹集善款，致力于贫困救助、灾民赈济、教育扶持等慈善事业，并在无形中推动了天津城市音乐文化的深入交流与广泛普及。

　　义务戏：传统慈善音乐活动传承

　　 义务戏作为近代慈善义演的重要形式，滥觞于晚清上海，最初由京剧界人士为帮助同行或赈济灾荒而办，演员多不取或微取酬劳。此风自京津沪发起，迅速席卷全国，成为清末民初民众投身慈善的重要途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义务戏体系渐趋成熟，成为天津慈善音乐演出发轫之初的主要形式。其中，梨园名伶与票友两大群体构成了义务戏的中坚力量，他们以艺为媒，共襄善举。

　　 一、梨园名伶贡献力量联合献演

　　 1926年10月，天津八善堂举行慈善救济活动，特邀梅兰芳、杨小楼等名伶在天津新明大戏院连演三天义务戏。整场演出，以梅兰芳和杨小楼合演的经典剧目《霸王别姬》和《回荆州》最受关注，“别姬一剧，梅之舞剑，脍炙人口，此剧梅杨并重，然坐客于虞姬自刎后，即纷纷出场，几成定例，是观者心目中，固专注虞姬也……小楼之霸王，气度极为雄阔……真有声泪俱下之概！沈华轩、周瑞安辈，竭力模仿，终不能拟。”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一生积极参与慈善义演活动。作为极富盛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叫座能力无人能出其右。自1920年“崇林社”成立至1939年，梅兰芳的慈善义演达到高峰期，本次义演正值此阶段。当时报道虽未提及此次活动的筹款金额，但从1929年梅兰芳、杨小楼、程砚秋、马连良等名家在张家口万全县的义务戏演出可知，仅《霸王别姬》演出一日就筹得三万多元善款，足以展现梅氏非同一般的社会影响力。

　　 20世纪30年代，梨园赈灾义演在社会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1930年，天津商报为救济陕西灾情举办为期两天的义务戏演出。此次义演特邀杨小楼、荀慧生、王凤卿、张荣奎等诸位名家，上演《长坂坡》《战宛城》《审头刺汤》《汉津口》《群英会》等京剧名作，各家唱腔各异、精彩绝伦。尤以杨小楼与荀慧生二人的《战宛城》最为精彩，“与战宛城，唱白做打，无一不独擅胜场，长坂坡之赵云，于糜夫人投井一场，做作之精细，可谓并世无两，而慧生之饰糜夫人，工力亦正不弱，宛城之张绣，刺婶一场，与慧生合作，相得益彰。”此次合作将二位名家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致。

　　 同年8月，媒体又报道了辽宁西部特大水灾相关义演活动。此次水灾肆虐程度空前，举国上下广泛援助，通过举办义务戏、游艺会等慈善演出向社会开展募捐。此次义演始于9月，起先由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在东北举办赈灾募捐活动，特邀名伶梅兰芳参演义务戏。11月，孟小冬和天津名票朱作舟借辽西水灾发起两天义务戏，诸多名伶名票应邀参加，规模盛大，现场座无虚席，最终筹款三千元。

　　 1931年，为赈济江南水灾，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程砚秋、尚小云等名家在天津春和大戏院连演三日，日夜不断，所演皆为《游龙戏凤》《打渔杀家》《回荆州》《霸王别姬》《双探母》等拿手剧目。尽管本次演出票价较高，每包厢一百元，散座最高价位也达到了十元，但观众热情不减，全场爆满。

　　 1935年，慈善事业联合会在北洋大戏院主办冬赈、冀南灾荒义务戏，荀慧生与高庆奎倾情演出。因高庆奎不常与名旦合演戏，故二人合作的《戏凤》《梅龙镇》尤为难得，“二人嗓子悬殊，两把胡琴一高一低，然尚不失为珠联璧合之作。”本场票价为四元、五元，包厢五十元，共筹善款两千余元。

　　 此外，《北洋画报》等媒体开始重视新世纪女性的形象构建。坤伶因在舞台上的独特魅力与精湛技艺，逐渐成为报刊关注的焦点。1929年，坤伶胡碧兰为助医开展夜场义演，并出演京剧《坐宫盗令》。此次义演票价仅一元，不仅拓宽了募捐的受众群体，也使广大群众有能力购票观看名家演出，丰富了普通民众日常的音乐审美需求和娱乐生活。1931年，孟小冬受《天风报》之邀在春和大戏院登台演唱《捉放曹》为江南水灾募捐。《北洋画报》特附戏装像一幅，只见孟小冬所饰陈宫眉目凌厉、气宇轩昂，带给了读者生动的想象。

　　 以上名角为核心的义务戏均引发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反响，这不仅印证了京剧艺术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折射出名人效应与慈善文化的联动关系。观众基于对名伶艺术造诣的认同，将观赏义务戏既视为审美体验，又作为参与公益的实践方式，显著提升了慈善募捐的公众参与度。演艺界人士亦将此类活动视作践行社会责任的平台，其参与热情既源于同台竞技带来的专业提升，即通过艺术切磋不断精进舞台呈现，更植根于梨园行当“以艺济世”的行业传统，以形成艺术追求与社会担当的良性互动，构建起具有天津地区近代特色的京剧慈善文化生态。

　　 二、票友票房积极参与延续传统

　　 因近代天津繁盛的戏曲文化，票友和票房活动十分活跃。票友群体庞大、身份多样，涵盖政商名流、中产阶级乃至工人群体等各个阶层。个别票友造诣深湛，能传正宗经典，为内行人所师法。票房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演出剧目颇多。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票友逐渐增多，活跃在各票房中。因此，票房积极筹备慈善义演，票友和伶人同台演出也成为义务戏的主要形式。与梨园名伶独挑大梁相比，票友与票房因其多元的身份构成、复杂的社会架构与广泛受众影响，也逐渐引起关注。

　　 为教育筹款是票友、票房积极参与的慈善活动。1927年4月，名伶李吉瑞在天津新民大戏院发起为期三天的助学义演号称“津门四大名票”的王庚生、崔捷三、刘叔度、王君直受邀参加，与孙菊仙、邢兰芳等名家共同出演《翠屏山》《杀山》《四进士》《朱砂痣》《四郎探母》等剧。票友们的戏码是本次义务戏重点，媒体特别报道了王庾生的演出状态：“王君为津门票界老前辈，今津门之稍能哼一字一句者，盖多出其门下，窃其一麟一爪，即大足以自豪矣。”

　　 同年10月，王庾生、高鹤亭、李吉瑞和李克昌等票友还参加了著名票房开滦国剧社为学校筹款的义务戏。整场演出节目角色搭配整齐，票友、名角联袂出演《四进士》《盗宗卷》《连环套》等拿手好戏。“王君为津门票界名宿，此戏又为王君杰奏，配以高君之陈平，可称珠联璧合。”“吉瑞实大声宏，极肯卖力……李克昌君之窦二东，妙毫到巅，得未曾有。不惟票界难得其选，求之内行，又有几人哉。”此外，媒体还对与票友搭档的坤伶群体加以评论，肯定了昆伶的身段、扮相及角色塑造。如马艳云、马艳秋姐妹演出的《虹霓关》：“艳云之活泼玲珑，娇小憨嬉之态最与剧中人身份，适合也。” 又如二人演出的《打花鼓》：“此又一极合艳云身分之戏也，翩若游龙……身段应有尽有，不偷不火，实为难得。”

　　 1929年，鹤鸣社在停办之前为修缮场馆，名誉社长孙菊仙等人在春和大戏院演剧二日。袁世凯次子名票袁寒云应邀参加，与王庾生、陈虎扬合演昆剧《卸甲封王》《议剑》二剧。1930年，《北洋画报》于头版封面刊登了京津著名女票友王惜惜为天津慈惠、文华学校演义务戏的戏照。其中指出王惜惜艺术功底深厚，技艺精湛，独具表演风格，常参与义务演出，心怀善意：“惜惜女士……幼喜歌舞，天赋珠喉，能镕冶当代名伶之精粹于一炉，且善于变化，真妙能入神者也。其音韵之新颖，作工之稳健，均为俗流所不能及。”在媒体对马氏姐妹表演的好评和对王惜惜的报道评语中，都不同程度地暗示女性在文化领域争取专业话语权的努力，也预示着当时社会妇女解放的真实践行。

　　 票友也积极参与赈灾义演。1929年，《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发起为天津杨村筹款修闸泄水的义务戏，连演四天，现场座无虚席，“实开义务戏新记录”。名票王庾生、李克昌，坤伶胡碧兰、马艳秋、马艳芬等各演拿手好戏，刘髯公登台与李克昌合演《黄鹤楼》，虽唱功稍逊于名票，但其寓善于乐的精神得到极大肯定。由此可见各界人士在“戏迷”身份下达成暂时平等，让人产生共鸣，缩小彼此间的距离。

　　 1931年，永兴国剧社为赈济江南水灾，特邀著名武生张荣奎等名伶配合剧社票友参演义务戏。诸多票友中，有两位票友尤为引人注目。其一是一位外籍票友——派拉蒙影片公司驻津代表外侨许佛罗参与演唱的盛况。他表演了《断后》和《黄鹤楼》等名剧：“派拉蒙影片公司驻津代表许佛罗君，演双出，一与姬化歧君之遇后，扮包公，一与张聊公诸君之黄鹤楼，扮张飞，气致伟阔，嗓音宏亮，颇有可听。”

　　 其二是《北洋画报》的第一任主编张豂子（即张聊公）。他所饰《黄鹤楼》中周瑜一角身段流畅、“珠喉玉貌”、表演优越。张聊公本职为戏剧评论家、理论家，自身热爱、擅长演戏，在《北洋画报》曾发表许多有价值的戏剧文论。

　　 《北洋画报》在这则活动史料中突出外侨许佛罗的参与，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跨文化的慈善共同体意识，而对剧评家张聊公登台演唱义务戏的戏剧化评论，无疑提高了演出的看点，扩大了义演的影响力，更将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打造成道德榜样。

　　 义务戏中票友的积极参与，其中蕴含着他们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和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型。天津作为近代开放口岸，政商名流通过票房活动构建文化话语权。票友深耕戏曲，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通过出演义务戏将经典剧目中蕴含的道德伦理转化为现代慈善精神。

　　 以上票友义务戏史料表明，其中蕴含着近代戏曲演出机制的职业与非职业演员协同创新的显著特征。组织者为确保票房收益与艺术水准，在演员选择上采取双重策略，一方面优先吸纳具有较高表演造诣与市场号召力的票友参与，另一方面邀请名伶进行艺术加持。此种“票友担纲、名伶配戏”的独特模式，不仅为票友提供了艺术实践平台，更形成了两个群体技艺切磋与艺德涵养的双向进步，也使伶人获得创新灵感，双方在文化认同中完成技艺传承与剧种推广。新型艺术生产关系的产生、高频次义务戏演出在天津开辟出兼具审美教化与慈善动员功能的公共文化空间，最终促成戏曲艺术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协同发展。

　　 （摘自《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原标题为《〈北洋画报〉天津慈善音 乐 演 出 史 料 整 理 研 究 （1926—1937）》，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