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赈义演，顾名思义，是指为筹集赈灾款项而专门发起的各种义务性演出活动。晚清时期新型义赈活动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传统救荒（亦称赈灾）机制发生革命性演变的重要标志。它不仅传承了本土救荒活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融合了诸多新兴社会资源，成为一项极具特色的现代公益事业。

　　“丁戊奇荒”与民间义赈：发放赈银100多万两

　　 谈及筹赈义演在中国社会中的出现背景，必须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肆虐于华北地区的特大旱灾——“丁戊奇荒”说起。这场灾荒从光绪二年（1876年）一直持续到光绪五年（1879年），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还波及了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由于光绪三、四年（1877年、1878年）间灾情达到最高潮，又因该两年干支为丁丑和戊寅，故后来文献多以“丁戊奇荒”称之。其所造成的死亡人口总数，估计在950万至2000万之间，堪称是极为惨酷的一次灾荒。

　　 面对如此奇荒，被太平天国战争大伤元气的清廷，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救济力量。加以受到西方对华赈灾行动的刺激，中国社会中兴起了以江南士绅为主体的新型义赈活动。这场义赈历时四年有余，总共募集并散放赈银100多万两，历赈山东、河南、山西、直隶四省50余州县，救济灾民总数超过百万。这一行动，不仅打破了自古以来国家荒政一统天下的局面，也革新了百弊丛生的传统救荒体制，突破了以往民间赈灾活动的地域藩篱，使中国的赈灾事业进入新的阶段。

　　 与早先主要依靠地方社会中绅富捐助的救灾活动不同，新型义赈发起的筹赈活动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募赈机制。无论是就社会动员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义赈募捐都远远超过传统时代。从江南地区为始，大批江南绅商联合并借助本地发达的慈善组织，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募捐宣传和收捐活动。一时间，各色人等踊跃助赈，蔚为风气。上起达官富室，下至卜医、营兵、乡农、妇女、童子、僧人、佣工、倡优、妓女、乞丐，纷纷慷慨解囊。义赈集捐范围也从江浙两省迅速扩展到国内其他许多省份，甚至于日本横滨、长崎、美国旧金山等华侨聚集之地。这也是此前中国救荒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正是在这股为义赈广泛募捐的热潮中，第一次出现了有据可查的筹赈义演活动。光绪三年三月十三日（1877年4月26日），上海鹤鸣戏园在《申报》上发布告白称：“从本月十五日起，至端午日止，每日所得戏资，除去房租、火食外，各伶人皆不取辛工，所有余银愿为山东赈款。”从报纸后附广告内容可知，这是一家演出传统戏剧的戏园。不过，在《申报》主笔蒋芷湘眼中，更愿意将这次义演活动视为对西方义演手法的效仿。

　　 原来，光绪二年（1876年）下半年，华北大荒的消息已在国内不胫而走。从《申报》的报道可知，当时便有不少社会人士为募赈出谋划策。蒋芷湘也是其中的一位，而他大力推荐的一个方法，就是效仿西方义演活动。他在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77年2月8日）的《申报》上发表了《论演戏救灾事》的社论，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西方的义演形式。其中列举的第一个例子，是上海“日前有英国战船猝遭沉溺”后，在沪西方热心人士即“相集演剧，于赴观者皆税其赀，即以是夕所税之赀尽为周济沉瀹家属之用”。蒋芷湘由此又想到了另一个事例，即“去冬上海租界寄居之法人缘法国有一地方饥荒，法人之在沪者欲集资以赈之，亦用此法，演戏两日，所得之资尽行寄往以助赈务”。鉴于这时烟台等处“灾荒甚巨”，蒋芷湘希望上海“各戏馆知西人有此办法，或能触目动心，有此一举”，则“从此沪上各戏馆之美名，亦可与西人演戏行善之美名，同见称于一时也”。

　　 在鹤鸣戏园举行义演后两天，即三月十七日（4月30日），蒋芷湘又刊发了一篇《书本报戏资助赈告白后》的社论，对鹤鸣戏园义演之举的意义进行了阐述。他在文中首先再次回顾了寓沪西人的义演活动，并称自己“深嘉西人之志，故屡论之，并常劝中国戏馆如法办理”。所以在得知鹤鸣戏园发起义演之举后，“余为之喜而不能寐，盖喜余言之未尽付诸东风也”。

　　 以鹤鸣戏园义演为发端，上海在光绪三、四年（1877年、1878年）间连续出现了一系列传统戏园的义演助赈活动。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八日（1877年5月11日），久乐园顺天乐班在《申报》上发布演戏助赈的公启，声明自己受到“西国官商之来华者亦复集赀”助赈的激励，故而决定以一月内演出“所得票金支发园租、工食外，其余全数上缴广肇公所代交招商局总宪，酌量分寄山东、江北各属助赈”。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间，在上海义赈同人的推动下，戏园义演助赈出现了一次颇具规模的联合行动。丹桂戏园、大观戏园和天仙戏园“邀集名优，排演新戏，所集戏资除茶点开销之外，余洋尽数送交果育堂助赈”。尽管出现在上海的这些义演助赈活动成效有限，但其社会影响并不小。光绪三年（1878年）五月间，苏州绅士、义赈领袖之一的谢家福在起草募捐公启时，就把戏园义演和西方助赈并列作为激劝国人奋起的显著例子：“现在梨园子弟、西国教堂尚且慨然助赈，况我人生同中国，品列士林，容有靳此区区之理。”

　　赈灾义演的发展：新派“义演”放幻灯看烟火

　　 在针对“丁戊奇荒”的义赈行动结束之后，到进入20世纪之前，义演助赈虽然没有成为义赈募捐的常用手法，举办次数也很少，却是不绝如缕，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的发展。

　　 这种新意的第一个体现，是义演内容上的新尝试。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间，上海高易赈所为筹赈举办了一次义演活动。这次义演的内容并非是传统戏园的演出，而是邀请颜永京、吴虹玉两人“特设西法影戏，在格致书院开演，所得戏资悉数充赈”。其实，这里所谓的“西法影戏”，并非电影，而是用幻灯片形式播放关于外国各地风情的图片。就目前所知，这可能是幻灯影片在中国最早的一次公开展示。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间，高易赈所又组织了一次带有观赏性质的烟火助赈会，其法是因“有善士从粤东精制烟火数十合，味莼园主借园演放，凡往观者收洋三角，其资拨充山东赈款”。这种从演出内容上追求突破以吸引观众的尝试，在进入20世纪以后的筹赈义演中得到了更多发扬。

　　 这一时期义演助赈的第二个新意，是其在地域上的拓展。如前所述，筹赈义演自光绪初期兴起以来，一直集中在上海地界。而到了光绪中期，汉口一带也出现了较具影响的义演助赈活动。光绪十三年（1887年）五月间，上海与昌赈所主持人陈竹坪收到一笔260余两的捐赈款项，据转交人称，这笔赈款来自汉口，系当地善士吴奇纯“因深悉需赈之急，募赈之难，遂仿前年演戏助赈章程，邀首人数十位，各自下帖，接人看戏，每位出钱一千文，竟得集成巨款”。按照这里的说法，汉口此前也曾举办过义演助赈活动。据上海义赈同人进一步了解，汉口的筹赈义演确实已有先例，但并非前年，而是上年，“其法由首事邀集数人，择日下帖，请各铺户观剧，每会出钱一千文，由一会至百会，凑集汇总，以作赈需”。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上海陈家木桥赈所收到湖北牙厘总局道员江雨棠汇来赈款，据称是其“筹劝武汉同人以演剧之资，集款助赈”所得。光绪十九年（1893年）七月间，因当时筹赈维艰，不少热心人士纷纷为义赈设法，“有谓光绪十三年汉镇演剧集资助赈，为数较巨，宜函请汉号善商援照办理者”。由此可见，武汉的义演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体说来，在20世纪之前，义演助赈在义赈募捐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都还十分有限。以往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义赈募捐活动的动力机制，主要依赖以福报话语为中心的社会思想基础。而在戊戌时期之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不断扩展，特别是在城市空间中，传统中国的天理观、灾异观备受冲击，福报观念的社会影响亦日趋衰退。进入20世纪，主要立足于城市的义赈活动也越来越少地运用福报话语进行募捐，而义演作为一种适应新型市民文化生活的募捐方式，日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其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抬升。

　　（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