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904年，今年是中国红十字会成立120周年。在常州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既是“晚清首

　　 富”，又是“中国首任红十字会会长”。他的一生和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密不可分。

　　 盛宣怀（1844年11月4日—1916年4月27日），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清末官员，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江北大水灾（亦称“徐淮海大水灾”）是近代江北地区最为严重的一次水灾，受灾人数高达730万人。水灾发生后，江苏启动救灾机制，进行救灾。但灾情目趋严重，灾民纷纷弃家南逃，爆发了大规模的难民潮。两江总督端方于九月二十二日急电盛宣怀：“务祈切商沪上诸大善士，广为筹助，接续散放义赈。”正是这一电报，盛宣怀开始接办官赈，筹款筹人，组织义赈，成为实际的组织者。

　　筹款

　　 盛宣怀接办官赈后，先以留养的办法，将淮安盐城、海州、阜宁、桃源、安东、清河、赣榆等县灾民截留在扬州、清江、江宁、镇江等地。到十一月底，办理留养就耗资70余万两白银。而难民潮也并未停止，仅清江的难民就达到348793人。

　　 盛宣怀意识到仅仅依靠留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随后实施了更为有效的应对措施，即遣散难民回籍。两江总督端方从地方安定的角度考虑，也于十月二十三日电函江北道员“设法资遣回籍就赈”。但被遣难民回籍后一无住所，二无果腹之食，“所需钱米过巨”。

　　 此次赈款的来源有官款和民间捐款两种途径。清朝政府遇有自然灾害，一般会截漕和开捐(包括实官捐和虚衔捐)。这次朝廷截漕30万两，赏帑10万两，而开实官捐未能实行。因为光绪三十二年发生水灾时，清政府忙于改定官制，停止了实官捐输。盛宣怀曾设法通过江苏籍京官联名奏请，但军机处很坚决，“著毋庸议”。

　　 盛宣怀一筹莫展之际，想到光绪二十七年的秦晋捐和光绪三十一年的桂捐仍有盈余，就策划移秦晋捐和桂捐办江北水灾。

　　 在暂借秦晋余捐一事上，盛宣怀得到苏籍京官农工商部署理尚书唐文治的帮助。经由盛宣怀与农工商部联名上奏，得以借款移赈。但最大一笔赈款来自桂捐余款，总数达60余万两。

　　 另外，两江总督端方从总督署公费项下提银10万两，江苏巡抚陈夔龙于巡抚养廉项下也提捐银4万两，再加上地方各大员自认捐款60万两，来自官方的捐款总数约有182万两。

　　 民间捐款相比官款而言，渠道多样：捐款广告义演收入、寄发募册、发行彩票等。经收民间捐款的是盛宣怀创办的上海广仁堂，详细登记了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三年三月之间的每一笔捐款，其总数约为50万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两家企业，为赈灾节省了为数不菲的交通运输费和通讯费用。轮船招商局免除了赈灾物资运输费，电报局则免除了通讯费，并且优先处理赈灾电务，使灾情以最便捷的方式传达给盛宣怀。

　　筹人

　　义赈的出现是晚清赈灾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民间力量逐渐成为救灾的主要力量。义赈主要是通过组织义绅亲赴灾区，“随查随放”，实施现场救助，避免了官赈的弊端，使赈灾物资直接发到灾区民众手中。

　　 光绪三十二年发生水灾时，盛宣怀是钦差办理商约事务大臣，驻节上海，这为其组织江南义绅亲赴灾区进行赈济，提供了地理位置上的便利。但在组织江南义绅赴江北之初，很多义绅有抵触情绪，不愿赴江北。

　　 为何会出现如此窘状呢？这些江南义绅刚刚从湖南办赈归来，确实有身体劳累、旧病复发的客观原因，但其实有着另外原因，即“筹人”的问题（义绅选用司事的标准）。盛宣怀与义绅之间在选任司事方面有着不同标准。

　　 唐锡晋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担任安东县教谕长达17年，组织过多次赈灾，有着丰富的救灾经验。在此过程中，唐锡晋培养了一批有救灾经验的当地生员，所以唐锡晋希望启用当地生员作为司事。而盛宣怀则希望任用“自己人”，即从江南地方选任司事，而不是当地诸生。这种矛盾冲突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唐锡晋给盛宣怀的信中可见一斑：“晋十四五两年，查户大半用本学生员，不过家在西者，移使查东家，在南者调使查北，去家之远已百里至二三百里不等，已足杜瞻徇情面之弊。”也就是说，只要恰当地使用当地生员查放，不会产生“徇情舞弊”的现象。而盛宣怀一直不同意用当地人充当办赈人员，是因为他在办赈实践过程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思想：使用灾区生员作为司事辅助江南义绅办赈，很容易产生舞弊的现象，折中的办法是由江南义绅选择江南籍生员作为司事。

　　 但在灾难面前，盛宣怀与唐锡晋、廉兆镛很快将此问题搁置，同意按照唐锡晋的用人方针。经过盛宣怀组织调动，亲赴江北救灾的江南籍义绅和生员仍有140余人，其中有在晚清赈灾史上非常活跃的人物：刘康遐、柳暹、韩景垚、樊溥霖等人。正是盛宣怀的组织协调，江南义绅亲赴灾区，坚韧任事，不畏灾情，才使得江北灾情趋于稳定。

　　官义合办

　　 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水灾中，出现了标志着官赈与义赈“合流”的《江南北官义两赈合办章程》。盛宣怀提议官义合办，最直接的原因是江北水灾中出现的具体困难。

　　 首先，在运粮过程中，出现了极不合情理的状况。盛宣怀动用招商局船只运送灾粮沿运河北上，在途中，沭阳厘局“扣备赈麦船二十余日，饥民和菜煮食之豆饼，每斤亦捐钱二文，……各卡照旧勒完厘金”。这是盛宣怀所不曾预料的，因为之前两江总督端方就已电饬江北各厘局:“凡运往徐海淮安等处米粮，无论官运商运，有照无照，一概免完税厘”，并且还鼓励商民运米平粜。盛宣怀立刻电函端方，要求“严饬江北各关卡暂免粮食税厘，随到随放，勿为阻难”。端方亦感气愤，将“厘捐总局査明撤换，听候参办”。惩一儆百的效果立即彰显，直至救灾结束，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其次，江南义绅到达各灾区后，对如何放赈也深感棘手。如果按照官赈中所载户口数平均查放，赈款势必支绌不敷；而如果按照义赈“随查随放”的方法，灾区之广，又耗费时间，易造成饿毙现象。

　　 第三，灾区屡现难民躁动、不满政府、聚众闹事的现象。另外，如何区别极贫和次贫，大口、小口放赈的标准，也让盛宣怀难以定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赈灾能否顺利进行，灾区能否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盛宣怀越来越觉得一次大规模的救灾行动，得不到江苏官方的支持，步履维艰。但他必须要坚持下去，而又不能固守已有的模式，于是筹划将官赈与义赈合二为一，借助官方力量办理义赈，积极尝试“义绅做主，委员监视”的赈灾模式。

　　 盛宣怀经过与端方、陈夔龙以及各义绅多次协商，制定《江南北官义两赈合办章程》十八条，于十一月初九日电函各灾区义绅、司事、地方官。章程的核心是“绅任查户放钱，官任监视弹压”。这颇具“官督绅办”的特色，其实这一章程的内涵体现了盛宣怀本身官商绅合一的性质。

　　灾后重建工作

　　 灾后重建工作从光绪三十三年春赈开始，盛宣怀对此提出三点指导性意见:“一曰速，方不饿毙；二曰严，方不滥费；三曰优，方能救澈。”

　　 要彻底办好重建工作，盛宣怀向端方建议，还需要做好以下四件事情：“一曰借给麦种，使可补种春麦，应由印委赶办，二曰多粜杂粮，徐属粮价更贵，除高粱、玉米由海州进口分拨外，应另购由运河径运，徐属俾轻市价，以免商贩居奇；三曰就近办工，使壮丁得食，并免以后饥荒，应催张殿撰今春举办；四曰设借钱局以地作押，免为富户贱卖应由官绅并筹，如能保定有著再行借款开办。”

　　 这四件事情反映盛宣怀救灾思想的系统性，一方面要保证灾民渡过暂时难关，另一方面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试图从根本上提高灾民的抗灾能力，因为它关系到灾民日后的生存问题，对于地方安全也是极为重要的。从后来实践过程看，这些较为积极的措施主要有：以工代赈兴办水利、低息贷给农民粮种、赎田等等，其中以工代赈兴办水利是重中之重。对于工赈，盛宣怀认为：“春赈义绅查户必须全剔壮丁，由义绅给凭照准其到工从事，只放老弱，妇女残病，庶可略省赈款以济工用，自来工赈其名也，实则赈是事，工另是一事，但赈仅一时，工垂久远耳。”

　　 最先提出以工代赈的是张謇，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八日和十五日先后两次“请客劝捐”，共筹得工赈款项11万两，还有岑春煊捐5000金。盛宣怀在这次以工代赈中，非常注重江北地方官的作用，致函端方商请由地方官专责工赈。

　　 为了保证工赈的顺利进行，盛宣怀也对各县义绅进行了调整，派遣冯嘉锡、朱祖荫出任办赈事宜。冯、朱两人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拜谒端方后，径直赴江北办赈，途中致函盛宣怀称将“尽力将事以副委任”，不遗余力。

　　 为了能够使来年的春种顺利进行，盛宣怀通过英国传教士李德立购办美国麦种5000担、澳大利亚麦种500担，低息贷发各县灾民。正是由于这样的积极措施，光绪三十三年江北“二麦丰收，秋成更稔”，使得赎田工作在八月进行时非常顺利，灾区的重建基本完成，此次赈灾工作也告一段落。

　　（据《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