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澳门镜湖，缠绵病床数月的陈炳谦已进入弥留之际，此时离国军撤离上海已过去8个多月，他在上海的大部分地产已成战区。一生辛劳所得毁于一旦，陈炳谦的失落、沮丧不难想象。

　　 8月7日，这位旅沪广东富商撒手人寰，享年77岁。数月后消息传到上海。12月25日，上海44家商界团体联合在湖社为陈炳谦举行了颇具规模的追悼会。上海成为孤岛后，上海商界领袖虞洽卿已很少公开露面，但挚友的追悼会，他还是来了。此外，沈联芳、杨信之等上海商界多位重量级领袖均亲自到场，轰动一时。1939年8月9日陈炳谦逝世周年时，上海各界再次为其举行纪念大会，陈炳谦的非凡影响力于此可见。

　　创办中国公立医院消灭鼠疫

　　 陈炳谦，1862年出生于澳门镜湖，香山先下恭都黄茅斜村人（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少年时代随兄长陈辅臣来沪谋生，勤奋加上天分，帮他打开命运之门。他是英国在华五大洋行之一的祥茂洋行的买办，该行经营范围从进出口到保险、地产，无所不包。

　　 陈炳谦虽为富商，但重义轻财，他的一生，主要以参与大量社会活动和慈善公益事业而为世所重。

　　 1910年，祥茂洋行买办陈炳谦首次真正进入上海市民的视线。这一年10月，虹口发现鼠疫，消息传出，震惊了租界当局。历史上，香港的一次鼠疫夺去了大量民众的生命，为防范鼠疫在上海出现，租界当局多次颁布法令，严密防范。虹口出现鼠疫的消息被确认后，租界卫生署立即启动灭疫措施，派出大批防疫人员开往虹口。多年来，租界当局一直把上海的鼠疫归之于华人不讲卫生，历次防疫法令也多针对华人。受此影响，防疫人员在虹口的检疫行动粗鲁无礼，如强闯民宅包括女眷住宅，对行路华人不问青红皂白，生拉硬拽，激怒了当地华民，遭到愤怒的华人围殴。针对虹口华人的激烈反应，租界扬言将采取断然措施，一场华洋冲突即将上演。

　　 为了敉平风波，上海商界与租界当局进行了多次磋商，租界坚持把染疫病人送到租界医院强制隔离，虹口的中国市民誓死不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从一开始，陈炳谦就参加了上海商界领袖与租界当局的谈判，一直在思考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多次不顾危险，出入疫区，细心调查，对疫情有着真切了解。数次会谈后，他向租界当局郑重建议，鼠疫虽然可怕，但疫情并不像租界工部局想象的那么严重，可以考虑由中国人自己设立一座传染病医院，将染疫病人送到该院隔离，由中国医院自己聘请医生进行医疗，租界给以适当指导。工部局没有否定陈炳谦的建议，但提出必须在四天内建成，否则仍须将病人送进租界医院隔离。

　　 参加谈判的华商都认为租界的限令是故意刁难，但熟悉洋人办事习惯的陈炳谦与大多数华商的想法不同，他知道工部局是认真的，之所以限令四天，是真的担心疫情暴发，他建议代表接受工部局的条件，收购一家合适的民宅，进行改建，先对付过去。陈炳谦的设想说服了大家，并得到好友粤商张子标的支持，张子标同意将位于闸北的住宅补萝居花园让出，该院有一座洋式住宅，带有花园，环境合宜。按照市场价，补萝居价值4万元，张子标只收取35000元，余下5000元捐输医院，购买各式设备器具。四天后，由补萝居改建的中国公立医院正式成立，聘请的中国医生也很快到岗。租界派人前来查看，只见院舍“房廊轩敞，华花木幽深”，认为“深合卫生之旨”。后来该院又陆续购进毗连隙地十亩，增建病房、自来水塔以及化验疫质所等，“各项医药仪器亦皆仿照外洋各国大医院之规制，悉求完备”。

　　 一场一触即发的鼠疫与人战就此安然渡过。

　　 据中国公立医院的征信录，医院的出让金及建院经费由上海各业领袖捐赠，陈炳谦先后捐款3万元，在世时又多次向中国公立医院捐款，用作常年经费。对陈炳谦在创办中国公立医院中的作用知之甚悉的沈仲礼公正指出，医院“赖其商榷扶护之力居多”。

　　再建同乡医院特设产科

　　 近代上海的公共领域充分发展，各类社会团体承担了大量牵涉全市性的公共事务。但本质上，上海仍是一个由不同地缘群体构成的同乡社会，同乡社群一直是商界精英社会公益的事业重点。陈炳谦担任广肇公所董事多年，发起创办粤侨商业联合会，担任会长，对于旅沪广东同乡的慈善救助不遗余力。

　　 1923年落成的粤商医院，是他继中国公立医院之后建立的第二座颇具规模的公益医院。早在19世纪末广肇公所即设立广肇医院，唐茂枝、赵岐峰等旅沪广东绅商还设立了一家元济善堂，实际也是医疗机构，但规模较小，随着同乡的大量涌入，难以适应需求。1919年粤侨商业联合会成立，陈炳谦率先提出要建造一家规模更大，设施更全的同乡医院。经过四年筹建，同乡医院于1923年落成。据粤商医院征信录，陈炳谦、简照南、赵灼臣等旅沪广东富商总共为这家医院捐资20余万巨资，陈炳谦个人捐资3万元。

　　 同乡医院坐落于广东商民麇集的闸北天通庵路，占地20余亩，有100多间房间，设立多种专科，分属中西医部。还特设产科，以缓解区内孕妇生育困难。为确保这家公益机构长期运作，粤商医院董事会规定，每名董事年捐100元，年捐总收入在6000-8000元之间。粤商不仅为同乡服务，也向非粤籍市民开放。由于设施佳、医务力量强，该院的设立一定程度改变了闸北地区的看病难问题。

　　拯救广州四乡米荒

　　 陈炳谦少年时代即离开家乡，虽旅沪数十年，桑梓之情无一日稍减。每当家乡遭受自然灾害，总是尽其所能予以救助。1919年，他和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昆仲联手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粮食平调，体现了他对家乡的忠诚。

　　 1919年年初，广州四乡遭遇百年未遇之严峻米荒，省城附近的乡民扶老携幼，络绎于道，“群向城中求粥，冀图一饱”；“四乡更有行数十里，欲求粒米而不可得者。嗷嗷待哺，奄奄待毙者，触目皆是。”粤侨商业联合会接到粤中慈善机构的告急电报后，陈炳谦立即召集会议，决定筹资组织大规模粮食平调。他的想法得到南洋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照南的全力支持，双方约定，分头在沪粤两地组织粮食平调工作。简照南和买办陈廉伯发起成立广东粮食救济会，很快筹集了50万垫款、20万元捐款，其中南洋烟草公司贷款10万元，捐款5万元，简氏昆仲各自另捐一万元。广东汇丰银行垫款5万元，陈廉伯垫款10万元。粤侨商业联合会数日内筹集了借款40万元，捐款数万元。总计沪粤两地筹集资金百万元。

　　 由于灾情严峻，这次平调只能向芜湖米市购米，按照以往的经验，米粮采办达到一定规模就会影响当地的米价，常受当地官府和米商的阻拦，此外还要征调多艘轮船组织运输，须取得轮船公司和海关的配合。简照南很清楚，这些棘手的事只有陈炳谦才能办妥，遂将广东粮食救济会的米粮购办和运输委托陈炳谦代办。

　　 粤侨商业联合会经慎重考虑，决定由会员穗生源的联号利源长负责在芜湖采办大米。该号在芜湖的联号经理李联明，从事米业数十年，在芜湖同业中地位很高。利源长接受任务后，即以“公尔忘私”的精神，“停办己货”，完满完成了任务。

　　 为及时运出粮食，陈炳谦又亲自前往轮船招商局租定“图南号”，后又雇三北公司之惠顺、太古公司之“杭州号”，陆续开往芜湖载米赴粤。

　　 根据陈炳谦的提议，第一批芜米装船往出，广东粮食救济会即在广州各大报纸上刊登广告，告知灾民，平调米数日内将运抵省城。有报道称：“粤省米价自粤侨商业联合会前次起运之第一批芜米道粤平调后，已稍见平落。”

　　 总计这次大规模粮食平调行动，上海粤侨商业联合会先后采办了数十万担大米，分14批运往广州，最终解除了这次百年未遇的米荒，拯救了无数生灵。

　　从绅商到商绅

　　 陈炳谦是个买办商人，一生虽然投资过无数工商企业、银行，大都碍于朋友面子，属于挂名董事，并没有留下一家独创的大企业，却在社会领域留下了良好的名声。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其实置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就不难理解。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同步上升，“绅商”一词，至清末民初嬗变为“商绅”，士绅固然仍属社会精英地位，但置于商人之后，商人才是真正的社会领袖，正是这一点，驱使一大批富商担负起地方社会的领导责任。

　　 同为买办的甬商领袖虞洽卿涉足社会活动领域之广、之深广为人知，对陈炳谦大量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应同样作如是观。而虞洽卿、陈炳谦等人之所以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与他们与上海租界当局、外侨社会以及各界华商的深厚关系密不可分。上海社会华洋杂居，20世纪上半叶，华人的民族主义上升，多次引发华洋冲突，如何协调双方的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关系到上海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能否正常进行。

　　 1910年的鼠疫事件爆发后，陈炳谦发起建立中国公立医院，以巧妙的方式化解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大冲突。1916年，他又助力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抵制停兑令，是其充分调动其资金实力，以及与上海各帮商业领袖、外资银行的良好关系，拯救上海金融秩序的壮举。这一举动，不能当作一般的善行等闲视之，作为一介商人，陈炳谦有大局，有远略。

　　 在处理与上海各帮的关系上，陈炳谦也不落窠臼。早在清末轮船招商局时代，广帮即与江浙商人有矛盾。随着浙江经济势力的上升，改善双方的关系有利于粤商在上海的经济活动。陈炳谦进入商界后，主动缓和与甬商的关系，在总商会内与甬商领袖虞洽卿亲密合作，颇得虞洽卿的好感。

　　 上海广东同乡社会表面上披着一层乡情乡谊的外衣，同样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1918年，广肇公所新旧董事发生冲突，三分之二的“旧董”因不满激进派，愤而退出公所，另组粤侨商业联合会，并在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广肇和潮汕商帮的大联合。粤侨商业联合会成立后，陈炳谦为弥合“旧董”与激进派的矛盾，做了大量工作，后又率旧董返回公所，一如既往关心公所的事务。

　　 数十年间，陈炳谦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奔波、调解在华洋之间、不同商帮之间、同乡社会内不同集团之间，以一己之力，同时守望着家乡和上海。

　　 （据《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