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三（1848-1926），名佩珍，字葆三，又作葆珊，浙江定海县（今舟山市定海区）人，清末民初著名实业慈善家。面对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作为一名民族资产阶级人士，朱葆三表现出了较强的救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对当时上海和宁波的经济发展、社会慈善组织良性运作、教育近代化等功不可没。

　　 朱葆三是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即14岁时孤身来到上海滩闯荡的。这也是对朱葆三人生经历影响最大的一年。此前由于其父朱祥麟生病，家庭收入一时锐减。求医问药又使家产几空，朱家生活压力一下子增大。初到上海，朱葆三在“协记”五金店当学徒工。家庭的衰落和学徒工生涯，使朱葆三日后比其他人更能深切感受到通过慈善机构来改善那些陷于困境中人生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而彼时社会团体林立，则为慈善事业运作提供了平台。在上海移民中，宁波商人是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善于团结乡亲，具有互帮互助的慈善传统。以日后在同乡中影响甚大的“四明公所”为例，其早在嘉庆二年（1797）就已在上海成立。1878年，旅沪定海商人成立了定海会馆善长公所。四明公所和定海会馆善长公所都是公益慈善性较强的机构，主要事业为建殡舍、置义冢、归旅榇等。

　　 当时的社会状况促使朱葆三这样的实业家担负起救世的任务。清末民初，灾害频仍，战祸连年，以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由于政府救助不力，大量的救济工作便转由慈善组织和慈善家来承担。

　　以施舍为主的传统救助

　　 以1911年11月辛亥上海光复运动为界，我们可以把朱葆三的慈善公益事业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以施舍为主的传统型救助。此时朱葆三的工商业刚刚起步，财力上不显阔绰，这时期朱葆三在慈善公益事业上难能有多少大手笔。其主要慈善活动有：

　　 1888年，朱葆三、叶澄衷、王一亭等人发起创办广益善堂。朱葆三担任董事，善堂设在上海，以济困、扶危、救生、恤贫为宗旨，施医施药，夏季施茶，冬季施衣施米。善堂设董监事制，其经费主要靠房地产租金收入，另加捐款、挂号金及施济协会拨助费。后来，朱葆三又捐款2000银元在定海城南设立长春医局（1898）；集资重建定海祖印寺（1910）。

　　 注重教育是这一阶段朱葆三慈善事业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和他少年时个人的遭遇有关。他分别在定海和上海参与创办了一所学校。1902年，朱葆三和翰林院编修、直隶候补道王修植等，劝令上海殷实富商王绍勋等十余人共捐银洋6000多元作为办教育的创业费。然后，朱葆三呈准定海厅署，将厅署东南侧的关帝庙拨作官立申义蒙学堂，后改称申义初等小学堂（1905）、私立申义小学校（1912）。其日常办学经费主要由朱葆三负担，年约千余元。根据朱葆三的意愿，学校注重汉文、英文、算术教学，并特设商业补习班。在朱葆三的关注之下，该校很重视学生道德行为教育，以讲究教育质量、纪律严明为办学宗旨，声誉斐然。

　　 1907年6月，上海德文医学堂开学前，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动员德国、中国商人捐款。朱葆三捐资并担任在随后成立的医学堂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由22人组成，成员中除两名总领事馆的官员、德国在上海的大公司代表外，还有中国商界著名人物。朱葆三能参与其中，充分显示了他的社会地位。

　　 参与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大会，救护战争伤病员是这一时期朱葆三慈善事业的一大亮点。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10月24日，沈敦和假上海大马路工部局议事厅召集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大会，中外人士700余人与会。大会选举朱葆三和正金银行大班兒（倪）玉为会计。在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中，来宾捐款迭起高潮，当场捐款合计洋8339元，银4082两，药品、衣物不计其数。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事务所的组建，保障了武昌辛亥革命战时救护的有效实施。朱葆三在其中担任会计这一关键职位，保障了社会捐助资金及时调拨，为后方采购医药、食品调往前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慈善步伐走向世界

　　 辛亥上海光复，翌年民国建成，上海的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阶段，朱葆三主要有如下三大方面的慈善活动：

　　 1.以同乡为主要救抚、资助对象的慈善活动。（1）同乡扶助。1915年4月10日，四明公所在上海成立董事会，朱葆三即为9名董事之一。他也是旅沪宁波同乡会的主要创办人，先后任正副会长近10年。同乡会和公所都将慈善事业作为经常性的主要业务，如兴办教育、救赈灾害、施医给药、救济遭难同乡及有关全体同乡的公益事业等。（2）重教兴学。朱葆三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1919年，朱葆三出资2000银元与“宁波帮”另一领袖人物、定海人刘鸿生等兴办定海公学（今舟山中学）。公学重视职业教育，在课程设置上除国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等基础知识课外，还有商业、珠算、劳作、书法等课。该校的创办和优良师资的保证，使海岛的教育水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3）灾害救助。宁波人多地少，灾害之年更是遍地饿殍，从其他地方调集粮食予以疏解成为时局所需。为此，朱葆三多次组织了救助。如1920年6月青黄不接之际，宁波米荒严重，而外米主要转运地上海严禁粮食外运，致使甬地已购5万石米无法报运。为此，朱葆三、傅筱庵等人致电浙江省督军卢永祥，要求加以疏通。不久，被扣留的大米即予放行，可见朱葆三办事成效之大。（4）资助基础设施建设。朱葆三对家乡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亦不小。如1922年1月初，镇海发起修建后海塘，但工程浩大，仅一邑之力难图其成，旅沪同乡遂解囊相助。在宁波同乡会内附设塘工协会事务处，推定朱葆三为名誉主任。再如，1915年，四明公所为扩建旧所发起募捐，朱葆三任募捐团总团长。在朱葆三号召下，募捐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到1922年共募款项52万元之巨。

　　 朱葆三对改善家乡医药卫生事业也不遗余力。1919年9月，定海境内时疫流行，朱葆三和旅沪绅商等捐资组织临时治疫医院。开诊十日，收治病人500余人，除有8人不及救治外，其余皆痊愈出院。1922年又捐资创办岱山医院和定海医院等。

　　 2.泽及全国的慈善救助事业。（1）组织义赈。1919年12月19日，朱葆三任名誉会长的河南义赈会成立。同日，朱葆三等发表演说，称接河南省督军兼省长来函请托，嘱咐在沪上设立义赈机关，广为劝募，以救灾黎。翌年9月16日，因山东、河南、直隶三省“水旱巨灾，赤地千里”，华洋义赈会召开紧急筹赈会。董事朱葆三到会并与各位董事商定由在会各界董事先行筹垫若干万元，“亟办粮食以济之”。朱葆三先作表率，结果纷纷认垫，总数即刻达到50万元。（2）响应禁娼。192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调查委员会主张禁娼报告发表后，同年4月3日，朱葆三、唐少川、王正廷即致函工部局，要求积极进行禁娼运动。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一场废娼运动便开始逐渐弥漫全国。（3）拯救妇孺。1912年，朱葆三与王一亭等人集资在上海民国路（今人民路）创办上海最大的专门救助被拐妇女、儿童的慈善组织──中国救济妇孺总会，朱葆三在总会一直居领导地位。该会的工作是将救助对象资遣回家，或安排留养，授以技能，使之自立。该会在江湾建有规模宏大的留养院及工场，生产藤器、毛巾、玩具等，使这些留院之人不仅为社会作出劳动贡献，还实现了救助者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

　　 3.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充分发扬国际红十字精神。

　　 1919年7月5日，朱葆三等以上海仁济善堂代表的名义，在《申报》刊登《上海仁济善堂劝募爪哇急赈广告》，“望急解义囊共襄善举”来救济在爪哇贸易的我国同胞。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和横滨发生世界罕见的大地震，大地震又引起大火灾，据统计死亡25万人，损失60亿日元。上海人民在短短几天内捐款达37万元，以及一大批食物和衣服。朱葆三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将上海人民的援助物资带给一衣带水的日本人民。

　　朱葆三慈善事业的特点

　　 从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诸多慈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朱葆三的慈善事业有如下三大特点。

　　 一、朱葆三的慈善事业得到受众的充分认可。由于朱葆三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民心向之，在上海慈善界逐渐取得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广大慈善组织更是仰赖其以为生，朱葆三在“佳电”事件以后想辞去众多慈善组织职位，但慈善组织却极力加以挽留。如1919年7月1日，新普善堂、妇孺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普益习艺所、栖流公所、闸北慈善团、上海联益施材会、虹口普济善堂、闸北惠儿院、西门沪西慈善会联合在《申报》刊登《敬告各界为商会总董朱葆三先生共鸣不平启》。7月5日，上海仁济善堂更是召集全体董事特开紧急大会，一致表决竭力挽留总董朱葆三，还发布《仁济善堂挽留总董函》，曰：“闻先生因有感触，致抱悲观，尽举平日所负各机关之义务而辞去。本堂总董一席料在被弃之列，消息传至，惶急万分……公决恳请俯念同人挽留情切仰赖多方，总董一席仍希继续。”朱葆三去世后，中外名人李佳白、马相伯等盛赞其“乐善好施盛德”，其“行状”则赞曰：“所为公益慈善教育事业，若堂、若局、若医院、若学校、若山庄、若公会公所，或为先生所手创，或他人所主办，必推先生董理其事。”

　　 二、慈善组织的多样性和救济手段的先进性。朱葆三的慈善活动呈现出多样性的色彩，组织形式和组织功能都不单一，诸如兴学办教、办时疫医院、资助基础设施建设、运输救济粮等，不一而足。民国初年，他参与创办的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代表的慈善协调机构的出现，使原来分散的各慈善机构开始携手合作，共同救济需要救助的人们，充分显示出慈善资源优化组合的良好效益，更有利于慈善事业发挥博施济众的社会功能。

　　 至于救济手段的进步，首先是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媒体的介入和推动。随着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兴起，各类报刊、杂志对各地灾情及其救济情况作详细、及时的报道，扩大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影响，有利于赈款的募集。朱葆三就长期在《申报》上为灾区刊载募捐启事、收款通告等。其次是新式交通工具在运输粮米上的投用。传统的运粮方式多为肩挑马驮，水运车载，不仅运输时间长，运载量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耗费巨大。朱葆三多次利用自己创办的轮船公司进行救灾粮的运送，推动中国慈善事业渐渐由传统向近代转换。

　　 三、慈善救济区域的全方位开放格局。民国初建后，近代中国的一些慈善机构已不再拘泥于本地区，而是超出地域界限，对全国各地的灾民都予以接纳救济，并逐步延伸到了海外。朱葆三深受影响，他创办的中国红十字会、河南义赈会、华洋义赈会等组织在这时期大大拓宽了近代慈善事业的救济范围。如武昌起义后，中国红十字会对交战双方伤病员进行战地救护。1919、1920年，设于上海的河南义赈会、华洋义赈会对发生饥荒和涝灾的河南进行赈济。1923年，中国社会各界向遭受强震的东京民众捐资捐物，朱葆三代表上海人民出访日本，为灾后日本重建家园的工作提供了援助。总之，随着慈善资源的整合与改善，中国的慈善事业在近代变迁中渐渐融入了国际社会，并且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加快了自身近代化的步伐。

　　（据《浙江海洋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