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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协商民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不少专家看来,其在社会性、专业性、群众性、灵活性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利于社会诉求的有机整合、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政策执行的有效评价。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和人民城市理念的首提地,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制度化探索,着力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的发展,由此成为观察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最佳窗口。 日前,以“浦社精彩 引领发展”为题的沪上社会组织媒体开放日(浦东专场)活动举行。深耕基层治理、为老服务、乡村振兴等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摆摊吆喝”,亮出特色手作、伴手礼,让与会者更直观地了解其鲜活生动的实践探索。该活动由上海市民政局指导,上海市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浦东新区民政局主办。 首家以“社区规划”为名的社会组织,孵出1000余名规划师 活动现场,东明聚明心社区规划与营造支持中心的摊位颇为吸睛。各色卡通钥匙扣一字排开,而设计灵感均来自其参与策划的社区活动。 其中一款名为“小遛”的钥匙圈,灵感就来自曾在奉贤区奉浦街道举办的拾椅遛弯节。以“拾椅”为关键字,该活动囊括了百椅特色展览、生活圈建议征集、公益活动和四条遛弯打卡线路等,链接了校园、医院、社区、城市等。 在负责人朱月月看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最关键的正是因地制宜,找到“关键媒介”。以奉浦街道为例,该团队寻觅到的媒介正是公共座椅。借由座椅功能提升、内涵挖掘,使其不仅成为休憩场所,更成为社交活动、人际互动的发生地。 与之相似的是,该团队在东明路街道举办的社区花园节同样以花为媒,撬动社区自治共治力量。不久前,东明公园内上演的开场秀,从主持、舞台到摄影、摊主,统统来自社区居民。据初步统计,自2022年10月成立以来,该团队已累计为39个居民区培育出1000余名社区规划师,充分撬动多元社会力量参与。 朱月月认为,除在地社区规划师的培养挖掘外,更难能可贵的还是治理理念的转变。“刚进社区时,部分居委会还秉持着传统观念,认为第三方社会组织就是‘施工队长’,应该‘包圆’所有活动策划、组织。”可在她看来,这一方式的弊端在于,一旦项目结束或社会组织退出,那么后续就很可能面临“无人维护”的窘境,最终致使一切回归原点。而如今,社区培育出在地自治力量,即便社会组织适时退出,这些团队也能实现“自运转”。 年均百万筹款额,明星社区基金会如何炼成 成立于2013年8月9日的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是上海首家由街道发起成立并获得公募资格的社区基金会。十余年过去,这一被视为率先“吃螃蟹”的社区公益基金会交出了一份漂亮答卷——截至2023年,累计收入1200余万元,公益性支出金额超1000万元。其中,目前年度动员公益善款金额约120万元,常规项目24个、专项基金4个。 在最新出炉的《浦东慈善公益事业发展报告(2023)》中,洋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任艳萍生动揭秘了社区公益基金会背后的运转诀窍。与大多数街道面临的情况类似,该基金会也没有找到“龙头资助方”。这意味着,其需在社区内动员更多小额捐赠。这无疑增添了劝募的难度系数。 因此,基金会成立之前,该团队曾耗时一年摸排社区需求,立足主要矛盾,完成了洋泾社区居民需求报告。正是基于全方位的“需求体检报告”,因此在开展“洋泾慈善公益联合捐”活动中,该团队才能更精准地制作社区公益项目彩蛋,为企业和居民团队定制个性化公益服务,捐赠额也逐年上升。 在任艳萍看来,想要持久地激发居民筹款意愿,还需要更精确完整地回答好三个问题——钱花在哪里?花多少?怎么花?为此,其探索了上海首个“居民区参与式预算”实验项目。自项目立项开始就让百姓参与进来。社区居民就像打理家产一样,参与预算制定。建立完善自下而上的社区项目决策机制,更利于激发社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据《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