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文兴

    （接上期）
    “公益元年”募捐预演
    围绕捐赠讨论由此开始
    在全国及海外一致高涨的捐赠浪潮声中，也出现了个别嘈杂的噪音，不少未捐款的企业遭受指责，也有一些承诺捐款的企业“悔捐”见诸报端。可以说，这些围绕捐赠产生的质疑和讨论，时至今日仍然在每一场类似的公共事件中反复出现。当代国人对公益“拷问”甚严，对捐赠更甚，其最早的一次集中体现，就始于2008年年初的这场暴风雪。
    这场舆论“暴风雪”首先袭向了房地产行业。
    2008年2月13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援引中国红十字总会公布的由52家知名企业和机构构成的“南方雪灾企业捐赠榜”，直指“无以房地产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向雪灾地区进行捐赠。
    一文出，众人哗然。
    尽管该文也说明，向红十字会捐赠仅是企业履责的“途径之一”，但各路媒体和网友早已将房企批判得体无完肤，并指出2003年的“非典”时期，房企的善举排名也是倒数第一，此类批评声音一直延续至汶川大地震，只不过，后来国人更多地将靶心对准外企。
    究其原因，房地产行业占有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并创造着其他行业难以比肩的高利润，因此，在人们看来，就应当承担更多的公共义务。
    另一方面，也有媒体撰文指出，不少房地产商践行公益多年，且投入巨大，此番或未选择通过红十字会系统捐赠，或未及时向外界公布相关捐赠信息，应另有隐情。不过，值得玩味的是，房地产企业不但在这次捐赠中集体“失踪”，而且集体“失声”，此后并未有任何一家房企对此有所回应。
    比起“不捐”，企业“认而不捐”更令人头疼，但似乎企业在其中大有苦水要吐。
    2月2日晚，湖南省湘潭广电中心一楼演播大厅座无虚席。当晚，名为“2008湘潭之恋”的赈灾晚会取得了超出预料的成功——现场共募捐1845.8万元。当湘潭市民还在为这场晚会的成功叫好时，2月24日，湘潭市民政局通过媒体宣布：雪灾款实际到位只有1010.8万元，尚有800万元未到账。湘潭市民政局甚至发出“最后通牒”，称将以2月29日为大限，公布“爱心老赖”的名单。而一些企业则称，如果被曝光，一分钱也不会捐了。
    同样的事情出现在湖北省。2月3日，湖北省抗雪救灾晚会共接受捐款1.06亿元，但截至3月4日，实际到账7000多万元；湖南省募集了近三个亿的捐助，但至少还有7000万的捐款没到账。
    企业在募捐晚会举“空头支票”，却不履行承诺，无疑有上演“捐赠秀”之嫌。然而，此类大型捐赠活动举办之前，不少企业碍于与地方部门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无法抵挡变相“索捐”，即使硬着头皮也要捐赠，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出现款项不到位的情况便也不出奇。
    而彼时，我国慈善市场发育不足、渠道不畅，也降低了企业捐赠积极性。社会组织数量较少、规模普遍较小、行政化色彩较浓、透明度不够、公信力不足、专业性较差、服务内容单一、效率低下、对企业的宣传不足，这些在当时都直接降低了企业慈善捐赠的收益，而频繁的多头劝募也干扰了企业经营，增加了企业捐赠成本。
    不过，当年，一系列鼓励捐赠的法律法规已悄然而动。2008年1月1日，新修改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捐赠免税额度由原来的3%提高至12%；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对企业、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受灾地区的捐赠，允许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前和当年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12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公益性社会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权限和程序等问题……
    雪灾启示录
    当代中国公益的始点
    随着各地逐渐恢复生活生产，2008年雪灾带来的冲击逐渐消逝在这一年后续发生的众多大事中，但这场雪灾带给中国的启示是全方位的。
    由于雪灾给我国的交通、电力、农业等各行业带来的严重影响，各行各业均发起了灾后反思，纷纷提升本行业的应急能力。不少媒体认为，正因为这场雪几乎让半个中国陷入瘫痪，它也成为我国打造“基建狂魔”形象的出发点。
    而回到公益慈善行业，这场雪灾带来的启示也同样极其深远。
    在应急层面上，彼时，实践中的就在应急工作仍然靠政府行政手段完成，突发事件应对法所确立的应急体制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1条第2款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但在2008年雪灾中，政府对志愿者、社会组织民间自发救灾的义务行动疏于引导与合作。
    2008年雪灾发生之时的防洪法、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消防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都是规定某一部门、某一领域的分散的救灾规范，缺乏从国家层面对突发事件的集中统一管理作出规定，这就制约了民间救灾力量作用的发挥。
    我国在1998年洪灾之后出台了公益事业捐助法，但其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捐赠法律关系，对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慈善行为、优惠措施等缺乏专门的调整。而2008年雪灾的民间救助生动且深刻地证明了，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助、动员全社会力量，才能最终形成万众一心抗击灾害的钢铁长城。彼时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慈善立法能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慈善事业，政府应从“全能”的思维下解脱出来，成为慈善活动的监管者和服务者。
    因此，2008年雪灾为慈善法的出台，以及应急管理领域的持续建设，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而对在这场雪灾中经历了“大考”的社会组织来说，也充分暴露出了自身的问题和不足。
    自2008年雪灾后，在整体上，我国开始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不断壮大充实民间慈善力量，从法律层面和政策层面给予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更大的发育空间，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的总体规模和服务效率，拓宽慈善捐赠渠道，增加慈善工作的透明度。
    其次，应急防范教育在一次次大型灾害洗礼中得到不断加强，持续学习国外同行抗灾救援的做法和经验，加强对公众进行灾害危机的教育，开展应对自然灾害的演习和应急预案的演练，提高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应急自救和互助能力，提高公共体系在极端环境下的整体应变和处置能力。如今，在各国大型应急事件中，都能看到我国应急类社会组织救援队的身影，他们的优秀经验也随之向世界输出。
    再次，2008年的雪灾也让我们看到，社会组织不但可以弥补应急力量的不足，它们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还非常多，有些作用甚至无法被其他类型组织替代。比如，40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之时，众人随地“方便”的尴尬、亲友走散的惊惶、凄风冷雨中的饥寒，这些与生命同等重要的、关乎生命权细节的心理救援和情绪关怀，正是社会组织所代表的民间力量所能做到的。
    综上而述，在2024新年伊始回顾16年前这段国人的共同记忆，仿佛重新瞥见当代中国公益如生命萌芽般的情景——清新稚嫩，却充满生长的激情。今年，南方遭遇的极寒天气最终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损失，这要得益于16年来我国各行各业在应急防范层面的持续加强，得益于2008年雪灾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公益慈善领域应同样珍视“公益起点”带给行业的种种启示，永远防范未来的“风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