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并不清净。

    2023年8月，多位视频创作者向B站平台举报说，有群体在境外平台有组织地煽动用户对站内视频创作者进行“人肉开盒”，他们的个人信息被集中公开在网络上。此外，还有人对他们进行电话骚扰、网暴攻击、不实恶意举报等。

    被“开盒”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所在省份、详细住址、身份证号、手机号、证件照等毫无保留地公开在网络上。

    自媒体博主川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被“开盒”之后，他和家人不断接到谩骂、骚扰的电话、短信、邮件等。“一直骚扰，刚开始不断给我打电话发短信，后来他们找到了我爸妈、我妹妹、妹夫，甚至还找到了我妹夫的爸妈。”

    治理网络乱象，一方面需要严惩网络犯罪，另一方面要开展网络空间综合治理。2024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工作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葛晓燕介绍，检察机关依法严惩网络违法犯罪，2023年1至11月共起诉各类网络犯罪28万人，同比上升35.5%，占全部刑事犯罪的18.8%。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徐向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最高检将持续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公益诉讼办案力度，正在指导地方检察机关针对“人肉开盒”“网络厕所”等严重侵害众多公民人格权益的违法情形研判开展公益诉讼监督。

    黑灰产业与

    新技术新业态相伴生

    葛晓燕介绍，网络犯罪呈现如下趋势特点：一是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大幅增多。2023年1至11月，起诉利用电信网络实施的诈骗犯罪同比上升63.5%。同时，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人员、信息、技术、资金等帮助的犯罪活动持续增多。

    二是与新技术新业态相伴生，黑灰产业加速迭代升级。利用元宇宙、区块链、二元期货平台等为噱头的新型网络犯罪不断涌现，虚拟货币成为滋生和助长网络犯罪的重要土壤。

    三是传统犯罪向网络空间迁移，网络犯罪样态日趋复杂。利用网络沟通便利、隐蔽性强等特点，传统的赌博、盗窃、传销、制假售假等传统犯罪向网络空间延伸。2023年1至11月，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盗窃犯罪上升22.78%，起诉网络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上升85.7%。侮辱、诽谤等传统轻微违法犯罪，经网络传播显现放大效应，危害性升级。

    四是威胁数据信息安全类犯罪常见多发，危害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数据信息日益成为重要犯罪对象。犯罪分子通过“撞库”“爬虫”“钓鱼”网站等方式非法获取企业存储数据，网络公司“内鬼”非法获取、出售公司数据等情况时有发生。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线下平安、人民安宁。

    葛晓燕介绍，检察机关聚焦非法获取、提供个人信息成为网络犯罪黑产的严峻形势，加强对上游信息收集、提供、倒卖等环节犯罪行为的全链条打击。2023年1至11月，起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7300余人。

    聚焦数字经济发展，重点惩治非法获取企业经营数据和网络平台用户数据犯罪，以及网络侵权盗版犯罪。2023年1至11月，起诉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类犯罪1300余人、网络侵犯知识产权犯罪1400余人，维护企业数据产权和公众利益。

    聚焦网络暴力“按键伤人”突出问题，最高检联合最高法、公安部出台《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网络暴力已成为社会顽疾，成为一种狂欢和宣泄，使网络空间戾气横生。网暴事件发生之后，非理性的声音迅速聚集，而理性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少，形成沉默的螺旋。”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

    朱巍还说，网络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手段，其背后形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人肉搜索、弹幕刷屏、恶意剪辑、私信轰炸……带节奏的人为了蹭流量蜂拥而上，手段灵活多样。此外，还出现了不法分子利用网暴来勒索企业的情况。

    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频发，轻则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重则使被害人“社会性死亡”，甚至轻生自杀，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检察机关如何加强对公民人格权的刑事保护？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副厅长周惠永说，与传统违法犯罪不同，网络暴力信息传播范围广、社会危害大、影响消除难，舆论风暴可能令被害人承受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有的甚至造成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但被害人往往因举证难、维权难，难以通过自诉实现权利救济。

    对此，检察机关积极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网络空间人格尊严刑事保护的更高需求，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符合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依法适用公诉程序。2023年1至11月，检察机关共依法起诉侮辱、诽谤犯罪39人，努力为被害人撑腰、坚决向网暴者亮剑。

    近年来，最高检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对社会广泛关注的网络暴力犯罪严把案件质量标准，督办指导了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案、东莞“老夫少妻”案等若干影响重大的网络暴力案件。

    朱巍对记者表示，网络暴力既可能存在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也可能存在对企业与组织商誉权和经营权的侵害。前者涉及网络安全法信息安全与民法典人格权利保护的规定，后者涉及市场竞争秩序等规定。在缺乏较高位阶法律统筹下，执法、审判机构很难做到协调一致，容易出现权限空白、交叉、重合的情况。

    2023年9月，“两高一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对准确把握侮辱、诽谤罪的公诉条件和依法适用公诉程序提出了明确要求。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徐向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不良信息以及其他网络黑灰产治理难题，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公益诉讼解决方案。

    2023年9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网络暴力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徐向春说，目前，最高检正在指导地方检察机关针对“人肉开盒”“网络厕所”等严重侵害众多公民人格权益的违法情形研判开展公益诉讼监督。

    下一步，最高检将持续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公益诉讼办案力度，研究创设网络空间公益损害评估、修复和预防的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规则。

    （据《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