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文兴

    北京时间2024年1月25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马克·苏斯曼（Mark Suzman）发布了基金会2024年年信。在此之前的1月13日，盖茨基金会理事会批准了迄今为止最高的年度预算——86亿美元。

    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访问时，马克·苏斯曼着重解释了基金会预算的分配机制以及高净值人士选择捐赠方向的重要性。他同时呼吁，政府和慈善界需要加大资源投入来回应全球健康领域的需求。

    86亿美元

    ——有史以来最高预算

    自2009年来，盖茨基金会每年都会在年初发布基金会年信，今年的第16封年信以《慈善面临的历史性机遇》（Philanthropy’s once-in-a-generation opportunity）为题，重申捐赠和捐赠方向的重要性，重申慈善的巨大作用，也谈及基金会在全球健康领域之外的角色。

    由于在年信发布前的1月13日，盖茨基金会宣布了86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年度预算，这无疑让外界对于今年年信内容多增了几分好奇。

    其实，早在2022年7月14日，盖茨基金会就公开承诺，计划到2026年将年度预算提高至每年90亿美元。今年86亿美元的预算，较去年增加4%，较2021年则增加了20亿美元。

    一直以来，全球健康是盖茨基金会投入最大的领域。“投资全球健康就是投资于我们的未来。”基金会联席主席梅琳达·弗兰奇·盖茨表示，“如果世界能把资金投入到经过验证的解决方案上，就会为子孙后代建立更强大、更健康、更具韧性的社区。”

    在过去20年里，盖茨基金会在减少疟疾死亡、艾滋病死亡、结核病死亡和婴幼儿死亡方面持续取得进展。然而，目前全球卫生预算呈下降趋势，“很多地区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和一系列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之后，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很多领域的进展出现了逆转、停滞或者放缓”。马克·苏斯曼表示，这也是今年年信的出发点。

    拥有如此高的预算，如何确保其得到合理和有效的分配？马克·苏斯曼为此向《公益时报》记者说明了预算制定的严谨性，并表示，基金会在贯穿一年的预算期内，将始终寻找慈善资金最能发挥“比较优势”的领域。

    对于“比较优势”，他解释道，不同于政府资金和私营部门资金，慈善资金应产生“更大规模的实际效应，并对贫困人口的生活产生切实影响”。为了产生规模化影响，基金会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而为了对贫困人口的生活产生切实影响，基金会则需向私营部门提供慈善资金激励。

    马克·苏斯曼以结核病疫苗的例子作为说明。“该疫苗最初由私营企业开发，但他们不想继续花数亿美元进行临床试验来验证疫苗能否在更大规模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是一个慈善资金发挥‘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他说。

    上述例子所描述的疫苗是本被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GSK）放弃的M72/AS01E候选疫苗。该候选疫苗自本世纪初便开始研发，在Ⅱb期试验中即显示出了54%的有效性，是过去几十年结核病疫苗研究中的最高水平。但由于缺乏商业潜力，葛兰素史克不得不放弃该候选疫苗。

    作为传染病世界的头号杀手，结核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传染病都多，而M72/AS01E有望成为逾百年来首支预防肺结核的新疫苗。因此，去年6月28日盖茨基金会和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共同宣布提供5.5亿美元，支持该候选疫苗的Ⅲ期临床试验。若试验成功，该疫苗在投入使用的25年内，将可以预防多达7600万例新发病例、拯救850万人生命、减少4200万抗生素治疗疗程并节省415亿美元相关支出，尤其是这些挽回的损失都将实现在世界上最贫困和最脆弱的人群身上。

    “在我们预算覆盖的每个领域，我们都研究了慈善资金可以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我们希望这些资金可以吸引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更多投入。”马克·苏斯曼说道。

    呼吁捐赠

    ——慈善领域永久的主题

    今年年信中，马克·苏斯曼向高净值人士发出捐赠呼吁的力度让人印象深刻。

    众所周知，2010年，比尔·盖茨、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和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共同发起了享誉世界的劝募活动“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号召高净值人士向慈善事业捐赠出至少50%的财富。迄今为止，共有来自29个国家的242名慈善家在这一活动下宣誓，且大部分身家都在10亿美元以上。其中，有五位宣誓人来自中国，按宣誓时间顺序分别是——蒙牛创始人牛根生、东方君基金会发起人董方军、海云天董事长游忠惠、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和美好置业董事长刘道明。

    “捐赠誓言”对于世界范围内慈善家的带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今年盖茨基金会年信对于捐赠的呼吁再次让人感受到了慈善资金的紧迫。

    马克·苏斯曼在年信中写道：“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几年里，我们目睹了极端贫困率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下降后出现反弹、致命的传染病死灰复燃，以及气候灾难和新旧战争。”

    “但低收入国家用于满足需求的资源却捉襟见肘。”马克·苏斯曼表示，一方面，世界近一半人口所生活的国家，其偿还外债的支出要超过医疗保健支出；另一方面，由于富裕国家在其他优先事项上花费得更多，它们为最贫困国家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计划资金也在逐年下降。

    中美两国的2022年大额捐赠数据似乎也能证明以上对于慈善资金的担忧。

    据《公益时报》最新发布的第二十届（2023）中国慈善榜数据，2022年全年，共有150位（组）慈善家和1363家慈善企业作出至少100万元人民币的大额捐赠，合计近281亿元，比前一年减少超22亿元，自2019年来首次下跌；同样，《慈善纪事》杂志（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公布的最新一期“慈善50强”（The Philanthropy 50）榜单显示，2022年，美国慈善家50强共捐赠160亿美元，对比前一年跌幅达55%。

    同时，另一个现象却值得玩味——在新冠疫情暴发的头24个月里，亿万富豪的财富增幅超过了此前的23年，亿万富豪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马克·苏斯曼认为，在政府、多边组织和私营企业之外，慈善领域拥有让世界变得更公平、更健康的巨大潜力。他希望世界各地的慈善家都能在捐赠上做得更多，也希望更多人加入这一行列。

    马克·苏斯曼还重点强调了捐赠方向的重要性，他表示高净值人士的很大一部分捐赠都流向了精英大学和文化机构，“至少在美国，许多这样的机构坐拥丰厚的捐赠和大量的资源；但对于全球甚至美国本土最贫困人群的捐赠是严重不足的”。

    他向《公益时报》记者说明，他并非反对向大学或文化机构捐赠，而是希望这些捐赠者也能同时拿出部分资源用于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今年年信算了这样一笔账——全球范围内，2640位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至少有12.2万亿美元。投入10亿美元，慈善家们就可以资助一系列影响巨大且成本低廉的干预措施，到2030年可以多挽救200万母亲和婴儿的生命；投入40亿美元，他们就可以帮助5亿小农户增强气候韧性，并且到2030年每年减少10亿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投入70多亿美元，他们就可以为3亿人接种疫苗，防止至少700万人死亡。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亿万富翁都捐出他们财富的0.5%，这将释放出610亿美元——足以覆盖上述全部项目，还有490亿美元结余。

    “我们认为，能产生最大影响、让慈善资源得到最佳利用的资助是那些能够促进人类发展的投入，因为它们能够为全世界最贫困、最脆弱的人群提供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在这一领域，我们面临很多机会。”马克·苏斯曼强调，“我希望这封年信能够获得有识之士的响应、拓展更多的伙伴关系。”

    气候变化、AI以及下一次疫情大流行

    ——怎么看待“热搜”话题

    对于外界关心的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热点话题，今年年信也及时做出了回应，盖茨基金会正以平等为目标介入这些领域。

    在气候变化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支出都被用来降低碳排放，但对于已经受到了伤害的地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年信举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小农户，他们对于气候危机的责任最小，但却已经承受了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后果。

    因此，盖茨基金会与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合作，自主研发和解决方案的交付，为农民提供更多选择。比如培育更能抵御疾病的小鸡和耐旱的木薯，这对私营企业来说，可能并不总是有利可图，但它们有潜力帮助数百万家庭提高收入，这正是盖茨基金会希望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基金会也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共同开展改善农业气候适应的项目。

    在人工智能领域也面临同样的境地，作为一门新技术，除非设计时就将贫困人群考虑进去，否则人工智能将无法首先惠及他们。

    对此，盖茨基金会最近向研究人员发出提案征集，探索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公平性，结果收到的近80%的提案以及所有的资助对象，都是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研究人员。

    另外，马克·苏斯曼在接受腾讯采访时还表示：“全球并未做好充足的准备以应对下一次疫情大流行。”

    他说，在两年前的G20峰会上，盖茨基金会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建议全球每年投入100亿美元建立完善的监测体系——追踪新出现的病原体，快速检测和识别潜在的新发疾病，同时加强对新病原体的研发。迄今为止，世界银行成立了一个新的大流行病基金，中国和盖茨基金会都向该基金提供了资金但，但目前资金池只有大约16.5亿到17亿美元。

    “同时，我们还需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它能够组织‘全球卫生应急团队’，在监测到像新冠病毒这样的新病原体时，能够迅速介入并向各个国家提供支持。但现在的情况令人担忧：虽然很多国家都在本土大力开展工作，但我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全球基础设施，以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马克·苏斯曼对此忧心忡忡。

    不过，在总结整封年信时，马克·苏斯曼依旧保持乐观。

    “虽然我们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我坚信，在新工具的帮助下，我们将大大加快前进的步伐——无论是通过人工智能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应用，还是加强普惠金融、女性经济赋权或是在传染病和营养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干预措施。当下的科学发展振奋人心，但我们也需要筹集来自慈善机构和政府等各界的资源，并充分利用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以确保创新能够惠及最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们要通过年信传达的主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