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学，又称义塾，是面向贫寒子弟招生的免费学校，分为官建、民建和官民共建。义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东汉时期，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官员杨仁“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宋元时期，义学逐渐兴起，北宋名相范仲淹为贫寒子弟专设义学。明清时期，义学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清代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义学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置，并与私塾、社学等共同承担起蒙学教育。清末教育家王韬在《征设乡义学序》中写道：“义学者，即以补官学之所不及。”
    广设义学
    维护地方稳定
    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义学初由京师五城各立一所，后各省府、州、县多设立，教孤寒生童，或苗、满、黎、瑶子弟秀异者。”
    清朝入关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八旗人才奇缺，“仅足敷京员之用”，亟须培养大量人才。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以佐领为单位，为家境贫寒、无力延师的八旗子弟开办学校——八旗义学，用以教授幼童满蒙文字。“凡旗子弟十岁以上者，各佐领在本佐领内各选一人。满洲幼童，教习满书、满语；蒙古幼童，教习满洲、蒙古书，满洲、蒙古语；汉军幼童，教习满书、满语，并教习马、步箭。”他们通过在义学学习，成为各部、院、衙门可供挑选的基础人才。继京师设立八旗义学后，各地的驻防八旗也相继设立义学。
    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等地和少数民族聚集区，清政府亦多次诏令兴建义学。康熙四十五年（1706）和五十九年（1720），康熙帝分别议准“黔省府、州、县、卫俱设义学”及“广西土属十五处，各设义学一所”事宜。雍正帝继位后，继续在少数民族聚集区兴建义学。雍正三年（1725），他议准“云南、黔省等地设立义学，令彝人、苗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学”。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又议准“湖南永绥六里，每处设立义学三所”。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聚集区的蒙学教育，还加强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清朝统治者通过鼓励各省兴建义学推行教化，明人伦、改民风，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议准各省府、州、县令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谕各直省现任官员，自立生祠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乾隆元年（1736），乾隆帝议准“令顺天府尹转饬大兴、宛平两县，清理义学基址，酌量扩充，葺旧建新，律无力读书之士得以聚处。该府尹遴选文理兼优之士，延请为师。凡愿就学者，不论乡城，不拘长幼，俱令赴学肄业”。
    乾隆、嘉庆时期，内地及沿海地区已经广泛设立义学。道光年间，朝廷谕令各州、县均办义学，并规定具体的学习内容。如，道光初年襄阳府要求“各蒙童以本府所刊之《小儿语》《小学诗礼》《圣谕广训》为先，三书即熟，再读《小学》《四书》《五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民间一些有识之士自发集资创办义学。至光绪年间，各地义学迅猛发展，数量远超从前。
    兴教育、重师儒、办义学
    为治台根本
    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清政府针对台湾地区特殊的海疆战略地位和民情，把“推行教化”作为治理台湾的重要内容。随后，治台官员捐资创办并修建起一大批儒学学宫。由于学宫招生数量有限，便出现了“酌取番童一名归府学”的情况。清政府为了让当地幼童可以享受最为基础的教育资源，和汉人子弟一样接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启蒙教育，便广泛设立社学、义学等场所。而且学业有成的义学学童不仅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还能进入当地的府、县儒学学宫深造。
    台湾义学基本仿照儒学学宫的规制定期进行岁考月课，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蒙学和经学两种。汉人子弟的教材多用《三字经》《小学》《诗经》等儒家经典启蒙读本，上课内容主要有政令宣导、儒家经典诵读和八股文习作。当地幼童的上课内容则浅显易懂，以训官音（即官话）、教礼仪、学文字为主。
    康熙四十三年（1704），台湾知府卫台揆在台湾府设立“东安坊南部义学”，两年后，又设立“东安坊东部义学”。仅康雍时期，台湾已有义学26所。为了保证义学的教学质量，台湾地方官员会定期派遣儒学训导深入巡查义学情况。如康熙年间，分巡台厦道陈大辇和北路营参将阮蔡文都曾出巡义学，考察塾师授课；光绪年间，知县周有基制定7条学规，严格规范塾师对学生的管理。
    “兴教育、重师儒、办义学”被视为治理台湾的根本，广设义学亦成为实施教化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康熙六十年（1721），“筹台宗匠”蓝鼎元在上疏朝廷《制军台疆经理书》中写道：“郡县兵防既已周密……而后可施富教……兴学校、重师儒，自郡邑以至乡村，多设义学，延有品行者为师，朔望宣讲圣谕十六条，多方开导，家喻户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转移士习民风，斯又今日之急务也。”雍正二年（1724），蓝鼎元在《与吴观察论治台事宜书》中写道：“广设义学，振兴文教……台邑凤山、诸罗、彰化、淡水，各设义学，凡有志读书者，皆入焉。学行进益者，升之书院为上舍生。则观感奋兴，人文自必日盛。”他建议将义学与书院教育衔接起来，在广设义学的同时，于府城设书院。凡义学中的“学行进益者”，即可升入书院成为“上舍生”，以此鼓舞大家积极向学，促进台湾“儒教渐兴，人文日盛”。
    乾隆时期，台湾义学开始转型，纷纷改制为书院。乾隆十年（1745），彰化知县曾日瑛在彰化县学宫右侧设义学一所，但很快被改建为白沙书院。第二年，凤山知县吕钟琇将凤山县义学扩建为屏山书院。乾隆二十四年（1759），诸罗知县李倓在诸罗文庙旧址建玉峰书院取代已废义学。这些书院以招收备考乡试的生员为主，兼收贫寒子弟，具备义学功能。
    办学形式多样
    旌表武训行乞办学
    清代义学的办学形式多样。官建义学由政府出资兴办，塾师束脩从国库中支出。民建义学主要通过士绅捐田、捐银、捐房设立，塾师束脩主要从士绅的捐银中支取。由于各地经济情况不同，义学的办学规模也大小不一。对于个人兴办义学的德行义举，清政府有专门的旌表制度，如赐匾额、造牌坊等，使行善者的名声气节得以流传和宣扬。据《清会典》记载：“凡士民人等，或养恤孤寡，或捐资赡养，助赈荒歉，或捐修公所及桥梁道路，或收敛尸骨，实与地方有裨益者，八旗由该都统具奏，直省由该督抚具题。其捐银至千两以上，或田粟准值银千两以上者，均请旨建坊，遵照钦定乐善好施字样，由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自行建坊。”
    清末民人武训以行乞办学得到朝廷旌表，并被写入《清实录》。武训出生在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今冠县柳林镇）武家庄的一户贫农家庭，乡人称其“武七”。他年幼丧父，只能随母以乞讨为生，求学不得。14岁后，武训离家当佣工，雇主见其不识字便以假账相欺拒绝支付工钱。年少的武训吃尽没读书的亏，遂萌生兴建义学的念头。他拼命赚钱，“凡挑担、推磨、拉吨，即极艰苦之活，苟可以获利者，无一不可”，“凡肩挑背负，苟可以得钱文者，虽披星戴月，无间寒暑”。武训挣到的工钱，除供养母亲外，都用于筹设义学。而他则极尽简朴，过着“且佣且乞”的生活，“昼行乞，夜积麻，得一钱，则积之”，“遇断线残缕，必拣而结成绳，或团做线蛋，以资易钱”。
    光绪十四年（1888），武训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一所义学，校舍20间，取名“崇贤义塾”。山东巡抚张曜在“崇贤义塾”兴办后上奏光绪帝，依例请“准堂邑县民人武七（武训）自行建坊，给予乐善好施字样，以示旌奖”。光绪帝朱批“著照所请”，准武训自行建坊，并赐“乐善好施”字样。武训不慕虚名，只是将“乐善好施”字样做成匾额挂在“崇贤义塾”内，并未建坊。光绪十六年（1890），他与馆陶僧人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6年后，武训又在临清县御史巷兴办了第三所义学。
    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在临清御史巷义学内病逝，依其遗愿葬于“崇贤义塾”外。他离世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请为武训宣付国史馆立传，赞其“以一乞人兴学三州县，捐资万余串，仅予寻常旌表不足以示来兹而风薄俗，恳恩宣付史馆立传，以彰奇行”。学部议覆，赞誉武训兴办义学的事迹，亦请“将该义丐武训生平事实，宣付国史馆立传，以章奇节而振学风”。宣统二年（1910）九月，清政府“予积资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据《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