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作为概念的公益和慈善各有其内涵与外延，但二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公益表现于行为活动，慈善则是其内在的心理基础。内心慈善，而行公益。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二者相提并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深厚的公益慈善思想，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激发出无数的善事义举。

    儒家：公与义

    儒家经典《礼记》描述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理想深刻烙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同时也打下了公观念的深厚基础。既然天下为公是最高理想，那么秉公道、行公义，自然也就成为无上之功，这样的人就已经成为孔子眼中的圣人。《论语·雍也》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博施济众就是典型的公益行为，孔子认为能这样做的人就是毫无疑问的圣人，这几乎已经是儒家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

    那么，人为什么能秉公道、行公义呢？儒家认为是人内在的道德情感使然，即“仁”。“仁”就是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对他人天然地存有一份关爱、同情之心。这种关爱同类的心理情感很可能源于初民时代以来人类群居对抗自然所产生的共生意识，即心理学所谓“种族保存”的本能，而儒家将其作为人之为人的道德本质。这种共生关系使一个人对他人的道德意识成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家称之为“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及其所列举的多家之所以都将“义”解释为善，是因为义作为道德意志和规则意识，强烈地指向利他主义精神。在义面前，利他包括但并不是专指某个与自己有着特殊利益关系的他者，而是有着明显的“天下为公”色彩。儒家的义利之辨始终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利他的公众性、社会性，因而“义”的原则具有“公”的指向，这就是儒家意义上的“公义”。

    墨家：兼相爱，交相利

    同处先秦时代的墨子则持有更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争斗杀伐的祸乱之源在于人们只知爱己不知相爱：“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兼爱中》）。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兼相爱，交相利”的观念和信心，即将自己与他者等量齐观、平等对待，爱人如己，相爱相利。

    墨家的事业就是以此为宗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非命下》）。墨子号召人尽其才，共同为这个理想努力。“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墨家言行一致、率先垂范，为天下苍生摩顶放踵，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堪称中国古代践行公益之杰出楷模。

    道家道教：积善得道

    道家将义行善举与修道、得道联系起来，以此导人向善。老子《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天道没有什么偏私，总是青睐善人。这就指出了一条为善得道之路。《道德经》从道的高度观万物之德，认为一切人、一切物均有其可取之处，因而主张善待一切人和物：“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第二十七章》）。老子相信，以一般无二的善心诚意对待所有人，会引导出所有人的善心诚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

    道教思想家葛洪在其著名作品《抱朴子》中也明确指出公益慈善是得道长生的必要条件：“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抱朴子内篇·微旨》）。道教文献《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都是著名的劝善书。如《文昌帝君阴骘文》上就说：“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以福。”《元史·释老传·丘处机》中记载了丘处机以73岁高龄、历时多年西行雪山见成吉思汗，从而拯救万千生灵的壮举，这是道教公益慈善精神的典型体现。“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于是赐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丘处机以不嗜杀人、敬天爱民、清心寡欲劝谏成吉思汗，赢得了成吉思汗的肯认和尊重。回到中原之后，丘处机“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佛家：普度众生

    佛家认为众生皆苦，因此要普度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普度众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慈悲心。《大度智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法华经》云：“大慈大悲，常无懈怠，恒求善事，利益一切。”佛家高度评价能够发慈悲心去利乐有情众生的行为，认为这已经到了菩萨的境界。具体的方法主要是“四摄”与“六度”。“四摄”即引领众生离苦得乐的四种方式：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六度”即救度众生及自己到得彼岸的六种方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普度众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悲智双运、福慧双修的要求，也就是说修持佛法不仅需要般若智慧，还要广种福田，积善得福。在《佛说诸德福田经》中，释迦牟尼讲述了得福七法：“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果园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坚牢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作圊厕，施便利处。”法藏在《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五中也列举了一个关于八种福田的流传说法：“一造旷路美井，二水路桥梁，三平治险路，四孝事父母，五供养沙门，六供养病人，七救济危厄，八设无遮大会。”种种福田归结起来，大部分都是今之所言公益慈善事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极为丰厚的公益慈善思想，种种善行义举彪炳史册、数不胜数，本文仅略作管窥。我们今天构建“两个结合”，追求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益慈善思想进行深入挖掘，使其焕发活力，将其发扬光大。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初景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