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声势浩大的三大会馆，到后期蓬勃发展的各地同乡会，近代青岛同乡组织一直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寻求着自己的发展，在青岛这座多元复杂的社会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它以地缘性为基础，同城市移民紧密联系，在政治、经济之外，也在青岛社会的慈善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乡会馆与同乡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断受到外国列强的入侵，国家的海防意识不断增强。1891年，李鸿章与山东巡抚受命校阅北洋海军，之后，率舰队抵达胶州湾实地勘察，一致认为该湾形势重要，乃联奏在胶州湾和烟台建筑炮台，驻兵设防。6月14日，光绪皇帝批准奏折。李鸿章“乃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兵四营，移驻胶澳”，是为青岛建制之始。1897年，德国租借胶州湾，再次改变了青岛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在客观上为青岛一步跨入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青岛在建制特别是成为德国的租借地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城市化的过程，青岛经济贸易迅速发展，市场和商业不断扩大，人口迅速增长，以移民为主的社会和多元化、异质性的商人群体的逐渐形成，这众多的变化为同乡组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和必要性。

    在青岛这座客籍非常集中和复杂的新型城市里，客籍和本地居民以及客籍之间的矛盾显得特别突兀，为了维系自己的利益，地域相近的群体就自觉地形成了同乡组织，一方面对外解决各种矛盾，形成发展的合力，一方面形成内部的整合，维持一定的传统和互助。青岛地区的同乡组织最早产生于光绪末年，最早也是同乡会馆这种形式。

    会馆这一名称，既包括集会的场所（建筑物），也包括组织和功能。成书于1928年的《胶澳志》指出：“结社之最早者为齐燕、三江、广东三会馆及青岛商会。商界公益、市政得失常集议而取决于此。”《胶澳志》中提到的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广东会馆，就是早期青岛著名的“三大会馆”，其建立时间最早、规模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毫无疑问是早期青岛同乡组织的代表。

    而后起的同乡会，发展也很快，数量上大大多于同乡会馆。与传统的同乡会馆相比，同乡会往往按更小的地理单位划分，成员涵盖面和服务对象不断拓宽，现代性更强，更为务实，更加规范，但不太讲究会所的建筑。

    传统慈善救济活动

    青岛自建制至今，不过百余年历史。而同乡组织从产生到退出历史舞台也有大概半个世纪的时间。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同乡组织的存在对青岛城市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必然的影响，在慈善方面更是如此。同乡组织的建立其最基本的动机是帮助客居异地的同乡、维护同乡人的利益，这一点决定了其强烈的慈善色彩。不论是会馆还是同乡会，我们在其建立宗旨中，总能发现“互助合作”“倡办公益慈善事业”“救济难胞”“利济桑梓”等字眼。《青岛市志》在介绍建国前的慈善团体时，共介绍了四个影响较大的慈善团体，除了红十字会青岛分会之外，另外三个就是齐燕会馆、三江会馆和广东会馆。而在同乡会出现之后，拓展了与同乡会馆相联系的慈善功能，对自己的任务有了更广泛的定义。

    同乡组织一直坚持传统的慈善救济活动，即包括济贫助困和赈灾救荒等，此类慈善救助一般多为款物接济。

    恤贫济困一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传统项目内容。同乡组织在青建立以后，对同乡的贫困群体非常关注，通过力所能及的举措来帮助这些贫苦同乡。对于在青贫苦无所依者或者难民,同乡组织有时会让其居于会址并减免其房租或通过上呈政府帮其搭盖棚屋等方式予以安顿，而对于贫乏无力返乡者，会给予资金使得回家；对于生病、受伤而无力救治者，施予医药；对于死后贫不能购棺木和安葬者施予棺木或助其安葬；还包括对贫困之同乡或者难民直接发放物资钱粮等。例如掖县旅青同乡会在其章程中就明确提到了此类任务，比如“旅青中或素有安分偶以命蹇运乖贫乏无力返乡者，同乡应筹集川资俾得回家”“生老病死人世之常，旅青同乡既多，自必筹备周详，以备不虞，平素造棺木多具，分上中下按本钱定好价格，倘有用者，可自酌贫富来选拾用，照付原价，如贫不能购即行施舍”“本埠名医虽多，皆有马钱，贫者或不便前往请诊，本会请同籍精于岐黄者每月指定时间在本会施诊”等。

    近代青岛的天灾人祸不断，人民备受其害，因此，对广大同乡及难民进行灾荒赈济，帮助他们远离水深火热的危境，就成了同乡组织的重要任务。而政府和其他慈善救济团体也常常通过同乡组织更好的帮助受灾荒群众。由于灾荒不断，对难民的救助就成了特别重要的内容。

    在出现重大灾荒之后，各同乡组织会通过募捐和义演等方式筹集物资钱粮来帮助抗灾。比如1947年青岛雹灾之后，昌乐旅青同乡会就组织音乐义演筹集资金赈灾。其它同乡组织也经常组织此类活动，而对于此类活动，政府也常常免其娱乐税，使义款更好地救助受灾群众。而各同乡组织也尽量做到全面赈济，按实际所需发放物资钱粮。除了赈济青岛地区出现的灾荒外，各同乡组织还发扬人道精神，对于其他出现灾荒的地区给予力所能及的救助。比如1947年昌黎县出现重大雹灾，昌黎县旅青同乡会就组织在青同乡给予救济。1947年广东出现大水灾，广东旅青同乡会就通过中中交农四联总处青岛分处筹得七行局库各50万元的赈款予以救助。

    对于在青难民，各同乡组织会给其发放难民登记表和调查表，并制作其籍难民清册以便管理救助。有的同乡会如莱阳旅青同乡会还成立了莱阳难民同乡会。各同乡组织在救济难民上注意与政府的互动。比如1947年6月27日，山东旅平同乡会就汇上国币一千万元给青岛政府用于筹赈救济鲁东流亡难民。对于过量集中的难民，各同乡组织通过疏散和助其还乡来缓解这种情况，而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比如抗战后面对青岛大量的难民，华北政务委员会就多次发布协助各同乡会疏散人口的处理办法。而对于不能及时疏散或还乡的难民，各同乡组织则上函政府申请空地助其搭盖棚屋，施予事物，并随时关注其状况。比如1947年7月，浮山区三号炮台难民400余人疾病交加，急于急救，高密旅青同乡会就上函政府和青岛市卫生局,青岛市卫生局就令浮山区卫生所随时前往三号炮台治疗难胞患者并注意该处防疫工作。而政府和其他组织的赈济也常常以同乡组织为单位来实行，再由各同乡组织具体到各地在青灾民难民。比如1947年9月25日，青岛临时赈济委员会就以各同乡会为单位发放面粉作为急赈，并将各同乡会分为5等规模。发放面粉量为一等莱阳旅青同乡会1000斤，二等日照旅青同乡会700斤，三等平度、昌邑、高密、诸城、胶县各旅青同乡会各650斤，四等威海、安邱、海阳、招远旅青同乡会各120斤，五等楼霞旅青同乡会55斤，莒县、章丘旅青同乡会45斤，牟平旅青同乡会20斤，黄县、蓬莱、文登、荣成、沂蒙、益都旅青同乡会各15斤。

    除了难民之外，各同乡组织还关注其他需要救助的群体。如1946年平度旅青同乡会呈报政府申请募款救助伤兵，而同年胶县旅青同乡会则举办义演救济流青专科学生，1948年8月15日威海卫旅青同乡会则上函提到台湛路威海籍难民婴儿营养不良请予其拨发社会部救济品中的奶粉等等。

    扩展慈善内容范围

    除了坚持传统的慈善救济行为，在青同乡组织在社会发展中拓展丰富了慈善救济的内容，努力倡办公益，不再只拘泥于表面的慈善救助。

    传统的慈善救济，多为款物接济，非治本之法。这种救助接济并不能为受助者谋生计，也不能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养而不教而无异制造莠民”“惟多失慈善本意”，所以在青同乡组织一方面重视济贫助困、赈灾救荒，一方面将范围拓展到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并实施了一些以工代赈之法，让实物救济和劳务谋生相结合。

    首先许多同乡组织都在传统慈善事业之外，倡办了其他社会公益事业。许多会馆和同乡会都开办了义学，比如三江会馆、广东会馆等义学。之后的同乡会也大力效仿，正如掖县旅青同乡会章程所言“凡旅居青岛诸同乡，终日经营工商各业，子弟教育势难兼顾，为此同乡中或捐输款项或牺牲工夫，先由义学着手，渐次扩充办理各级学校，以宏各乡子弟之造就”。此外，许多同乡组织还设立了施医馆，对同籍需要救助之人施以医药。还开办了公墓和义地，帮助同乡办理殡葬事宜等。

    各同乡组织还积极配合青岛难胞垦移疏导委员会等部门组织同乡难民移垦和开荒。莱阳旅青同乡会在1948年5月27日在看到报载选拔难民开垦福山、东山荒田，并由红十字会借用开垦器具和地瓜苗的消息后，就上函为其县难民申请，帮助难民“藉以糊口，增加生产，自力更生”。青岛市政府和难民疏导委员会还组织难民去江西等地开垦，组织开垦难民团，由行政院拨费向难民发放开垦器具、小麦等，各同乡组织也积极响应，组织各籍难民加入。此外文登旅青同乡会等团体还在抗战胜利后，从青岛市敌伪产业处理局申请接办小型工厂，为同乡人士创造谋生机会。

    建国以后，特别是人民政府在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青岛的同乡会组织也就结束了其历史使命，纷纷宣告结束。但在其有限的历史时期内，同乡组织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青岛这座新兴城市的方方面面，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贯穿于青岛早期城市化的始终，其在慈善领域的作用和影响，在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据《东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