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冯桂芬，不仅积极改革近代社会，也致力于慈善救助。无论理念抑或实践，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由于身受西学影响和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冯桂芬在从事传统慈善活动的同时大胆提出对传统慈善事业的改革设想，推动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向近代转型。

    冯桂芬与慈善的渊源

    冯桂芬（1809~1874），苏州府吴县人，历任翰林院编修，顺天、广西乡试考官等职。道光三十年，冯桂芬又丁父忧在乡，逐渐淡出仕途，主要以地方绅士的身份在苏沪一带活动。正缘如此，他才有条件对慈善事业倾注大量精力，由此成为著名慈善家。江苏巡抚吴元炳曾对冯桂芬一生的善举作过扼要总结：“故宦于善举尤尽心力。咸丰三年，收养江南北流亡，全活无数；同治初，在上海请设抚恤局，专办掩埋、栖流，又创立保息、安节等局；郡城复后，故宦经理女普济、锡类两堂，樽节经费，营建堂屋，规制因以大备焉。”

    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全国慈善事业最为兴盛的城市之一，地方有力者举办慈善事业的传统非常浓厚。道光三十年返乡后，冯桂芬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亲自创办或主持多种慈善组织。

    吴县光福镇一仁堂和种树局便出自冯桂芬的手笔。冯桂芬在《光福一仁堂记》中记道：“近世善堂之法，凡贫者病与药、死与槥，死于道路者埋而具褐焉，苏城内外，无虑数十堂，独光福巡检所辖百三十一图中无之”，以致“凶岁暑月，道殣相望”。咸丰六年（1856），冯桂芬游说地方官员，从讼案罚金中拨出银两，创建光福一仁堂，并为之置办田产200多亩；又设种树局，“得山地百余亩，杂艺梅桃桑柘之属”。一仁堂在救助地方贫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太平军攻占苏州、一仁堂的管理者纷纷逃离后，当地居民“犹能以堂租治堂事”，掩埋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尸骸。同治年间清军收复苏州，在冯桂芬次子冯芳植等的主持下，一仁堂与种树局恢复正常运营。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苏州，冯桂芬避居上海。在此期间，他的慈善举措更加繁多有力，除“请设抚恤局，专办掩埋、栖流”以外，还主持创办保息局和安节局，用于救助战争难民。据《同治上海县志》载，同治元年（1862）夏，上海发生大疫，苏州绅士在上海广福寺创建保息局，“为施医药、施棺代葬之所”。保息局最初的救助对象是苏州来沪的同乡，所谓“专为苏人避难者设”，不久后又“旁及他处，不分畛域”，扩大了救助对象的范围。清军收复苏州以后，保息局迁往苏州，但上海原址仍然保留。其经费来源以丝捐为主，浙江嘉兴、湖州一带的丝商多参与其事。

    安节局同样创办于上海。《同治苏州府志》称，安节局“初设在上海县，郡人冯桂芬等创建，收养名门嫠妇”；清军收复苏州后，于同治三年移建苏州。冯桂芬曾提到：“且住（保息）局妇女别为安节。”可见安节局最初应是保息局的附属机构，后来才独立成局，专门收养“名门嫠妇”，即士绅家庭的寡妇。

    在清军收复苏州以后，冯桂芬还被委以重建苏州慈善组织的重任。同治三年，在江苏巡抚李鸿章的直接过问下，以冯桂芬为首的一批苏州绅士“拟重整各善堂章程”，将苏州原有的慈善组织“照章逐一清理”。此外，冯桂芬还亲自兴复了苏州女普济堂、锡类堂和丰备义仓三个慈善组织。

    苏州女普济堂创建于乾隆三年（1738），以收养贫病妇女为职。锡类堂设立于雍正十三年（1735），负责收埋无人认领的道路遗骸。咸丰年间，二堂均毁于兵燹，同治年间，冯桂芬重建女普济堂，并将锡类堂附入办理。丰备义仓建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太平军占领苏州期间亦停止运营。清军收复苏州后，冯桂芬与同乡绅士多次呈文官府，要求重建义仓。冯桂芬还主张对义仓的运营办法作必要的变通。如对因战争而未能及时给奖的捐田者从优奖励，“以广招徕”，还建议改变原来“出纳官主之，士绅不与”的管理模式，将义仓改为“官绅互为经理”。同治五年（1866），冯桂芬和同乡绅士动用义仓田亩收租所得，在苏州城中建成仓廒，使丰备义仓顺利重建。

    冯桂芬慈善思想的发展

    冯桂芬一生慈善活动数量众多，涉及面宽泛，举凡救灾备荒、施棺代葬、施药送诊、恤嫠养老、施衣施粥、惜字义塾及收养难民等活动都有参与。不过，这类慈善活动早已有之，冯氏所为并没有新意。若仅就此而言，冯桂芬只能算作一个热心慈善的传统绅士。

    首先，传统慈善事业对受助者的道德操守有着明确要求，对道德不良者往往不予救助。其次，传统慈善事业的救助办法较为消极，即给予钱物，使受助人得以维持生存。这两大特点，在冯桂芬主持的慈善事业中同样存在。譬如，保息局在办理“赊棺”（贴钱施棺）善举时，对“娼优隶卒”“忤逆不孝”及“奸淫造孽”等人“一概不赊”。他主持或参与各种慈善活动，亦以消极救助的办法为主。

    但在避居上海期间，冯桂芬大量阅读了西方书籍，并与西人密切接触，其慈善思想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从当时撰成的《收贫民议》和《复宗法议》二文来看，冯桂芬已注意到西学中有关慈善救助的内容，并借鉴西方经验，对中国慈善事业提出改革构想。

    在《收贫民议》中，冯桂芬写道：“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其一是：“荷兰国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少壮入教局，有严师，又绝有力，量其所能为而日与之程，不中程者痛责之，中程而后已。”其二是：“瑞颠（典）国设小书院无数，不入院者官必强之，有不入书院之刑，有父兄纵子弟不入书院之刑，以是国无不识字之民。”

    于是，冯桂芬借鉴西方做法，对传通慈善事业提出改革方案：“今江浙等省颇有善堂义学，义庄之设而未遍，制亦未尽善，他省或并无之。另议推广义庄，更宜饬郡县普建善堂，与义庄相辅而行，官为定制，择绅领其事，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堂、读书室、严教室，一如义庄法，以补无力义庄之不逮。严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严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顽梗，凡民间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赌博斗殴窃贼，初犯未入罪者，入罪不遇赦若期满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愿保领者释之。别设化良局，专收妓女，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三年保释亦如之。期于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而已。”

    从内容分析，冯桂芬提出的“普建善堂”，是为了“与义庄相辅而行”及“补无力义庄之不逮”。那么，冯桂芬构想的“义庄”又是怎样的呢？《复宗法议》一文对此有过清楚的表述：“有一姓即立一庄，为荐飨合食治事之地。庄制分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凡族之寡孤独入焉；读书室，无力从师者入焉；养疴室，笃疾者入焉。又立严教室，不肖子弟入焉。”

    为达到最佳的救助效果，冯桂芬补充指出：义庄应以千人为限，“逾千人者分一支庄，增一族约”；若属“单门稀姓”或流寓外地者，“有力者亦许立庄，无力者择所附”；为方便起见，设立义庄并不一定要奉行同姓同宗才能成族的旧规，可略为变通，目的在于使“亿万户皆有所隶”，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够为义庄所辖，受到义庄的救助。

    同时，冯桂芬慈善思想的变化，也于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巨大震撼有关。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的发生，正是由于以往统治者“不养不教”的缘故。他要求推广善堂、义庄，对民众实行普遍的养、教，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达到“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和“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的目的。

    冯桂芬对改革构想的实践

    在提出上述改革构想之后，冯桂芬并没有将它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努力付诸实践，创办新型慈善组织。苏州洗心局便是其中典型事例。

    苏州洗心局是冯桂芬父子共同创办。

    《苏郡洗心局章程》规定：“此举专为兵燹后名门旧族子弟失教废学、误入下流者而设，年岁以二十左右为度。”若非旧家子弟，或年纪过大、劣迹过多者概不收容。愿送子弟入局的家庭应预先申请，由洗心局派人访明底细后方可收容。子弟入局时，由家属并将子弟以往的性情举止、所犯过错及读书习业情况一一说明，以便管理者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局中设有“司友”和“教习”等职，负责管教子弟。

    在教育和改造子弟方面，洗心局定有专门制度。入局子弟每人独居一室，以免群聚生事“每日一粥两饭，饭菜与局中司友无异”，此外不得私吃零食“水旱烟亦不准吸”，子弟家属不准私送钱物。入局子弟一概不准外出，只有罹患重病者方准家属领出疗治，每月朔、望日集会于厅堂，聆听教习宣讲《圣谕》，每日清晨起身，上午学习书算，下午“就性所近，各习一技”，晚饭后各自回房休息，不准点灯，以便养成早眠早起的习惯。染有鸦片烟瘾的子弟由洗心局照《林文忠公戒烟方》配制丸药，责令戒烟。子弟须听从约束，平日“务各息心静气，不准高谈阔论及私相讲话”。

    为保证教育和改造措施的贯彻实行，洗心局制定了考核和奖惩办法。局中设“功过簿”一本，将子弟日常表现分别功、过填注。恪守局规数月无过失者，可迁入较为轩敞的号舍，以示奖励；改过自新者将提拔为号长，“现身说法，随时劝导”，协助教习管教其他子弟；确已尽除旧习的子弟交由家人领回，分别读书习业；不知改悔者由教习严加管教，必要时予以惩戒，如宣讲《圣谕》时“罚令跪听”，实在顽劣者“交原保送人领回”；“野性难驯、私自逃归”的子弟，准许亲族重新送入，但须从严责罚，以儆其后。

    从洗心局的章程中可见，它的收容对象为“旧家不肖子弟”，正属道德不良者的范畴；救助办法也颇为积极，不仅教给知识技术，而且要努力改造思想，使其成为有用之人。这与冯桂芬之前设想的“严教室”基本一致。所以，苏州洗心局的出现，意味着冯桂芬已将“严教室”的构想付诸实践。

    洗心局出现后，在苏州地区产生相当影响。同治年间的苏州地区曾出现过三所功能类似的组织。至光绪年间，洗心局的影响已超出苏州，开始在江浙地区得到推广。此外，晚清时期出现的一些新型慈善组织，虽然与冯桂芬本人没有关联，却与其改革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据《江海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