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杭州江干至萧山西兴一带，都是宽阔的江面。钱塘江入海口宽近百里，至海宁盐官一带，渐缩为3公里左右，呈喇叭形，潮波上溯受阻，波涛汹涌，状如万马奔腾，声如惊雷震地。古往今来，每到农历8月18日，潮头高达3到5米，无数名人前来观赏，留下许多动人诗句。

    古时候，据说秦始皇为了到会稽去祭拜治水英雄大禹，要过钱塘江。那时的杭城一带是汪洋世界，秦始皇行至宝石山边，将缆绳拴在一块大崖石上，然后登山眺望，急欲选渡口过江。因江面辽阔，水急浪高，只好沿江西行120里，从狭中渡。

    胡雪岩捐银首建

    到了19世纪60年代，杭州丝织、印刷、造船和其他方面在国内遥遥领先。当时“红顶商人”胡雪岩富甲一方，人们尊他“江南药王”。他笃行佛教，把“好义为人钦”作为至理名言，认为“有钱不行方便于人，如入宝山空手而回”。为沟通与萧、绍、宁、温等地的药材业务，积德行善做好事，经巡抚核准，他独资捐银10万两，在南星桥至西兴江面之间首创义渡，免费接送两岸商人、农民和居民过江。此举引起社会热烈反响，一时间杭城开明士绅商贾纷纷相助。

    当时胡雪岩委托一批有经验老船工，制造了四条长15米，宽4米，可载100多人的方头平底渡船。这种船比一般渔船大5倍，便于人员携带物品上下，行驶平稳，只是全靠人力摇橹，显得十分笨拙。如遇天晴顺风还好，如果逆水逆风或遇潮水，不仅苦不堪言，而且时有危险，所以时常被迫“封江停渡”。说起“封江停渡”，也有一件趣事。当时没有通信设备，为了把消息告诉大家，人们在南北两岸各竖一根高高的旗杆，一旦因风急浪险决定“封江停渡”，两岸便把一面细布做的大旗子扯到旗杆顶端，好象是向老天爷举手投降。两岸过客见到旗子，就知道已经停渡。

    由于经常遇到“封江停渡”，许多客商被滞留江边，使往日冷清的南星桥慢慢繁荣起来。加上木业兴起，江边百船云集，岸边百业应运而生，许多茶糖酒饭、南北杂货商店，从闸口至三廊庙十里，江干顿时热闹非凡，人们从此把这里称为“金江干”。

    到1883年，钱江义渡已在风雨飘摇中苦撑20多年。虽然胡雪岩每年要支付许多银两，但“上半夜为自己着想，下半夜为他人着想”的他却无怨无悔。当时渡船已有36艘，船工350多人，可谓盛况空前。可惜胡的蚕茧丝绸生意因受洋商倾轧受到严重挫折，一时陷入无力自拔的困境，加上他年迈体弱，终于在疾病折磨和精神郁闷中而抱憾辞世。

    俞襄周鼎力接办

    眼看钱江义渡无法维持，正在上海担任两浙盐运使、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长的俞襄周自告奋勇站出来。他号召在沪同乡，同舟共济，力挽危难，接办胡氏义渡之舟。一时间，众人鼎立同心，资金像雪花飞来，很快筹措一笔巨资，于是成立义渡基金会，从而使义渡大旗临危不倒。有了资金后，俞襄周在上海向外商购买了一艘机器轮船。他先在黄埔江上试船数次，然后带着一班好友乘机轮沿海路南下到三廊庙码头。俞亲自挑选5名有驾驶修理技术的人做水手，又令机轮拖着方头平底大船，在江面反复试航，直到没有任何问题，方才投入渡客。当时两岸百姓，称这种“突、突、突”冒黑烟的机器船叫“小火轮”，许多人没事也赶来坐一趟过个瘾，他们乘过以后，更是添枝加叶地描述洋船的奇妙，使人倍感新奇。

    俞襄周为什么热衷于义渡呢？说起来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祖居绍兴马山乡的俞先生，原来家有良田数百亩、瓦舍50多间，历代经商，家资殷实。他在杭城有数家商号，同时经营杭州至桐庐、杭州至诸暨两条水上航运公司。因他经常到杭州城里办事，是义渡船上的常客。一年夏天，俞从萧山乘轿子赶往西兴过渡。当时穷人都是赤脚干活，轿夫要跑路，穿自己用稻草打的草鞋。这天，一轿夫的草鞋底磨破了，只好赤脚一拐一拐地走，使轿子一摇一摆的，结果把闭目养神的俞先生摇醒了。俞看轿夫痛苦的样子，马上从口袋掏出散碎零钱，让轿夫在路边歇息一下，顺便买双草鞋和茶水零食解解饥渴。因为草鞋是自己打自己穿的，跑了好几家店也没买到，轿夫只好忍痛上路。这一折腾耽误了时间，等赶到渡口，船已驶离江边300多米。俞先生只好在江边等下一班渡船。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等船时刻，忽见乌云骤起，风声大作，本来就是无风三尺浪的江面上，顿时恶浪滔天，可怜刚驶到江心的木船，像片轻飘飘的落叶，在江中时隐时现险象环生。显然船工已失去驾驭能力，这情景使岸上人的心揪紧了。此时，许多送别的人跪地求天，但愿菩萨保佑一船人平安过江，可是尽管千呼万唤，已是回天乏力，大家眼看一船人葬身于无情的江水中，人们撕心裂肺地哭着喊着。此情此景，像重锤撞击在俞襄周心扉上，他暗下决心，待到有朝一日，定要尽力改善渡江条件，不让这人间悲剧重演。

    俞襄周临危受命，接过义渡大旗，时常拨冗顾问义渡具体事务。由于他采用机器轮拖船，不但快捷安全，而且增加对开航班，同时在每条船上配备救生设备，还在两岸备置救生船，又训练水上救生员，从而增加了渡江安全系数。从此，江南岸群众挑箩搭担，纷纷乘船来杭州，他们早上带着鸡鸭鱼虾、新鲜蔬菜进城，下午买着小商品百货返回，每天南来北往、川流不息。每逢春节清明前后，萧绍宁温的商人要赶回老家过节祭祖，致使渡船不敷应用，于是俞襄周又把杭桐、杭诸两家航运公司的船只，调到南星桥全力以赴支援节日义渡。在群众赞誉声中，俞先生又得到杭州知名人士王竹斋、金润泉、张载阳、蒋抑卮、王芗泉等人大力支持。不久，又向外商购买四艘铁壳机轮，并冠名为“义中号”“义正号”“义和号”“义平号”，使钱江义渡进入鼎盛时期。

    成立钱江义渡局

    此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成立了浙江钱塘江义渡局。义渡局局长由杭诸轮船公司经理王清光担任，使原来的民营性质变为一个官督民办的机构。当时，义渡局归省政府直接管辖，不论官商士农过江，仍然一律予以免费，保持义渡重义不重财的本色。

    1927年，由俞襄周建议和资助，钱江义渡局着手建两岸南北码头。因为原来江岸边都是大片的淤泥沙滩，人们要登上渡船，必须走过很阔的一段沙滩，而沙滩时有积水，有的水深及胫，所以只好在沙滩上搁置长达百米的跳板，旅客步履艰难，稍不小心，时有失足落水之危，不但弄湿鞋袜衣服，而且容易伤人。尤其是遇到突发大水，或是江潮骤涨，跳板时常被洪水冲走，每年损失相当可观。搁跳板既不经济又不安全，义渡局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1927年开始，历时两年，先在三廊庙建成一座长250多米、宽10米的钢筋混凝土梁版式引桥伸入江边码头，人们从此跨上渡船，再不为涉水犯愁了。1931年，俞襄周给母亲做80大寿，同时为儿子完婚，俞家双喜临门，许多亲友致送贺礼，他将礼金全部献给义渡局，用这笔钱在码头上加盖水泥雨篷，使码头更臻完善，行人不再受日晒雨淋之苦。码头落成之日，当时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等官商云集，张静江亲自为码头题匾额“浙江第一码头”六个大字，下署：张人杰（张静江的字），至今此匾保存完好。1933年，钱江南岸以巨木为桩，用大型工字钢为梁，建成一座长达600多米的南岸码头。从此，两岸人员往来无阻，汽车也可以用轮渡过江了。

    1937年，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前夕，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了不让日军利用钱塘江大桥向南进攻，忍痛将自己用无数心血建造的钱塘江大桥炸毁了。同时，为了阻止日军南进，人们把所有渡船及行驶在江上的部分船只装上引燃物，撑到南岸码头下点火起焚，将南岸码头全部烧毁，损失不堪统计。日本占领杭州后，三廊庙渡口任务更加繁重了。无数群众从这里过江，不但要交一定过江费，而且还要经过日伪汉奸搜身检查，完全改变了义渡始创人的初衷。不过，这短暂的民族屈辱史已经过去，一代新人正勇立潮头，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而拼搏。

    如今，随着杭州钱江时代的到来，浙江第一码头已改成滨江大道，钱江义渡早已被一座座现代化桥梁代替。老的码头已经拆除，采用固定墩的钢结构液压升降式新码头早已建成。但人们一谈起曾经是沟通浙江上八府、下三府的枢纽，起到过货运、客运、轮渡重要功能，让源源不断的物资从这里流向市场和千家万户的钱江义渡，仍然是津津乐道。为了纪念旧码头，人们正怀着几多难舍的心情在旧址筹建立碑，以便让后人观瞻怀旧。

    （据《杭州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