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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小说《老残游记》以主人公老残游历为主线,对晚清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地揭露,被誉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小说的作者刘鹗也因此为人们所熟知。 刘鹗(1857年—1909年),字铁云,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事实上,刘鹗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小说家,他还集学者、水利专家、医生、慈善家于一身,是晚清一代奇才,也是亦官亦商并且立志改革的洋务派。 治理黄河 从光绪十四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88年—1895年),刘鹗参与了治理河南、山东两省的黄河水患,运用他所学的水利学、测绘学的知识,为晚清治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他第一次用近代技术完成了豫、直、鲁三省黄河图的测绘工作,还编著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和《治河七说》,在中国近代水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刘鹗治理黄河有所成就,还要从他父亲刘成忠说起。 刘成忠,清咸丰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道台等职。同治四年,调任河南开封知府,同治七年,驻开封吹台,疏浚惠济旧河。同治八年,勘测贾鲁河,他很注意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并力图实际应用,曾亲督工匠仿造欧洲“龙尾水车”。因治黄有功,同治十年,“旋以剿捻劳绩升河南南汝光道”。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撰写了《河防刍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河南境内黄河险工事宜,其中对埽制沿革及利弊叙述颇详。刘鹗在20岁以前一直跟随父亲,对其父的所作所为耳濡目染,影响颇深。他成年后,“乃志在圣贤”,继承家学,也钻研过治水方略。 光绪十三年(1887年)八月,黄河在郑州十堡(即石桥)处决口南泛,口门三百余丈,全河断流,下游大水成灾,无数村庄被淹,“饥民待哺嗷嗷”,为害严重。光绪帝先是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倪文蔚主持堵口,又复派礼部尚书李鸿藻到工督修。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五月,口门埽占失事,功败垂成,费银九百余万两,决口仍未堵上。光绪帝因缺口未堵,“殊深愤懑”,问罪河官,李鹤年等均被革职,并追究李鸿藻“督率无方”,革职效力。七月,光绪帝派广东巡抚吴大澂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接办堵口大工。 此时,刘鹗非常关注郑州黄河决口不能合龙之事,为施展所学,便欣然前往投效吴大澂,时32岁。刘到郑州后,直接向负责治理黄河泛滥的总督吴大澂呈述了自己的治河主张。吴听刘鹗谈论“设闸坝以泄黄”,“引清逆淤,束水以攻沙”等办法,非常高兴,立即委职任用。刘鹗不仅向吴提供理论和方法,而且亲临工地,“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决口于当年十二月合龙,该工程为拨发款银节约六十余万两。光绪帝接到捷报,十分高兴,不顾已届岁尾,匆匆降旨封赏在郑治黄大臣。吴被赏加头品顶戴,并补授东河总督,李鸿藻“开复革职”“赏还顶戴”。刘鹗也因此声誉大起,他赴郑州前,已捐有“同知”虚衔,这时,吴大澂“欲表其功绩”,升其官职,而刘鹗却把这次保举让给了哥哥刘渭清。 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吴大澂奏请朝廷成立河图局,用新法测量绘制黄河图,光绪帝“准其咨调数员,办理绘图事”。吴大澂命刘鹗为提调官,全面负责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一事,时33岁。他与易顺鼎、顾潮等,自三月始,“终日管窥蠡测,奔骤河干,与波涛相出没”,至九月,基本完成了自河南省阌乡县(今灵宝境)金斗关到山东省利津铁门关海口的黄河测量工作,测量河道长1021公里。次年,《豫、直、鲁三省黄河图》绘制成功,共5册,150篇,系中国第一次用近代技术实测的黄河图,比例为1/36000,并注有经纬线,经线以北京为本初子午线,黄河两岸凡曾经兴办过大工程的地方,均载明年月始末,呈光绪帝浏览后,命名《御览三省黄河图》。 郑州黄河大堤合龙后,河南水患有所减轻,而山东水患依然严重,“下游南岸大堤,二百八十里间,节节生险”。山东巡抚张曜,东堵西挡,疲于奔命,仍不能阻止黄河决口,奏请另派大臣又不准,遂广罗人才,“有言河务者,虽布衣末僚,皆延致咨询,唯恐失之”。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张曜檄调刘鹗到山东办理河务,时34岁。他到山东后,力排贾让和众僚“不与河争地”之说,沿袭潘季驯、靳辅等前辈的主张,“筑堤束水、以水刷沙”之成说,并撰写了《治河五说》呈张曜,阐述自己的意见,深得张曜赏识。不久,张曜委任他为黄河下游提调官,参与治理山东境内的黄河水患。 刘鹗在山东办理河务三年,黄河未溃成灾,“河工冠于诸省”。他在山东期间,总结了治黄经验,撰写了《治河七说》。他还编著了《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共4卷,有图考10幅,即:禹贡全河图考、禹河龙门至孟津图考、禹河孟津至大陆图考、禹贡九河逆河图考、周至西汉河道图考、东汉以后河道图考、唐至宋初河道图考、宋二股河道图考、禹河故道图考、今河道图考。其内容主要采自胡渭《禹贡锥指》及《水经注》诸书。在这期间,他还撰写了《勾股天玄草》《弧角三术》等著作,都与他当时的治河、测绘事业有关。 实业救国 虽然治理黄河有功,但是刘鹗无意仕途,他主张发展实业以救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鹗应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刘鹗明确指出采矿办实业是为了“养天下”,他在《风潮论》中写到:“如果辗转相资,山西由此分利者不下十余万人矣。我国今日之患,在民失其养一事,而得养十余万人,善政苟有过此者乎?……倘能风气大开,民富国强屈指可计也,而开矿实为之基矣。” 他不仅借外资开矿、筑铁路、开海运,还创办工厂。刘鹗与英商合伙,并向朋友集资,在上海办百货公司。他一生兴办实业无数,如上海五层楼商场、徐家汇坤兴蒸汽机织布厂、上海成北路手工织布厂等;在杭州议办机绸厂;在株洲议办碳素炼钢厂;在北京议办自来水公司与电车公司。此外,他还草拟矿路章程、硝局章程、东三省章程、织布局章程等,力主借外资筑路、开矿,以实业救国安民。 制药惠民 刘鹗一生博学多才,早年科举不利,曾转而行医,涉足中医药的研究也颇有成就,著有《〈温病条辨〉歌诀》《要药分剂补正》《人寿安和集》三本医书,一度在扬州悬壶济世《老残游记》中摇串铃走四方的郎中老残,便是刘鹗自己的写照。 光绪十年(1884年),刘鹗曾在淮安河下、扬州木香巷开设医寓。据刘鹗堂曾孙女刘德芬表示,刘鹗曾研制烫伤药,并行善施舍伤患。 刘德芬称父亲刘伯宽曾对她讲过烫伤药的奇效。 当年刘伯宽去学堂念书,中午放学回家,途经北门大街靠近高公桥的地方,看见一户人家门口围满了人,便好奇地走过去看看,只见一个老头子睡在地上,浑身烫得全都是流浆大泡。看样子老头已经没救了,家人已为老人准备后事了。 刘伯宽上前对其家人说:“我是地藏寺巷老刘家的,我家有祖传专治烫伤的药,你家要是愿意给老人试用一下,我回家去拿。另外你家赶紧派人去香油店打麻油,用麻油拌烫伤药,往身上敷。”随后,刘伯宽忙跑回家,顾不上吃中饭,把烫伤药送到这户人家。这家人按照吩咐,将麻油和烫伤药拌起来。由于老人身上烫伤的面积太大了,已无法将药一点一点地往身上敷了,只能将药往烫伤的部位倾注。老人敷药后,到了下午便神奇地能进食了。 还有一次,城里水龙局的人站在一户失火的人家屋檐墙上救火,用挠钩挠已烧着的屋梁,由于用力过猛,不慎掉下火中。其他救火的人奋不顾身从火中把他救出来,这人被烧得已快成火人了,后用冷水将其身上的火泼灭。在场有经验的人提出,赶紧派人去地藏寺巷老刘家要烫伤药来敷,或许还能有救。去要药的人到刘家,讲出是水龙局的人救火,掉下火中的。刘家人不仅拿出烫伤药,还将自家食用的麻油无私地拿出来,迅速地和烫伤药拌和,交给要药的人。 多少年来,刘家对上门讨要烫伤药者,分文不取。刘鹗堂曾孙刘德鑫也谓:“我家一向不收分文给人烫伤药、治烫伤已几十年,并一直延续至今。我父亲(刘厚广、字伯宽)说过,这是家传的方子,要世世代代给人家,这遗嘱是铁云公(即刘鹗)所嘱。” 赈济京师 庚子之乱时,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慈禧、光绪仓皇西逃。京城一片混乱,“大难猝兴,京津民众走则无资,留则无食;月初有西友自京师来云,见京官宅中,男子逃走,女子自尽,尸横遍地者;有大门紧闭而举家饿死者。闻之不知其泪下涔涔也”。刘鹗当时寓居上海,听闻京津同胞受难,夜不能寐,他决心抒家赈灾。第二天,他搜罗家中细软,并变卖淮安田产计一万二千两,同时致函民间慈善团体“中国救济善会”(即后来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表示愿意亲自前去救赈。 赈灾首先是赈恤濒临死亡的无告灾民,免费分发赈灾粮,刘鹗日记中记载:“平民男女日领粮者,不下数万口,颇形拥挤。”同时,设平粜局平抑粮价。另外,先收埋街上横尸,再收院内积尸。疫病的防治也在进行中。刘鹗的赈灾活动是在占领军横行逞凶的情况下进行的。1901年春,由于南方交通受阻,各地救灾款未到,眼看粮食将断,刘鹗焦急万分。此时他得到消息,占领海运仓的俄军不吃大米,正准备焚烧腾仓做兵营。于是刘鹗利用与各国领事熟悉的便利,联合赈济机关低价购买大米再以平价卖给北京市民。清廷返回北京后,不但没有表彰刘鹗,却欲以通洋和盗窃皇仓罪惩办他,后来经熟人的周旋而幸免获罪,但被开除官职并永不再用。于是刘鹗在1902年携家南归。 刘鹗不顾个人安危,奋起北上,倾其所有,携带巨资进京赈灾及办理平粜,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阿英所著的《庚子联军战役中的〈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中载道:“铁云的参加救济工作,并不是由于邀请,或本身是什么发起人,是由于对难民的热情……他认为‘凡有血气者皆宜感动……由此观之,天恩不可不感,即解囊不可稍缓。” 1908年,清廷以“私售仓粟”罪把刘鹗充军新疆。刘鹗到了乌鲁木齐,居无定所,最后被城隍庙收留。在城隍庙中,他仍然悬壶济世,求医者络绎不绝,被人称为“罪犯大夫”。1909年,刘鹗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52岁,手头的医书《人寿安和集》尚无完成。(据中华慈善总会官网、淮安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官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