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今年两会期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中提到，我国将组建国家数据局。数据被重视的程度逐年增加，数字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组建国家数据局将会给公益行业带来哪些影响？是否可能改变目前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现状，注入更为积极蓬勃的新兴力量？

    对此，易善数据总裁陶泽认为：“国家数据局的组建，可能会对公益行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会刺激公益数字化转型意识，另一方面会进一步推动公益数字化的进程。”

    公益数字化转型

    需求迫切

    目前大部分公益机构并没有真正实现信息化和数字化。公益慈善活动大多依靠人工在线下进行，如活动签到、募捐动员、捐赠反馈等。数字化在公益行业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应用，公益机构对数字化转型投入比较保守，还处于观望状态。根据2021年腾讯基金会联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19%的公益机构没有对数字化进行资金投入，47%的公益机构对数字化投入金额仅占募捐总额的1%。

    尽管投入不多，但公益机构对数字化和数据共享的迫切需求早已显现。

    “在5年前就已经有公益机构探讨数据共享并开始行动了。”据陶泽介绍，2018年，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自然之友基金会等13家公益基金会共同组建了环境资助者网络，目的是希望网络里的基金会都可以共享数据，例如工作计划、项目信息、受益群体信息等。

    随着互联网工具的普及，公益机构也在使用线上办公软件提升工作效率，然而公益涉及领域广，普通线上办公软件并不能满足公益机构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公益项目执行效率。《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显示，近7成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迫切希望可以提升机构数字化程度，仍有46%的负责人表示不知道如何将数字化建设融入机构发展规划中。灵析公司是一家为公益行业提供数字化服务的机构，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郭润苗曾就这种情况表示，系统开发者、数字化服务商、机构负责人、传播官，人人都在讨论数字化，人人都有标准，往往难以达成同频。

    工具数字化的同时，更需要思维数字化。

    “用数字化的思维去完成公益机构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转型，一开始就要考虑未来。”陶泽告诉记者。

    他还表示，公益机构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化是使用互联网工具来完成工作，而是一开始就要考虑用未来推动整个机构的科学决策。“先考虑需要一个怎样的数据结构，再倒推采集什么数据，利用什么采集工具。”陶泽指出，收集有价值的数据放入数据库中，可以让一些中小机构或者尚无数字化技术的机构有机会进行弯道超车，更快进入公益数字化，享受其带来的红利。

    目前，可查询到的官方公益数据平台是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平台只对公益机构的基本信息进行公开，对于项目经验，项目进程，和资金流向等信息，平台没有进行更详细地披露。

    对此陶泽表示，如果公益行业可以认识到国家组建数据局是对数据资产的足够重视，让更多的公益机构进入到数字化大浪潮中来，将会对整个公益行业产生非常大的好处。“首先，公益的透明度能得到提升；其次，做公益的效率也能得到提高；最后，公益机构之间的合作也会越来越多。”

    缩小信息差

    提高公益效率

    由于掌握的资源不同，大公益机构和小公益机构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大机构有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数字化的建设中，先进行了数字化转型，产生了大量数据，而中小机构面临人财两缺的状况，在数字化转型的起步阶段缺少数据来源，转型时间更慢，大机构和中小型机构数据不互通，由此还产生了“数字孤岛”。

    “我们希望未来成立国家数据局以后，公益机构之间的数字鸿沟能够更小一些。不要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机构太小，没有能力去掌握信息，而导致其执行公益项目时效率下降。”陶泽表示，相信在国家数据局成立后，会有策略地推动公益行业的信息公开，在这样的顶层架构下，中小机构和个体也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陶泽向记者提到，目前传统公益行业还存在同一项目向多家资助者重复申请而造成资源浪费的情况，通过数据公开和共享，可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公益机构之间可以在对应的领域里共同制定战略计划，减少公益机构单打独斗的局面，从而帮助到更多的人。

    而对于捐赠者来说，数据透明的公益机构更具公信力。有效的数据可以帮助捐赠者做出科学理性的判断，使捐赠资金高效投入到所需项目中，减少资金浪费。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曾表示，公信力是公益慈善组织生存发展的根本，透明度是公益慈善组织通向公信力的必经之路。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数据共享也会带来数据安全风险问题。对此陶泽认为，公开的数据信息分为两种：一种是公益机构依照相关法律必须公开的信息，这样的信息进行共享不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另一种是受益者信息，若公开则会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因此公益机构未来在数字化推动进程中，还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来保护受益人的信息安全。

    陶泽强调，公益机构要想完成数字化转型，在动力，资金和人才方面都还存在一定困难。公益机构数字化转型初期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中后期也需要资金、专业的人才和技术来维持机构数字化的持续运转，然而目前熟悉公益和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稀缺，截至2019年底，可以为公益机构提供数字化服务的第三方机构仅十余家。爱佑基金会执行秘书长丛志刚曾提到，公益行业普遍支付能力较弱，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公益行业，在提供数字化服务的商业机构看来不一定划算。《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显示，以政府、企业和基金会为主要资方的公益机构，数字化程度并不影响资金来源，类似的公益机构并没有动力进行数字化转型。

    资金和技术人才缺乏，动力不足等因素都延缓了公益数字化全面到来的时间。

    “我对这个时间期待还是蛮保守的，估计还需要5—10年。短期内还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理想状态。”陶泽说道。

    （据《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