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理学家所特有的济世情怀，身体力行，改革时弊，扶危济困，探索出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的民间慈善组织——朱子社仓。朱熹针对社仓大多设立在城市而引起的种种弊端，首创将社仓设置于乡里，以政府拨付的灾粮作为社仓运作本金，以合理的生息方式保障本金的流动增值，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以乡绅、士绅为主进行自主管理，政府辅以适当监管，在地方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有力地弥补了政府慈善力量的不足，展现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救助功能。该做法被敕命在全国推广，形成“朱子社仓”，为后世效仿，堪称古代民间慈善组织的典范。

    朱子社仓的历史背景

    运作机制与社会效益

    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慈善组织，社仓起源于隋朝，专指义仓设于乡村者，原为官方义仓的延伸，而其真正具有民间机构的性质，则从南宋始。南宋以前，社仓大多设立在城市，由政府管理，因缺乏有效的运作管理机制，农村偏远地区很难得到及时的救助。

    朱熹对社仓的改革，是以他对官办义仓的慈善功能不足的反思为起点的。隋唐时期官方所办的社仓，一直延续至宋代，但从实际的运行情况来看，名存实亡，基本上没有发挥真正的社会救助作用。就常平义仓来讲，一是所救助的对象是“市井惰游辈”，这些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或是“城郊之近，力能达之人”，而真正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穷苦百姓，由于距离州县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虽饥饿濒死，却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此其为义仓的一大弊端。二是现行的救助制度“为法太密”，在灾荒发生时，当地官员因害怕受到惩罚而瞒报，贻误赈济时机，让灾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有些义仓数十年都不开仓赈济，即使迫不得已开仓，因时间过长，仓里的谷米都已经腐烂了，不能食用。这样的发粮赈济已经失去了意义，不能解民之危困。

    针对官办义仓的种种弊端，朱熹力主进行改革，主张将社仓置于乡里。朱熹认为，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百姓一般会向当地“豪右”借贷；没有凶荒之年时，官府的粟米放置在库却无用武之地，且放置时间长会发生霉变，不能食用。如果将社仓设置在乡里，将官方下拨的灾粮作为社仓的原始借贷资本，无论平年、灾年都实施贷放，当遇上歉收的年头，可贷放给急需粮食且愿意借贷的百姓，待来年他们收上新粮之后，他们需以二分之息来奉还。灾年，如果发生小的饥荒，则利息减半，发生大荒时，则利息全免。这样可以有力保障饥民的生活，保护生产力；平年时，在“新陈未接之际”贷放，可解决部分农民春荒困难，并“赈给深山穷谷耕田之民”，重点帮助解决贫困山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这种办法，不仅可使仓米年年更新，解决仓米霉变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使“死米”变成“活米”，使仓米增值，扩大社仓基金，有效地发挥其济贫救灾、扶植生产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使贫苦农民免遭 “豪右”的高利贷剥削，可使农民受益，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朱熹在乡里创办社仓的这一设想后来得到了官府的正式批准。社仓于乾道七年（1171年）在福建崇安县的五夫里建造成功，有三个仓间，史称“五夫社仓”，后百姓为纪念朱熹惠民善政的理念，改为“朱子社仓”。其实在社仓创建之前，即乾道五年（1169年），就已有贷放之实。

    1171年后，为了实现社仓的良性发展，朱熹亲自为社仓设计了一套严格的运作管理体制，名为《社仓事目》，这基本上成为南宋社仓运作的标准模式。

    《社仓事目》规定，每年十二月，由分委诸部的社首、保正副将前一年的旧保薄重新编排，确立新的救助对象。首先，“产钱六百文以上及自有营运，衣食不缺，不得借贷”，即救助年收入六百文以下、缺衣少食的穷苦百姓，对手工业者、商人及游手好闲者不予救助。如遇上饥歉之年，则开启备用的第三仓，但“专赈贷深山穷谷耕田之人”。其次，对“停藏逃军及作过无行止之人”，即帮助窝藏、隐匿逃军和做过违法活动的人户，一律不得实施救助。在程序上实行两审制度。一是初审，由社首、队长负责严格审查；二是复审，每年三月将初步确定的名单（保簿）交由乡官执行，复审的内容主要是看有无漏落和私自增添的户，并“晓示人户”，即张榜公示，由乡民相互监督，如发现有欺诈者，可告官审实，确有错漏者，要进行纠错处理。经过初审、复审公示后，确定最终的救助名单。由此可见，朱子社仓对救助对象的选定程序是十分严格的。

    社仓实行“社首—队长—保头—民户”四级治理结构。社仓的首领一般由乡官或士人担任，由其具体管理，选任时不仅要看其是否具有乡官或士人等身份，而且尤其注重其人品德行，或以贤良称，或以行为节操而为乡里所信服和拥戴，不会借主持社仓之机营私舞弊。就朱子社仓而言，以十人结为一保，推一人为保头，十家为一甲，推一人为队长（甲首），五十家立一社首。队长、保头是社首和民户之间联系的重要环节。因为社仓制的运用有机地结合了士大夫阶层、国家权力以及乡村强势集团的力量，所以尽管其在财政上具有脆弱的一面，却可以发挥稳定乡村社会的功能。

    对于社仓的管理，朱熹亲自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

    其一，每年收支的谷米由朱熹和开耀乡土居官及士人共同来掌管。按照《社仓事目》规定：农户的保簿要锁在专门的保险柜里，由乡官公共分掌。大项收支经过监官审查答押，零碎的出纳则由乡官公共掌管，各个人员之间要各司其职，不得徇私容情。敛散时（支贷和收贷时间），向当地县府申请指派一名县官，监视出纳以防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其二，仓内要有专人照管，仓内的什物不得遗失损毁以及外借他用，如经乡官检点发现有损失，负责照看的人要加倍赔偿。什物有小的损坏，要及时补修。

    其三，每遇支散交纳日，交纳任务繁重，需要各部门的负责人相互配合。《社仓事目》规定县府要派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仓算交司（会计）一名，仓子（助手）两名，贴书一名，帖斗一名，县官人从七名，乡官人从十名。这些人虽由政府所派，但都是职役，替政府履行一些监管职能，并不是政府公职人员。

    其四，对社仓资金实行联保制度降低风险。以“保”为单位，十人一保，遴选保头，对保内人户的借贷负有主要安全责任，要签押状。保内各个人员之间相互担保，不得规避责任，如果保内有人逃亡，则保内的其他人要均摊交纳他借贷的米粮。

    支贷的实施方式。第一，放贷借米的时间一般定在每年的四月上旬，因为这个时节通常旧粮快要吃尽。请贷人要签“请米状”，乡民要推选一个本县清廉且执行有力的官员一名，配带一名下级官吏，并带一个斗子（职役中的杂役）前来，与乡官一起监督、参与支贷过程。第二，支贷以“保”为单位，十人为一保，有保头一名，相互担保，如没有达到十人，则不许支贷。支贷时，大保长签押状。支贷按先远后近的原则，一日一“都”。每日支贷哪些都，要先行告之。第三，为了防止有人冒领、重领，社首、保正副、大保长要到社仓对照保簿认真察识前来领贷人的面目，看清保簿的人与前来领贷的人是否一致，确认没有问题后要签押保明，并且规定“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听”，监官和乡官也都要入仓，共同监督，据状依次支散。请贷要实行自愿的原则，如人户不愿请贷，不能强迫抑勒。第四，收支米用的量具（桶和斗子）要统一。第五，为确保支贷公平有序地进行，监官、乡官要随从负责看管，每次只能让两个人进入社仓中门，其他人队列门外依序等候，不能向前插队抢夺别人的借米，如有违反规定者，则被扰人可“当厅告覆，重作施行”。

    收贷的实施方式。第一，收贷借米的时间为次年冬收日，不得超过十一月下旬，要由本人自己纳还。仓存谷米放置一定时间会有自然损耗，而这部分损耗按照规定由请贷人户承担，纳还时，每石米要交纳三升耗米。第二，收贷时，向当地官府申请派遣官员收讫，以“都”为单位，一日一都，出榜公示每都交纳的具体日期。以“先近后远”为原则，与支贷过程相反。由社首、队长通知保头，保头再通知人户，每人户之间相互传信。为了使谷米的保存时间更长久，对各户纳还的谷米质量要求较高，为“色干硬糙米”。

    为使本金具有良好的保值增值能力，朱熹采取了两条重要措施：第一，为保证仓米不致借空，丰收年份，如有请贷人户，只开两仓，留一仓为饥歉之年备用，这样可以保证社仓本金的良性循环。第二，为更好地发挥其救助功能，朱熹改变官府原意，请求将之留置于乡里，建社仓贷放，用之于歉收时赈济，改为常年贷放收息，其用意即在抑制农村中的高利贷，使百姓在平时也能够改善生活。贷息按“每石量收息米二斗”方式收取，就南宋农村来讲，一般认为合理的利率在三分至五分，因此二分利率已经很低了。遇小歉之年，则利息减半；遇大饥之年，则不收利息，只收耗米。

    在这套管理制度的保障下，朱子社仓的谷米基金平稳有序运行，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从乾道四年（1168年）至淳熙八年（1181年），除了将当时政府拨给的元米600石归还并用于建仓之外，所收息米已累积到3100石，又过了30年，仓储已经达到5100石。按宋代人口数字估计，开耀乡不会超过三五千人，一个这样的乡每年能有三五千石粮食用作社仓基金，平均每人有一石储食，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高水平的了，它已超出传统的常规贩恤范围。有了较多的存粮之后，朱熹便将贷放的方式适当加以改变，以息米支贷，不再另收息米，只收取每石三升的耗米。开耀乡因有此社仓没有发生闹荒事件，“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

    为让更多百姓享受社仓改革带来的红利，朱熹系统总结经验，于1181年11月向朝廷上奏在全国推行这一做法，主张息米（利率）的多少可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随宜立约，并不是机械地一律使用“二息米”的利率。同年12月孝宗敕令推行，由此“朱子社仓”便提升为在全国推广的“朱子社仓法”，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据《中国非营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