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宝贵是著名的近代民族英雄，在甲午战争平壤之战中壮烈殉国。左宝贵一生关心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赈济，捐资倡设义学、牛痘局、栖流所，筑桥修路，为百姓谋福利。作为回族，他关心穆斯林事业，捐资修建多处清真寺。他的善举既源于宗教信仰，也和成长环境、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左宝贵不仅是一代名将，更是一位慈善人士。

    左宝贵其人

    左宝贵（1837~1894），字冠廷，山东费县人（今平邑县地方镇），回族。他出身贫寒，且“幼失怙恃”，父母亡后“乏恒产以谋生理”，于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挈两弟宝贤、宝清”投军。从咸丰六年直到同治七年（1868年），左宝贵主要同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十余年间“转战于大江南北楚、淮、皖、齐、燕、苏”，其间曾“擒苗沛霖，克金陵，频有功”，也曾“从僧格林沁讨捻”，立下赫赫战功。1868年“捻匪荡平”之时，“晋参将，并赏加副将衔”。

    从同治十一年（1872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宝贵一直驻守关外。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乱起，日本进兵，左宝贵率军入朝。日军发起进攻时，左宝贵率军扼守平壤玄武门。他“严督兵弁，奋勇血战”，受伤后仍“裹创指挥”，后中炮“殁于阵”。清廷得知后，下旨“赐祭葬，赠太子少保衔”，并加谥号“忠壮”，“赏骑都尉都世职，袭次完时，以恩骑尉世袭罔替”。左宝贵作战勇敢，“每临敌，辄衣士卒衣，身先犯阵”，他还关心士兵“与兵勇同甘苦”，对待受伤或牺牲的部下，他经常“以私财豢其家属”，受到士兵的拥戴。左宝贵“治军严肃”，“功不吝赏，罚不私刑”，因此他的军队是“满洲唯一的真正军队，训练有素，永远保持紧张的精神”，加之左宝贵“驻防沈阳凡十六年，纪律严明”，“在沈阳，无论是尊贵者还是贫苦人，都对他尊敬而且爱戴”。此外，他还“重文士，爱材勇，有奇技异能者，辄罗致麾下”。由此可见，左宝贵作战勇敢、身先士卒，爱护部属、知人善任，同时还能严肃军纪，受到百姓爱戴，是一位很出色的将领。

    关心穆斯林事业

    左宝贵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家人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左宝贵更是一名虔诚的信徒。他“对宗教习俗一直十分尊重”，并将对宗教习俗的尊重带到军营里。据他的马弁石玉林回忆，当时左宝贵的“军队里设有回民灶”，正因如此，他的父亲才“找保人”把他“送进了军营”。左宝贵的孙子说，左宝贵“在奉天驻军时，家中供养着阿訇，设有小礼堂，坚持做礼拜”；即便是在行军中，“每到一处都询问当地有没有清真寺，如果有，一定前去做礼拜”。除此之外，左宝贵还特别关心回民的生活，“给贫寒回民送钱送物”。终其一生，他的信仰“始终不渝”，对回民的关心、对穆斯林事业的资助“一生行之不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行动是为各地捐资修建清真寺。

    左宝贵最早捐资重修的清真寺是他的家乡山东平邑地方村的清真寺。同治年间，左宝贵“防堵涿州时”，便“致书与族弟又芾”，让他去涿州募捐，左宝贵“以身为之倡”，募得“百余金”。地方村清真寺用这笔钱修建了水房并置办数亩田地。光绪八年（1882年），左宝贵又为本村清真寺募得“二百余金”，用以修理大门。后来，左宝贵得知“寺中尚欠齐整”，又“捐银四百两”，用这些钱修建了“南北讲堂”，并目购买土地“四十数亩”。左宝贵前后为地方村清真寺“施银七百余两”，如果不是“心中好之而乐为”，即便是有能力的人也“不能如是”。地方百姓感激他的功德，特立“左军门捐资重修清真寺碑”，以示纪念。

    光绪十年（1884年），左宝贵在营口“筹办海防、督修炮台”之时，发现当地清真寺“膏火不继”，并且“房间亦多坍塌，成岌岌之势”，于是倡议并带头捐资增修大殿，并请儒师建立义学。1885年，左宝贵“首先倡捐”，他“一面派人赴辽购办石灰觔，一面在附近定购砖瓦鸠工”，很快募集到所需资金以及修寺所需的材料和工匠，并且效率极高，在一月内修建成“大殿五间、楼殿一间，以及大门院墙凡六间。”

    此外，左宝贵还为多地的清真寺题写匾额并赠款，如天津清真寺的阿訇“请他题写了‘天方正教’四个字的匾额”。1892年，左宝贵应镇江知府焦安邦之请，为镇江清真寺题匾并寄去银两。“平邑、梁邱、马庄、南京净觉寺、草桥、淮阴等地清真寺，都有他送的匾额”。

    捐款与赈灾

    左宝贵的诸多善举中，有一项重要的事业一直未能受到世人的关注，左氏后人在回忆时也很少提及，这就是左宝贵在家乡和驻地面临各种灾难时，慷慨捐款并且竭力救灾。左宝贵在灾难时慷慨解囊、办理赈务异常出力的情形，屡次出现在官员的奏折中，并受到朝廷的嘉奖。

    光绪九年(1883年)，山东境内黄河决堤，灾民流离失所。左宝贵得知后，情系桑梓，积极募捐。他在沈阳负责为山东灾民“代筹捐项、解东助赈”，并且“勉力自捐”。他先于光绪十年正月“解到银六千两”，后来陆续又多次筹捐，总共解到银两“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二两六钱五分”，其中，左宝贵“自捐银一千二百两”。左宝贵积极募捐与带头倡捐的行动，得到了同僚和朝中同乡的赞赏。他的这种行为体现出对家乡的深情。左宝贵夫人也积极赈济家乡。光绪十七年（1891年），山东饥荒，“左宝贵之妻左陶氏捐赈米500石”。她的行为同样受到朝廷的嘉奖。

    在家乡遭遇灾荒时，左宝贵身在外地，只能通过捐款捐粮表达关切之情。当他所在的沈阳发生灾荒时，他不仅“筹集工款”，而且“会办赈务、尽心抚恤”。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奉天遭遇水灾，“被水之广、灾难之骤、办赈之不易，实为历来所罕有”。当地文武官员协同赈灾，“尤以奉军统领记名提督左宝贵最为出众”。他不仅“督率弁兵昼夜河干”，而且“亲往各村屯履勘查核灾民，散放钱米、饼饵、衣絮”，整个赈灾过程中“无滥无遗”，“拯救全活生灵无算”。后来，他又为灾民“筹久远之际”，“劝募绅商集资十二万千，远近设立粥厂十处”，一直施粥到第二年“七月中旬始止”，“全活不下数十万人”。来年春天，左宝贵“派弁购运”粮食，“亲自遍历穷乡僻壤，一一散给”，赢得“远近灾民齐声歌颂”。奉天总督安定上奏称，左宝贵“本无抚民之责”，但办理赈务时“能慈惠爱民，殚竭心力，实事求是”，“劳苦出众”。他因为在这次赈济中“异常出力”，奉上谕“遇有提督缺出，尽先题奏”。

    兴办义学

    左宝贵虽然是武将，但是一生非常重视教育，“讲武之余，每欲振兴学校”。他为家乡书院捐资，在驻地营口和沈阳设立义学，关心帮助读书人等行为，散见于各处史籍。

    费县知县李敬修在左宝贵殉国后，撰有《左忠壮公助捐书院膏奖记》一文，表彰并纪念左宝贵为家乡书院捐资助学的事情。左宝贵担心家乡费县的书院“经费不充”，于是主动提出“捐银千两”，将这些钱的利息作为“诸生薪水之需”。左宝贵的这种行为受到诸生的称赞，李敬修称，这种“急急于培养人才”的心情，“学士大夫之所难也”。

    左宝贵的主要兴学行为在奉天省。他在奉天生活近20年，“于地方公益尤倦倦”。在奉天期间，他先后“于营口海神庙，沈阳练军公所，南、北寺设立义学数处”，并且为这些学校“筹薪水、给膏火”。公事之余，他穿着文士衣服，“亲至学中”，考察学生的课程，“循循然有儒士风”。前文曾提到，左宝贵在营口重修清真寺时，“请儒师建立义学”，并在寺中立有“经书义学”卧碑。左宝贵热心兴学，可见一斑。

    在《左宝贵书信集》中，有一封涉及左宝贵重视、关心读书人的信件。有一个名为尹锡崧的士子，曾到左宝贵军营处“晋谒”，左宝贵对其“礼遇有加”，并且写信给营口的乔营官，为尹锡崧在书馆中谋职。

    开设慈善机构

    左宝贵在奉天20年，“性慈善，尚节义”，一生“创办栖良所、施粥厂、牛痘局、育婴堂、惜字局、义学馆”等多处慈善机构，加之“筑修城桥等”慈善事业，“指不胜屈”。

    左宝贵创办的这些慈善机构中，以同善堂的前身最为出名。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宝贵等人倡捐“创设牛痘局、惜字局、义学馆、栖流所、育婴堂等六部”，虽然这些机构“各自为计，不相统辖”，但已经有“同善堂之雏形”。左宝贵创设的这些机构，成为沈阳“慈善事业之总汇”。其中，牛痘局每年免费为贫民引种牛痘，预防天花，“每年引种约计两千五百余人”。栖流所创办于光绪十二年，所内设粥厂两处，向贫民施舍粥饭，冬春两季每日以五百人为限，夏秋两季每日以一百人为限，所内还收养老弱病残无家可归的贫民，为他们提供食宿。左宝贵出征前，将房屋捐出供栖流所等处使用。左宝贵牺牲后，1896年，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将左宝贵倡办的慈善机构统一起来，命名为“同善堂”。

    此外，左宝贵对于地方庙宇、桥梁、道路等，多捐资修建。目前所见，沈阳境内的东岳庙（又名天齐庙），是左宝贵在奉天期间倡捐重修的。风雨台的清虚观大殿上也有左宝贵等捐资的匾额。至于“县治四境滓梁道路，多宝贵捐廉葺修”。据《沈阳县志》载，“城东二十里”之“马官桥”，“城西二十里”之“转弯桥”和“城南二十里”之“白塔堡桥”等均为“左壮愍公建”或“重建”。目前左宝贵监修的浑河堡德胜桥碑文尚存，碑文记载“盛京城南之浑河，诚巨浸也”，但官吏“络绎不绝”，士民“往来而无穷”，左宝贵见状，“筹千金巨款，造官船六只，既便商民，更利兵役”。

    （据《北方民族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