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既是近代中国知名洋务运动者，也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细论唐廷枢之功绩，当以创办实业、推动洋务运动为著，次为唐氏编著之《英语集全》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最后为其慈善事业。

    他生平积极参加慈善公益活动，参与普育堂施粥，创设广肇公所，收养孤儿，参与仁济医院管理，兴办格致书院，资助出版劝善书等，涉及赈灾济困、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惠及各阶层民众。

    唐廷枢慈善活动之效果

    唐廷枢自1870年前后就开始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直至其去世，先后参与仁济医院的管理运作，创设广肇公所，赈济贫困，收养孤儿等，通过实际参与和捐资两种方式参与到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中。其慈善活动具有传统和现代两重性，是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转型的缩影。

    广泛参与赈济贫困

    近代中国天灾人祸频仍，百姓深受其苦，困境中百姓的生计成为一个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唐廷枢先后参与组织善会善堂、广肇公所等赈济贫困活动救助难民。沈毓桂在《恭祝唐景星方伯七十开一寿序》中称：“伯舟麦济故，囷粟馈贫，垂南山之云荫兹穷鸟，决西江之水活此涸鳞，在人皆已难能，如公更为余事……”这是对唐廷枢参与慈善赈济的总结。

    1870年，唐廷枢以绅董身份参与普育堂施粥活动，“城北施粥，设厂在新闸之鱼蓝庙，系普育堂绅董吴炽昌、唐廷枢、刘家泗、翟世仁等举行，于丝捐内提银，永远长施，不以年月为限”。1876年，苏北天灾，民不聊生。李金镛在前往办赈前，于上海会商唐廷枢等人，获得广泛支持。1877年3月初，唐廷枢首先响应英国驻烟台领事办理山东赈务之呼吁：“所有山东灾荒饥民疾苦之情，已可概见。西人借箸代筹、劝捐办赈之举，更可钦佩。本馆既叹西人之难得尤深，愿中国富绅大贾闻此义举，亦皆踊跃输将，救拯穷困，实为莫大之功德焉……以赞成唐君景星之美举也。”

    唐廷枢还依托上海轮船招商局转输的便利条件，吸收善款办理义赈。1877年4月初，香港东华医院绅董交招商局银7200两转寄山东赈济，至26日，广东寄交上海轮船招商局善款23460两；上海同仁辅元堂首事梅益奎交轮船招商局募捐赈济银500两；后上海果育堂亦将善款交由轮船招商局转输山东。这一时期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主事人即为唐廷枢、徐润等。故靳环宇称其为“中国近代义赈活动的最早发起人之一”“上海地区义赈行为（活动）的开端”。除参与义赈和募捐外，唐廷枢还私下助赈。《申报》载：“试用同知李金镛等携带漕臣捐廉银一千两，并招商局道员唐廷枢暨该同知等捐资共银二万七千两来东助赈。”唐廷枢对于慈善事业极为看重，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称：“督筹赈务，懋著荩勤……较矿务恰为有益，盖活人多命，系实在修持也，羡甚忭甚。”

    唐廷枢参与了广肇公所的创建和实际运作。1872年，在旅沪绅商的共同努力下，广肇公所创建，唐廷枢、唐廷桂兄弟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创议成立广肇公所缘起》载：“同治十一年壬申，先时，余与叶顾之、潘爵臣二观察，合买二摆渡地方吴宅一所，计地基十亩，价银三万一千两……唐景星诸公创捐集款，设席于余之宝源祥号……所短之数，议将产抵于麦加利银行，继由唐茂枝、韦文圃、周云甫诸君与余复议创集同乡三益会陆续筹还。”广肇公所的创建者为广肇两府最负声望的绅商，参与了多种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救济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广肇公所创建前，已辟立广肇山庄，徐润称：“新闸桥之西南，旧有广肇山庄，乃先伯钰亭公与梁次琚公、吴子石公、周乐山公初创，置地三十余亩，续经唐景星、潘爵臣、周云卿暨余先后添置，地共九十亩，并起造敦梓堂、地藏殿。”公所成立后，其主要职能中有三项重要内容与慈善事业相关：（1）建立广肇山庄，以为粤人厝柩之所；（2）创办义学，为旅沪广肇子弟提供教育机会；（3）设立医院，救治寓沪广肇同乡。对于旅居上海的粤人多有救助、救治之功。

    收养孤儿亦是唐氏慈善活动内容之一。1879年，为安置华北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唐廷枢即以领取抚养作为资助。《唐廷枢关于领养唐姓男孩事致盛宣怀函》载：“承嘱幼童一事，此系希有功德，轮船回南，自可带往，毋需水脚，亦是情理宜然……如所来幼孩，乞查明有姓唐者，弟可领一二十人以为宗支继嗣之选，望开明姓氏年岁，即可由弟发给收养之资，并可帮贴其家。”

    捐款资助近代医院的运作和管理

    中国传统慈善活动包含施医给药。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式医院在中国的建立，此种活动被赋予了新的内容。184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与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抵沪。经策划，1844年在上海大东门外南道创建上海第一所西式诊所。后因病患众多及发展需要，雒魏林于1845年花费220元，购买位于后日之山东路与福建路之间的五亩半地，此为上海仁济医院之前身，该院自创办之初就规定“施医赐药，毫不索谢”。

    据载，1904年前仁济医院的捐献资金除来自上海工部局、法租界工部局以及会审公廨各不同机关外，还有相当部分来自华人士绅捐献。徐润称：“上海医院以山东路仁济医院开设最早，设有中外董事，唐景翁与余亦董事之一。此外，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元济堂、格致书院，唐与余并为董事。”可知唐廷枢和徐润二人作为香山杰出代表，已经作为该院董事参与医院的管理，并为医院的建设和运行捐献资金。故王尔敏称：“仁济医院建置于上海商业区，给于地方居民就医极大方便，华人防除病患趋之若鹜，而热心公益之地方巨绅，亦往往出钱捐助，并出力为医院贡献其德慧才智。”

    兴办近代教育机构，宣传慈善思想

    慈善教育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中重养轻教的状况。唐廷枢在参与广肇公所兴办教育的活动外，还参与兴建格致书院。1874年麦华陀（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等筹议创设格致书院，成立董事会选举董事，西人四位，为麦华陀、福弼士（F. B. Forbes）、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傅兰雅（John Fryer），华董为唐廷枢。格致书院类似于晚近时期之学堂，“其意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唐廷枢同徐润一道为格致书院“助洋一百元”。不仅如此，唐廷枢还作为“监院”参与格致书院的管理。

    唐廷枢还以捐助出版慈善书籍的方式宣扬慈善事业。1869年，余治辑录的《得一录》刊行，得到吴宗瑛和吴炽昌、蔡桂培和唐廷枢的资金捐助。《得一录》作为一部推广教化救急的善书，对促使慈善理念的传播产生了深刻影响。

    综上，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唐廷枢广泛参与到慈善救济、慈善救治和慈善教化活动中，不仅从身体上进行救治，更进一步从思想上进行教化，丰富了慈善活动的内容，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

    唐廷枢慈善事业之特色

    唐廷枢利用自身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影响广泛参与到慈善救济、慈善医疗和慈善教育等活动中，在具体执行时又将三者结合起来，这也就使得唐氏的慈善事业具有了明显的特征。

    以实业与商业为经济基础

    作为一名买办及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唐廷枢自1861年开始代理怡和洋行生意，其中包括航运、茶叶、保险、盐业、鸦片、食糖、大米等业务。

    唐廷枢还先后创办了多家机构，1858年在香港开设两家当铺，“前后搞了四年，每年能赚取25%-45%的赢利”，1863年开设修华号棉花行，尽管市场不尽如人意，但是仍能“转亏为盈”；1866年，唐廷枢与林钦接办杨坊的当铺，“三十万两的营业额，每月利息按3%计算，毛利就是十万八千两，除去营业开支和保险费用一万六千两以外，净收入为九万两，即40%的投资盈利”。

    1873年唐廷枢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同时还陆续创办崇德钱庄、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对外贸易银行、宏远贸易公司、开平煤矿、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投资池州煤铁矿、天津煤气公司，开设长源泰和长发两栈，接办热河承平三山银矿，与郑观应、徐润等商办佛山码头，唐氏在每个机构均占有股份。1885年唐廷枢退出招商局后，先后创办开平铁路公司、唐山细棉土厂，增开林西煤矿，投资建平金矿，接办香山天华银矿。他还与郑观应等集资在广州修建轮船码头，运销开平煤，仅此一项便获利巨大——码头投入股本银3万两，至1903年前后，已价银240余万两。

    在众多的商业和实业机构中，以上海轮船招商局成效最著。十余年间，唐廷枢等为轮船招商局赢利便达397000余两。雄厚的商业资本和实业的创办成为唐廷枢从事慈善事业的根基，也为他的慈善事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以养教兼施为指导理念

    中国传统的慈善行为多为临时救济，但是唐廷枢所从事的慈善活动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注重“教”和“养”两个方面。除仁济医院的创办以及后来所从事的义赈活动外，他还积极参与格致书院的创建及运作，以使“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之事，彼此更敦和好……以便访求新法，格致机器小样，并购买泰西新出书籍，邀同西士，讲解理法……将来风气日开，人才愈众，再行推广，于各省会另设分院，自可无借西人矣”。唐廷枢在其慈善活动中着力培养国人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符合当时洋务运动的需要。

    以创设机构为重要依托

    从唐廷枢的慈善经历来看，其所参与的慈善事业兼及赈灾，创设慈善机构，创办近代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在上述事业中，他多次捐献巨款，创设各种慈善机构，救济灾民，其中发挥较大作用的主要有仁济医院、普育堂等。唐廷枢还依托上海轮船招商局转输的便利条件，吸收各地善款，办理义赈事务。

    《申报》曾称赞唐廷枢：“西人既有是举，中国人必不让其专美，唐君果有是举，其余绅富必不令其独任。”1892年，唐廷枢去世，《北华捷报》载：“他的去世，对于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永远的损失。”

    （节选自《唐廷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