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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晚年自号罗浮偫鹤山人,1842年生于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1922年卒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他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之一的理论家、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郑观应一生中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海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屈辱事件,他怀揣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痛定思痛之余,寻求实业救国、慈善救国之路,并辩证地分析中国落后的根源,提出全面改革的大胆设想。1894年,其惊天巨著《盛世危言》出版发行,是医治当时中国思想的良药书籍,广受民众欢迎,先后重印20余次。郑观应毕生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国梦,被誉为“晚清全面看世界第一人”,他积极投身于洋务运动,兴办教育,与国人守望相助,满怀慈善情怀,扶贫济弱,被赐建“乐善好施”牌坊,永垂史册。 郑观应慈善思想之体现 (一)赈灾备荒 中国近代,是一个天灾人祸不断的时代。1875-1878年,“丁戊奇荒”席卷中国大地,全国多省地区受灾,据不完全统计,死于饥荒和瘟疫者在1000万人左右,是近代旱荒中最严重的一次巨灾奇祸。灾情发生后,郑观应与家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救灾行列中,其父在家乡捐资以解燃眉之急,而郑观应则在上海筹捐赈灾以备长时之需。郑观应在上海筹捐过程中,广泛团结善士以积蓄力量,自1877年起,便与经元善、严作霖、谢家福等人在上海办筹赈公所,竭尽全力以谋赈灾伟业。同时,其好友李提摩太主张多种文化融会贯通,以工代赈,引起郑观应的共鸣。 惨绝人寰的灾荒深深震撼和刺痛着郑观应的内心,灾荒过后,他积极反思如何防灾备荒。在其《论治旱》一文中,他就明确地表明了该观点:“与其遇患而始图补救,何如未事而预切绸缪。” 郑观应直面当时水旱灾害频仍的现实,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总结经验,认为兴修水利是解决水灾的根本之法,提倡夹河筑堤,沿堤植树,运用西方机械挖走河中淤泥,是为“水灾一劳永逸之法”。 而对于治理旱灾,郑观应认为,广开沟洫和种植树木是解决旱灾“治本”之法。除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入手来解决水旱灾害的问题外,他还建议在社会内部建立稳固的备荒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人民抵抗灾害的能力。具体主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发展商业的基础上注重农业生产。郑观应认为:“以农为经,以商业为纬,本未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他提倡引入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介绍促进农作物生长所需的肥料获取途径及使用方法,改良农作物品种。第二,借鉴西方储蓄信贷制度,鼓励民众储蓄闲钱,以备不时之需。郑观应建议设立农社和平民银行,“百文以上既可寄存,错铣之微亦能起息”,百姓还可以通过贷款缓解购买农业生产原料的资金压力。第三,推崇德、法等国的灾害保险制度,筹备农业保险,减轻农民单纯承受灾害的压力。郑观应提出实现“损害分担,荒歉无忧”,在此基础上,主张构建符合近代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以官绅合力、以工代赈等多元化方式筹资,设立慈善机构,对灾民实施“教养兼施”。 (二)扶贫济弱 关爱流浪者。因灾害频仍,时局不振,近代中国流浪人口十分庞大。流浪人群大都缺乏生存必备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技能,进而依靠乞讨或抢劫为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郑观应主张政府与有钱善士合作,建立流栖局,广收流浪者,以期“贫有所归,病有所托。不致乞食市尘,频受鞭笞之苦;委身沟壑,徙伤哺嚷之难”。 关爱“猪仔”。晚清时期,东南沿海人口拐卖猖獗,大批中国劳工被卖到国外做苦力,备受迫害和虐待,生还率极低,这些海外华工被称为“猪仔”。郑观应积极呼吁民主,抵制贩卖“猪仔”倡导通过外交、法律等手段解决“猪仔”问题。 关爱妇女。在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妇女地位低微,常被不公正对待。有些妇女被当成商品进行买卖,为奴为婢。郑观应拟定《代赎灾民己卖子女章程》,切实保障妇女的权益。古代妇女缠足,实际上是对妇女肉体的压迫。郑观应呼吁政府下令禁止妇女缠足,剔除残害妇女身心健康之陋习。此外,郑观应还重视妇女受教育的权益,在教育问题上,提倡男女平等。 关爱溺婴。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限制,清朝盛行溺女陋习。郑观应深刻指出溺女的危害:“盖使一人溺女,人咸效之,则人将无女;人将无女,则人将无妻。”他呼吁官方和民间共同资助贫民养女,缓解严峻的溺婴现状。 (三)济世救国 教育救国。郑观应深深明白,社会若要进步、发展,就应培养人才,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而近代中国人口赤贫居多,政府力量较单薄,难以承受教育成本,如何解决教育资金问题成为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难题。郑观应认为,“富者出资,贫者就学”是较好的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能推动国家进步、社会发展。同时,郑观应还十分关注职业教育,认为人的天资不同,部分人可通过职业教育学有所长,以获得知识和技能去谋生,解决近代中国生计艰难的现状。贫民无业,社会不稳,郑观应积极倡导广设工艺局,“亦可令其技艺通习,资生有路也”,以免这些人变成无业游民,危害社会。 实业救国。实业救国是郑观应在早期提出的“商战思想”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并在《盛世危言后编》中系统论述。洋务运动开展期间,郑观应在盛宣怀的带领下,与一些志同道合之士先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华盛纺织厂、汉冶萍铁厂煤矿有限公司、铁路总公司及中国通商银行等大型企业,成为中国早期近代企业的主要架构。1893年后,郑观应进一步发展了“商战思想”,提出“振兴实业”的主张,并归纳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至此,郑观应由原先的买办人生,转变成实业救国的爱国人士。 郑观应慈善思想之成因 (一)中西方慈善文化的熏陶 郑观应自5岁进入私塾学习,直至17岁,其一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深受儒家“仁者爱人”、道家“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慈善思想的熏陶。郑观应的故土香山,是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较早的城市,香山人有出洋务工的传统,开放、融合、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家乡文化给郑观应带来了深刻影响。17岁,郑观应成年之际,奉父命远赴上海学习商务,以为家族效力。到上海后,郑观应开始接触英语,系统地学习西方文化,并结交了一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传教士,如傅兰雅和李提摩太。西方传教士的慈善思相使郑观应耳目一新,给了他很多启示。郑观应对比中西方对遗产的分配问题发现,中国基本上都是将家产传给子女后辈,而西方多将遗产捐赠给慈善机构。由此,郑观应对西方的慈善机构和先进的慈善理念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善举》一文中,郑观应重点介绍了西方国家的福利机构和社会福利事业,出版后社会反响巨大。后来再版时,为更贴近我国当时的国情,以引起更多执政者和广大贫民的关注,郑观应把这篇文章的题日由《善举》改为《恤贫》。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关于社会福利的文章,文中系统阐述了赈贫济难的思想。 (二)父辈言传身教影响 在郑观应的眼中,父亲郑文瑞“性孝友,重然诺,慷慨好义,有古杰士风”。郑氏家族素有慈善之风,时常将钱财捐赠至灾区,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名望。郑文瑞早期在上海当买办,后返乡教书,编录道德教本《训俗良规》《劝诫录》,并自费印刷,用传统儒学教化民众,净化风气。1871年,澳门镜湖慈善会成立,郑文瑞便是其中一员,其热衷于慈善事业,致力于筹置义田,兴建善堂,修建道路、桥梁和书院。至今,在中山三乡雍陌村,还存留他当年为方便乡亲出行而捐修的一条长逾千米的长条石板路——雍陌乡村大街。晚年,郑文瑞依然勤奋不辍,积极参与澳门镜湖医院的创建工作。郑观应的父亲身体力行,谆谆教诲子女要积善行德。在郑观应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下,郑家后代多有善士,积德行善的家风代代相传。鉴于郑家人的善举,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俯准广东香山县郑文瑞伊子郑官应等姓名载入广东省志并香山县志,籍示表彰而资激劝”。 (三)朋辈善举潜移默化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郑观应的朋友圈中,许多人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慈善之士,如余治、谢家福、经元善、盛宣怀等,这些人为近代中国的慈善事业鞠躬尽瘁,他们的善举和慈善思想深深影响着郑观应。余治从事道德教化义举,致力于集资办学,以善书、善戏感化众人凝聚力量。郑观应与余治私交甚笃,余治时常带郑观应交朋结友,郑观应后来能融人以江南善士为主体的义赈群体中,正是得益于余治的举荐。谢家福热心慈善事业,多次参加赈灾活动,并在灾区设立义塾和留孩所,郑观应与其结为金兰之好。经元善出生于慈善世家,其父经纬长期主持上海同仁、辅元、育婴等诸善堂,经元善曾为专心赈灾而停歇祖业,在原址基础上创设上海协赈公所,赈灾范围一度覆盖整个华北地区。在设场赈灾的基础上,经元善还主张治河代赈,并得到郑观应的极度赞同。盛宣怀毕生致力于慈善事业,横跨半个世纪,参与的赈灾活动达60多次,赈灾之余,其还主张“以工代赈”。郑观应与盛宣怀因赈务相识、相知,关系密切,时常交流慈善心得。 (四)个人慈善情怀 郑观应自幼体弱多病,很小就懂得弱者的不易,长大后更是同情弱者。郑观应生性善良,对道家、儒家文化的学习贯通,以及家庭教育的影响,使其内心深处拥有浓厚的慈善情怀,希望通过慈善事业改观时代的不幸。郑观应所处的年代,灾荒不断,他经常奔赴赈灾现场,集聚民众力量,以应付灾荒。他不仅自己行慈善,还要求家人也行慈善,他深刻懂得一己之力的单薄,因此,其还致力于扩大慈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范围。于是,积极撰写善书,如《救时揭要》等宣传善行,劝导人们要心存善念,付诸善行,号召民众投身于慈善事业中。鸦片战争后,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却又难寻强国之道,为此,郑观应力求人心向善,以期同心同德,共同解决中国落后的社会问题,呼吁有钱之士为慈善事业捐款,兴办学堂及工厂,解决贫困大众的教育及就业问题。此外,他还倡导政府学习西方的福利保障制度,从体制层面构建慈善保障体系,惠及全民。 (据《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