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每个时期只要有救助制度，就有确定救助对象的标准。我国传统慈善救助事业的核心思想是养教并施，救助对象符合社会的道德标准是获得救助的前提条件，其次才是符合贫困、无依无靠和年龄等其他标准。总体来讲，只有全部符合这些标准才能成为救助对象，但在有的慈善组织如清节堂里，救助对象不一定是贫困者，但一定要是坚定的守节者，或者说即使是极端贫困者，若不节不孝也不会被列为救助对象。清代慈善组织确定救助对象的标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道德标准

    道德标准是清代确定救助对象时所应考虑的首要标准。清代慈善救助的对象不一定是那些经济上最需要救助的人，而是那些在道德上符合标准的贫困者。对于救助对象道德品行的规定，从善堂的雏形善会就开始了。同善会、恤嫠会、儒寡会都十分强调道德。“极贫人户查无过恶及孝友贞节而茕困无依者，查实后予以赈给。”（《几亭全书》，卷二十三《同善会》）而对于游手好闲、喜食懒作，不孝不愧，赌博健讼，酗酒无赖之人都不予救助。

    道德标准在救助的优先次序上也得到了应用。平湖县同善会的做法体现了当时慈善救助的这一特点。平湖县同善会实行分类救助制度，道德越高、生活越贫困无依的人，得到的救助越多。首先，对于素有文行，单身、年迈、贫困的男子及青年时守节、到老都未改嫁及出身旧族名门、谨守闺训的妇女，每季给上助钱九钱。其次，对于家世清白、年老极贫的男子，穷苦守节、衰迈无依的妇女，及清白之家中，生而瞽、哑、折、跛，饥寒难度的孤儿，给中助银七钱。再次，对于遵纪守法的贫困男子或者因废疾无以谋生的男子，及老寡贫病素无非议的妇女，“给下助钱五钱”，“其孽由自作者概不给助”（《平湖县志》卷三《建置》）。

    不合道德标准者，自然不会被列为救助对象，但那些成为救助对象前符合道德标准、在救助过程中变“坏”的女人，也应随时稽查，发现后即行除名。《柏舟厉节》清节堂条规就指出：至己收之妇，责成保人，随时稽查。或有改行变操者，原保人访报，立即将签牌缴出注销。倘仍容隐冒领，经首士查出，即令原保人将以前领项加倍赔偿，如违送官究治。

    道德标准是变化的，时代不同，道德的内涵会有变化，但慈善事业维护道德的功能一直没有变，它会维护新的道德。如到了清末，抽大烟被认为是不好的习气，慈善组织就把抽大烟的人排除在救助对象之外。据《光绪江都县续志》记载：“因利局，凡贫民无贷本贸易，准其报局，局中查明实系安分之人，无烟赌游荡习气者，取具保结，贷于资金。”（《光绪江都县续志》卷十二下）。

    在慈善救助中掺合道德的因素饱受现代学者的批评，不少人从西方人权的立场看待社会救助问题，认为社会救助是人的基本权利，反对将社会救助和道德挂钩。笔者倒认为把社会救助和道德建设捆绑在一起不一定是不好的做法。社会救助和社会道德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社会道德的提升有利于促进民间救助事业的发展，在社会救助中贯彻道德原则，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古代社会，把社会救助和道德挂钩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道德提升。只不过到了今天，慈善救助应该维护适应现代社会的新道德，促进现代文明的发展。

    贫困标准

    贫困是得到救助的基本条件。清代大部分慈善组织的救助对象都是贫困者。清代的善会善堂有把贫困者划分为上助、中助、次助，或者极贫、次贫、稍贫，或者上等贫、中等贫、次等贫三等的，也有仅划分为极贫、次贫两等的。同善会、儒寡会把救助对象划分为上、中、次三助，上助钱最多。研究发现，到了清末，普济堂内也实行分类救助的办法。将收养对象分为极贫、次贫两等。极贫为上等，发给大粮，额定六十名，每名每月给钱七百五十文；次贫为次等，发给小粮，额定四十名，每名每月给钱三百五十文，这里不分大小月。对于瞽目、残疾、瘫废、年老、极贫无依者，准支食大粮；其余年老贫苦无依者，归入小粮。此外，虽系年老残疾，查有亲戚可靠并非实在无依者，概不准入额冒领，以杜浮滥。说明只有无依无靠的贫穷老民才给予救济。松江同善堂施棺，对极贫人家及路毙无人认领者，问明死者姓名、来历、保人，登记入册后直接施予。对于稍贫之户，因其不忍领取施棺，而欲勉力自备，同善堂另做平价棺木卖给稍贫之户，只收工料价钱（《松江府续志》卷九《建置志·同善堂规条》）。

    清代贫困者有不同的种类，对他们的救助有不同的方法。对生活困难者，如孤儿、寡妇、穷苦的老民等，收进养济院、清节堂、普济堂、栖流所收养或实行院外救助；对无钱读书应试者，设立义学供其读书，赠送考试费用；对贫病无钱医治者，善堂请医生为之治疗，或设惠民药局施医送药；对贫而无葬者，设立义冢，施棺掩埋。

    无依无靠标准

    无依无靠总是和贫困联系在一起，指的是没有家庭、失去亲人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孟子说：鳏寡孤独，为“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无依无靠者因生计艰难，历来是统治者和慈善组织优先救助的对象。被雇佣的人不能算作无依无靠，有亲属的人更不能算作无依无靠。被雇佣的雇工、仆婢的生活理应由雇主负担，有亲属的人应由家庭实施五助，他们都不能成为慈善组织的救助对象。南京《恤颐堂规条》规定，老人年虽七十而有子孙奉养者，不准收入（《得一录》卷三《恤颐堂》《恤颐规条》）。平湖县同善会规定凡有子嗣、兄弟、女姪可依之人概不给助（《平湖县志》卷三《建置》）。《苏州清节堂章程》规定：“清节堂创自江宁，收养无依孀妇。”（《得一录》卷三《清节堂章程苏郡旧章》）《常昭儒寡会规条》规定：“凡庠生赤贫身故，孀母寡妻一无倚赖者，月给养瞻钱文。”《常昭两邑详定儒寡会规条》记录了发放的金额，凡在库诸生巳故者，其妻实系亲族无依，儿子尚未成人，凭学册查明故夫的入学年分和身故年分，情况属实者，每户每月致送钱四百文。”（《得一录》卷三《儒寡会章程》）《柏舟厉节》清节堂对于有家庭亲戚可靠足敷衣食，并在外佣工者，不给。上海同仁堂对于贫苦无依的寡妇，每人每月给钱七百文（《上海县志》卷二《建置·善堂》，清同治十年刊本）。

    年龄标准

    救助对象的年龄标准主要适用于老年人和寡妇的救助。大部分老年入救助组织都规定了入堂的年龄标准，达到规定年龄的才予以救助。如江宁恤颐堂，专门收养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无依老人。老人赴堂报名，经董事查明，素无犯案，由邻居担保后入堂。年龄未达到七十者不得强入，董事亦不得滥收（《得一录》卷三《恤颐堂》《恤颐规条》）。再如上海同仁堂规定，凡年过六十贫苦无依或残疾不能谋生者，每人每月给钱六百文（《上海县志》卷二《建置·善堂》，清同治十一年刊本）。而松江普济堂规定：“投堂之人以五十岁为度，实系茕独无告，准董事验明收堂，若年力尚壮，自能谋食以及惰游之民，俱不准入堂。”（《松江府志》卷十六《建置志·公建》，清·宋如林等修）由此可见，虽然各个善堂规定了救助对象的年龄标准，但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每个善堂根据自己的经办情况自行确定。松江普济堂五十岁即可收入堂中，这一年龄标准无疑是比较低的，对于那些经费不足、规模较小的善堂而言，年龄就会设置得高些，平湖县普济堂就规定为七十岁。此外，年龄标准是针对一般老年人制定的，那些残疾不能谋生的老年人则不受严格的年龄限制。

    在清节堂、全节堂、儒寡会等救助寡妇的慈善组织里，救助标准与次序和守寡的时间联系起来。“儒寡自青年守节，为事尤难”，寡妇越年轻，守寡的时间越长，日子越清苦，所以优先救助年轻的寡妇，而且寡妇年龄越小，救助的顺序越靠前，得到的救助金越多。如《光绪叙州府志》记载：“贞女节妇分四等：守贞之女为上，额设十三名，月给钱三百五十文；二十岁以内守节妇为一等，额设三十七名，月给钱三百文；三十岁以内守节妇为二等，额设八十四名，月给钱二百五十文；四十岁以内寡妇为三等，额设三十七名，月给钱二百文，四季给发。”（《光绪叙州府志（一）》卷十八《矜恤》）。

    在清代，慈善组织的救助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慈善组织把恤寡、养老、施棺、代葬等慈善业务融于一身，因此在同一慈善组织里，确定救助对象的标准不是单一的，就是单一业务的慈善组织其确定救助对象时也会综合考虑多种标准，单一标准的运用是非常少见的。（张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