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从晚清到民国，民间的进步报纸，是幽暗的漫漫长夜里，一点点发出光亮的星火。一批批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怀抱‘言论报国’的理想，利用报纸这一新型载体，‘流墨也流血’地掀起笔底波澜，发出民间正义的声音，成为百年言论史的源头，余音不绝，影响深远。

    中国第一张由女性创办、旨在呼吁妇女解放的《中国女报》，是由秋瑾于1907年1月14日，在上海创办的。同时，一位‘不名一文的穷书生’于右任和杨笙生创办的以‘鼓吹文明’为主旨的《神州日报》，也登上百年言论史的舞台。它们犹如两朵寒梅，并蒂开花。

    秋瑾执笔的《中国女报》“发刊词”说：

    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

    该报以通俗易懂的文章，提倡妇女解放，呼吁妇女冲破各种罗网，走向社会，争取经济和人格之独立。可惜，《中国女报》仅出了两期，便被清廷取缔，秋瑾也惨遭杀害。

    秋瑾（1875-1907），小名玉姑，别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绍兴人。少年在厦门度过，十七岁随父官调湖南。三年后，与湘潭富豪之子王廷钧成婚，次年得子。二十四岁时，丈夫花钱捐了户部主事，随之来到北京，住绳匠胡同（今菜市口大街一带）。秋瑾的邻居吴芝瑛，其丈夫也在户部任职，秋瑾与吴芝瑛成为好友。吴芝瑛大秋瑾十岁，号为“万柳夫人”，工诗赋、善书画，才华横溢。吴芝瑛的丈夫也饱读诗书，颇有才名，其家藏书特别是新书甚丰。秋瑾常借来读，大开眼界，对妇女解放有强烈向往。秋瑾曾在与吴芝瑛交谈时说：“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始，所谓男女平权事也。”

    当时，作为华北第一报之《大公报》，曾有一段“南北两碧城”的佳话。天津有位名媛叫吴碧城，她常以“碧城”为笔名在该报发诗文，遂引起也曾以“碧城”之名在南方报刊发表诗作的秋瑾的好奇。于是，秋瑾从北京专程到天津拜访吴碧城。两位才女晤面之后，相谈甚欢，成为“闺蜜”。秋瑾赴日留学后，两人常鸿雁传书，秋瑾勉励吴碧城参加革命，被婉拒。但秋瑾被杀，国内尚无发声之时，吴碧城以英文撰写《革命女侠秋瑾传》，在美国发表，其文结尾曰：“尘劫未消渐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以托哀思。

    在平时的生活中，秋瑾常着男装，气宇轩昂地出现在公开场合，渐渐与纨绔子弟的丈夫发生尖锐矛盾，最终夫妻反目。1903年，中秋月圆时分，秋瑾毅然离家出走。半年后，秋瑾变卖首饰细软，买舟东渡，留学日本。临行前，吴芝瑛邀众女友，在陶然亭为秋瑾饯行。秋瑾有说不尽的离愁别绪，当场挥笔作联曰：

    驹隙光明，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

    在日求学期间，秋瑾参加“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其间，秋瑾曾一度归国，专访蔡元培、徐锡麟等人，并逐渐走上革命之路。1905年，秋瑾再度来到日本，被革命党推选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在日本期间，秋瑾我行我素，个性十足：或着日本和服，腰佩倭刀；或一头蓬松黑发，梳成欧式发型，穿蓝色肥大西装；或头戴鸭舌帽，手携西式文明棍，一副叛逆仪表，笑傲众生，其言铮铮：

    我之所为，并非我个人之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男子屈服，我要做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1905年，日本颁布《清国留学取缔规则》，中国留学生陈天华投海自尽，以示抗议。在其追悼会上，周树人、许寿裳等人主张继续留在日本，也有人表示作别日本归国。秋瑾从长靴中拔出倭刀，猛插桌上，愤然道：“如有人回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令在场的人无比惊骇、振奋。

    1906年，秋瑾归国，成为光复会的重要人物。她到浙江吴兴的浔溪女校执教，不久赴上海创建光复会秘密联络点“锐进学社”。这年冬天，光复会领袖徐锡麟找到秋瑾，请她主持绍兴大通学堂事务，组建光复军，以为举行起义做准备。

    次年一月，秋瑾再到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成为黑暗中国妇女寻求光明的“一盏神灯”。

    七月，徐锡麟仓促行事，他与秋瑾关于起义的信函被清廷发现。浙江巡抚张曾扬，命绍兴知府派兵查封大通学堂，拘捕秋瑾及同党十三人，押往府署。按张曾扬之手谕，“将秋瑾就地正法”，同时，上海也将《中国女报》查封。

    秋瑾在“证供两无”的情况下，于次日凌晨细雨霏霏中，被官府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刑前，秋瑾挥笔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从容就义。

    据陈去病在《鉴湖女侠传》中叙述秋瑾受审时的情形说：“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唯于刑庭书‘秋风秋雨愁煞人’句而已。”又据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说：同时被捕的徐锡麟，“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受。”足见清廷对革命者的残忍。

    秋瑾喋血的噩耗传出，舆论哗然。上海、天津乃至全国不同背景的大报，像《申报》《大公报》《时报》以及于右任的《神州日报》等，都迅速做了详细报道，还发表了大量评论、诗词、漫画，抗议和质疑清廷的暴行罪恶。

    《神州日报》发表《秋瑾有死法乎》社论，揭露清廷“证供两无”即行杀戮罪行。文中说：“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申报》更刊出清廷官方伪造的《绍狱供词录》，编者按语道：“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莫不知悉。有之，则唯‘寄文是我同堂’及‘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之一。秋瑾之言语文词，言语支离，情节怪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秋瑾无端受戮，成为舆论的主旋律。

    秋瑾的同乡，又是同赴日本留学的鲁迅，于1925年底，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提到秋瑾被杀时，是这样说的：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到了1927年，鲁迅在致小峰的信中，谈到自己到中山大学任教，甫一到校，青年学子们热烈鼓掌，以“战士”“革命家”欢迎他，“噼噼啪啪的拍手”，让他背负沉重的包袱，于是说，“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噼噼啪啪的拍手拍死的。”似在总结教训，或另有深意。

    1908年2月，秋瑾厝棺落葬杭州西泠桥西侧，好友吴芝瑛亲书墓碑“鉴湖女侠秋瑾之墓”。从日本归国到杭州执教的风华才子李叔同，与当时名震诗坛之“南社”领袖陈去病、柳亚子，曾多次到西泠凭吊同盟会战友、有“江湖任侠之风”的鉴湖女侠秋瑾，他们泪洒墓碑，慷慨悲歌。

    漫漫岁月，秋瑾之墓，曾遭“十葬”，让人不胜悲叹。

    1907年，秋瑾被戮，给一个民族带来了深深的伤痛。秋瑾罹难一百一十五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桩血案，默念“秋风秋雨愁煞人”，仍然感到肃杀之气。但正是因为有了秋瑾这样的先驱者，我们的民族才不会绝望。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