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处于一个新旧思想冲击的时代，兵事不断，天灾叠至，人民流离失所，全国各地社会问题严重，急切需要某种力量将其拉离困境，慈善救济担当了此重任，各省各市出现了许多慈善机构或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缓解了人们的痛苦。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是湖南交通的枢纽，素有‘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之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相应地，长沙的慈善救济事业亦同样显著。

    随着社会问题的持续发酵，民国长沙当局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慈善救济的相关措施。民国长沙的灾难救治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备荒和赈济双管齐下，从施赈主体来看，政府依然是灾害赈济的主力，也是赈款的主要来源。其次才是民间自发兴起的救助措施，如临时粥棚、义仓赈粮、医疗治愈等。

    民国时期，面对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长沙传统的赈济方式已不能再满足现实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长沙的民间义赈蓬勃发展起来，曾经一度超越政府赈济而成为救济主力军，并全面带动了湖南赈务由传统向近代嬗变。长沙市逐渐形成了官赈、义赈并驾齐驱，其他慈善机构和个人对其进行有益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灾害赈济格局。1921年6月，华洋筹赈会在长沙成立，这是当时比较正规的赈务机构，是一种慈善救济的创新与发展。华洋筹赈会将相关赈务统一规划，实行统一分配与管理，提高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的效率，减少了分布零乱的各自赈济，改善了长沙慈善救济不良情况，无论是在时间还是资源分配上都产生了巨大作用，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时间上的有效实行，争取在最大效度上为灾民提供帮助。

    1931年12月24日，长沙水灾善后委员会在长沙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推举了熊希龄为水灾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水灾善后委员会在熊希龄先生的带领下积极从事灾难善后工作，为当时长沙地区灾后的及时处理奉献了不小的力量。水灾善后委员会的成立将长沙地区的慈善救济机构变得更加具体化、专门化，能够针对不同的灾害成立专门机构，防止出现“张冠李戴”“一个方法应万急”的情况，提高了救济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统一化的华洋筹赈会以及专门化的水灾善后委员会是当时中国慈善救济机构管理实行制度上的创新，从具体情况出发，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体现了近现代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方向，促进了慈善救济事业体系的新发展。

    民国时期，长沙地区受水旱虫寒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加上兵灾泛滥，大量房屋、庄稼被毁，导致人们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资源消耗殆尽，甚至无家可归。一时之间，大批流亡灾民终日徘徊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民不聊生。面对如此境况，救济势在必行。和以往一样，官赈仍是荒政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官赈日渐衰弱，力不从心。在1916年长沙地区出现了平粜，工赈等积极方式，1917年长沙水灾中，社会捐助现洋92万元，衣服10余万件，赈煤若干。各种灾害阻碍了粮食的生长，凶年饥岁，粮食严重歉收，首当其冲的是1946年暴发的大饥荒，饥民们挖草根、剥树皮，甚至以土为食，针对这种恶劣的情况，政府也尽其所能进行救济。除了政府施救，上层社会名流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社会民众亦爱心满满，有的捐钱，有的捐衣服被子等生活用品，有的出力，形成义工团，主动照顾伤残人士等，形成了一派社会互助的好风气。由此可知，当时社会捐赠发展较快，对救济灾民、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了国内人民的爱心奉献，中外教徒在长沙灾难期间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十一年，长沙大旱，长沙县教会积极参加政府的救灾工作，设施粥站，收容儿童。民国二十五年，长沙天主堂诊所由教会全力出资进行扩建，增加服务范围，发展为天主堂医院，在营业期间，为难民送药施诊，挽救人们于危难之中。此外，天主教在长沙还兴办了诸如难民所、安老院等社会慈善救助机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华东大量难民涌入湖南，天主教会受国际救济委托，也分别在长沙，沅陵、衡阳设立了难民收容所。中外教徒不仅仅在抵御自然灾害面前，同时还有救济深陷兵祸中的人们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战事的发展，大量难民涌入湖南，作为省会的长沙更是难民集中营，但通过政府把控、中外人士的不懈努力下，长沙等地的灾情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灾难发生后，及时处理很重要，但相应的日常护理等日常慈善救济也不可缺少。民国长沙的日常慈善救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慈幼养孤。长沙育婴堂创办于1906年，堂址在长春巷，1930年，堂中收养的婴儿每年约计三四百人不等。民国三十年，湘北二次会战，120余孤女全部迁耒阳，由于战时生活条件较差，加上当时霍乱流行，几次长途迁移，再转到长沙时，已死伤多数，仅剩23名孤女，其中残废10人。大量减少的数字触目惊心，却无能为力，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减少死伤人数，保护好剩下的幼儿。1913年10月由湘绅易雨恂等创立于湘潭的保赤贫儿院，次年2月迁往长沙，1917年4月改名湖南孤儿院，收养孤儿200名左右，始创初期得到社会各界踊跃捐款。

    第二，安老。民国时期，长沙天主堂在长沙靖港办了一安老院，收养男女孤老20余人，随着灾难的不断发生，规模不断扩大，最后发展至数百人，有的老人失去了劳动能力，养老院的义工们悉心照料，许多因战乱、灾害失去亲人的老人在这里安然度过晚年。1929年9月湖南省救济院成立，院中的养老所按照先报名登记再核实情况的一定程序进行有规则的救济，防止出现虚假乱入等情况，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第三，救贫。救贫的方法是为贫民提供劳动岗位，让其凭自己实力赚钱，养活自己及家人。成立贫民工厂，雇佣贫民生产，湖南最早的贫民工厂在1909年提议开办，到1911年才正式成立。

    第四，难民所。民国长沙教区难民所成立于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侵略者用炮火打开了长沙的大门，一时之间长沙房屋尽毁，伤亡严重，街道上满是痛病呻吟，在这时，难民收容所尽可能地为难民提供合适的住所，同时负担基本饮食，保证部分难民维系基本生存。战争不断上演，难民充盈着长沙地区，难民所亦是人满为患，导致难民所难以承受如此沉重任务，为了减轻难民所负担，难民所有关部门提供难民工作机会，或纺纱织布，或缝制衣被，或制作工艺品，让他们靠自己双手挣钱，摆脱一味靠别人救济的难境，自力更生，自强自立。

    民国时期，面对天灾兵祸的双重打击，长沙的慈善事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慈善体系不断完善。虽然当时慈善救济事业发展是非常困难，实施起来也是非常吃力，但那时的人们并没有放弃，而是咬紧牙关，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民生困难问题，秉着长沙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拼出了长沙市慈善救济事业的蓬勃发展。

    （据《新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