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律例中，文武官弁和捕役兵丁似乎是清王朝赖以维护社会治安的权杖，然而，家族、邻佑、保甲、团练等民间组织，却是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力量。清王朝试图通过官民结合的方式，构成官民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治安体系。应该说，清代将民间组织纳入社会治安维护体系，并通过王朝的强制力加以推行，收到了一定成效，当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是其专制政体难以克服的。

    宗族与邻佑

    宗族势力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乡里人民，住居相近，田土相邻，父祖以来，非亲即识。其年老者，有是父祖辈行，有是伯叔辈行，有是兄辈行者，虽不是亲，也是同乡，朝夕相见，与亲一般”。这是专制王朝可以利用的力量，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之为政权出力，很容易收到事半功倍的政治功效。

    清王朝也是如此，特别强调家族、宗族在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中的作用，要求他们有盗贼而共同防御，有命盗案件要检举呈报。清朝还赋予家族、宗族以户婚、田土、钱债等纠纷调解、争斗骂詈处罚等方面的责任，允许家族、宗族自主处置，其所定的家法族规也得到了官府的认可，而且鼓励并加强家族、宗族的这些功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官府还赋予他们很大的特权，比如对“奸细”与“盗匪”的处置，即使将后者直接处死，有时非但不追究刑事责任，甚至还给予奖赏。如太平天国与捻军兴起的时候，法律规定差役、地保等，对所谓的“行凶扰害”的太平军、捻军、幅军等，“暨格杀均勿论”。

    “邻佑”是指居住邻、可以互相佑护的人，并不限于左右隔壁。中国传统上是将“邻佑”视为一个群体，强调守望相助，也就容易被清朝所利用。清朝律例规定了许多邻佑的责任，在“犯罪存留养亲”“盐法”“禁止师巫邪术”“私藏应禁军器”“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谋叛”“强盗”“白昼抢夺”“盗田野谷麦”“略人略卖人”“夜无故入人家”“盗贼窝主”“杀死奸夫”“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私铸铜钱”“买良为娼”“赌博”等多方面的律例中，都明确规定“邻佑、总甲、十家长”等要拏获、举首，否则将被治罪。

    保甲与里甲

    地缘关系结合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建立乡里组织的基础，“这种组织一是靠自然形成的长老权威来推行教化，二是通过行政权威来进行组织，刑德兼用，再加上当时人们主要是依靠土地谋生，很少迁徙，乡里组织比较稳定”。清代的保甲组织虽不纳入行政系统，却在地方上发挥实际的行政效能。保甲遵照地方政府的政令以管辖部民、完纳赋役、清查户籍、维持地方治安，并把家法族规揉合于乡规民约之中，起着重要的政治功能。

    清代的里甲、保甲是基层社会普遍推行的准基层行政组织，它们是清朝在乡村社会的延伸，是皇权的象征。顺治初年，曾大力整饬推行保甲制度，“禁革主保里长”律例规定：“直省各府、州、县编赋役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里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数之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其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一十户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册成，一本送户部，布政司及府、州、县各存一本”。凡遇有盗贼、逃人、奸宄、窃盗等事出现，事主、邻佑即报甲长，甲长报知里长，里长报官，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连坐，甲长、里长也要被治罪。

    “就治安而言，保甲应经常查察，辖区内如有盗窃、邪教、赌博、窝逃、奸拐、私铸、老瓜贼、歃血为盟、掳人勒索等作奸犯科之事，以及面生可疑之人，除应率同保民驱除、缉拿之外，应即呈报”。在律例里也都明确在不同的案件中他们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分别接受不同的处罚。“夫十家之奸宄盗逃，惟甲长是稽；百家之奸宄盗逃，惟保正是问；一乡之奸宄盗逃，惟保长是综”“地方失盗，保甲人等负疏虞之罪”。维持地方的社会治安是他们的要责。

    地保与地方

    除了保甲与里甲组织外，清代一些地区还有“地方”制度，这是“由全区村民保举，送官佥充，管理该区税粮完欠、田宅争辩、词讼曲直、盗贼生发、命案审理等事，遇有公差、劳役所需器物皆由其催办，所用人夫皆由其管摄。此外又有一种也由乡民保举充任，在乡村协助治安的人称为‘地保’”。

    《大清律例》有许多条都涉及到地保的责任。如“犯罪存留养亲”律、“娶亲属妻妾”律、“私藏应禁军器”律、“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律、“强盗”律、“窃盗”律、“发冢”律、“盗贼窝主”律、“保辜期限”律、“诈教诱人犯法”律、“赌博”律、“罪人拒捕”律、“徒流人逃”律、“盗贼捕限”律、“囚应禁而不禁”律、“有司决囚等第”律等都有明确规定。

    地方的职责见于《大清律例》者有“犯罪事发在逃”律、“私借钱粮”律、“谋叛”律、“应捕人捕罪人”律、“知情人藏匿罪人”律等。

    有人可见，地保、地方等在调解纠纷、转呈诉状、传讯两造、协助地方官及捕役、汛兵看管人犯、缉捕人犯等方面承担着许多治安与行政的职责，是地方官主要依靠的力量。

    团练与民团

    明代中叶，在推行保甲制度的同时，各州县为加强自身防卫能力而组成的地方武装，有马的义勇要分期分批到就近的卫所进行团练，即团集训练。平时在乡保卫家乡，遇有动乱，调至州县衙门协助镇压，有时还将他们调出家乡，到边关参与防守，甚至让他们随同正规军作战，称之为义勇、枪手、民兵。清代前期有些地方还保留这种制度，所以有“练保”“练长”“练总”“总练”等名目，他们的职责与保甲基本相似。

    统治者认为设置团练其利有三：一是“四乡寨堡一立，则室家皆聚，乡勇无内顾之忧，人心自固，不忧溃散”。二是“寇盗往往因粮于我，故以掠地为能，惟聚乡村之老弱妇女货财米谷，收入寨堡，则敌野掠无所获，其势易饥，不能久淹”。三是“惟随所在都鄙，兴筑寨堡，又不假胥吏之手，则事必易集”。

    在治安方面，于各紧要地方建立堡寨、望楼、栅墙、壕沟，由团丁日夜巡逻瞭望，遇有情况，吹角以示警，各团派团丁前往救护。如果团内居民出现纠纷，小者可以由团总、练长进行调处，大者则要禀官审理，其功能与保甲基本相似。

    民团的组织不是官府所允许的，也很少得到官府的承认，但在嘉庆以后，“内忧”不断，“外患”接踵，陷入“天崩地解”的混乱局面中，清朝在一些地区丧失控制能力，而本应得到清朝保护的民众，非但得不到清朝的保护，反而成为清朝政治力量迫害的对象，他们对民众的掠夺和祸害程度，比“贼匪”“发逆”“捻患”更甚。地方绅士、地主层不得不组织自卫武装来保护自身的财产，守护乡村社会。失去官府保护的民众，不是投靠有势力者的保护伞下，就是加入地方绅士、地主层组织的武装，以求自身安全与生存之地，而呼告无门的百姓，不是流亡，就是被各方势力欺压，有些不得不选择极端的自救方式，加入所谓的“贼匪”，以寻求生存与保护。

    民间维护社会治安利弊

    清代的律例中将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作为重要职责，规定家族、宗族、邻佑，以及民间自己选举的“集长”“铺长”“厢长”“区长”“村长”“乡约”“里正”“庄头”“庄约”“营总”“寨主”“保董”“总理”“耆老”等，都纳入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体系当中，并在律例中明确他们的责任，而作为准基层行政组织的里甲、保甲，更是主要依靠的力量，因此律例对他们要求更严。

    应该承认，这种民间组织参与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持清朝社会秩序的作用，清朝为了完善和维护这种地方社会治安的体系，也尽了不少努力，总体上还是发挥着好的作用。

    在肯定清代民间组织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体系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所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天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整合民间社会力量与国家机构共同维护社会秩序，也有一定的经验意义。

    首先，对民间进行组织存在各种困难。以编立准基层组织而言，各地居民聚散不一，北方人民聚居，保甲容易编立，还有许多堡寨可以用于防御。南方民多散处，即使勉强编甲，还有许多畸零户，他们很难组织起来进行救护。不能普行保甲，准基层组织的作用很难发挥，而地方官因为财政无措，也不愿意推行保甲，再加上吏役借机需索，民间也有很大的抵制。

    其次，保甲组织的事务繁多，使本来为维持地方社会治安而设的组织，承担过重的杂务，而严格的要求又容易使之懈怠。

    再次，缺乏相应的待遇，只有付出而无酬劳。保甲是乡民组织，虽然地方官介入选拔保甲长的过程，但从待遇上讲，最多是优免夫差，平常并没有如何酬劳。这样的负担，真正实心办事的人不能充当此任，无赖棍徒勾结官府却能够残害百姓，欲使他们维持社会治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据《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