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新冠疫情防控第一线，数以万计的志愿者不辞辛劳地坚守岗位，奉献一份份爱心，为人们所称道。

    志愿者，自古有之，只是中外、古今的称谓有所不同，但都是指自愿贡献时间和精力，不计名利与得失，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人。我国古代对志愿者有‘善者’‘善人’‘仁者’‘侠士’‘义士’之称，近现代多称之为‘慈善家’‘义工’‘志愿者’等。

    古称善、仁、侠、义

    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初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而“志愿者”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意为“意愿”。其实我国古代早已有“志愿”一词。东晋王羲之《与谢万书》曰：“老夫志愿，尽于此也”；金代王若虚曾言：“诚得终老此山，志愿毕矣”（《金史·王若虚传》），这其中的“志愿”便是志向、意愿的意思，后引申为自愿。

    尽管我国古代没有“志愿者”一词，但“志愿服务”理念则存在了上千年。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孔子和孟子便倡导“仁爱”和“仁术”，而墨子则主张“兼爱”，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乐书论》更是明确倡导：“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由此，历代将“乐善好施”“公义当先”“仁爱为民”视为一种美德，受到广泛推崇。尤其是在大灾大难之时，以扶危济困、安老救孤、赈灾施医之援助，践行慈善、仁义之厚德，史籍中便记载了许多历代“志愿者”的善举。

    我国古代多将“志愿者”称为“善者”“善人”“仁者”“侠士”“义士”，而近现代一般称“慈善家”“义工”“志愿者”等。古今对于“志愿者”的称呼虽有不同，其精神内涵却是一致的。

    “善者”是对品行善良，乐于行善、施善之人的尊称，俗称“善人”“大善人”。善者多施善于乡里民间的贫者、弱者、残疾者，或在灾难发生时赈灾救济，也有出资修桥、筑路、掘井及建庙宇者。

    “仁者”源自儒家观念，是对品德高尚、积德行善之人的尊称。孟子曰：“仁者爱人”，即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历代各阶层“仁者”颇多。

    “侠士”指义薄云天之人，勇于救难助困、济贫赈灾之士。“侠”，即兼爱天下，惩恶扬善。“士”，即仁爱世人，舍生取义。

    “义士”指守义不苟或品行超凡、乐于出财布施、慷慨乐助的人。清代翟灏《通俗编·释道》释汉《曹全碑》碑文曰：“义士盖但出财之人。今人出财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义字皆改为信。”

    “慈善家”是近现代对热心公益，经常参与慈善活动，并有突出贡献的人的尊称。他们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个人资源与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分享，且受到广泛赞誉。

    “义工”，是对自愿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技能，无偿参与社会服务的人或群体的称谓。多义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如孤寡老人、残障人士等。

    风筝技艺可“扶贫”

    曹雪芹不但是位文人，还是位“志愿者”，曾以传授风筝技艺“扶贫”。

    有一年腊月，老朋友于景廉来看望曹雪芹。他因当兵时脚部受伤而退役，家里人口繁多，仅靠画画为业，难以养家糊口。交谈中，于景廉说到京城有某公子购风筝，一掷数十金。曹雪芹便想到家中还有些竹、纸，便扎了几只风筝送给他，让他卖了以度年关。“是岁除夕，于冒雪而来，鸭酒鲜蔬，满载驴背，喜极而告曰：‘不想三五风筝，竟获重酬，所得共享之，可以过一肥年矣。’”（曹雪芹《南鹞北鸢考工志·自序》）原来，于景廉把曹雪芹给他的风筝卖了好多钱，特意赶来酬谢曹雪芹。

    由此，曹雪芹想到附近不少贫困和残疾之人生活艰辛，特别是近两年灾害频发，难以度日，何不将糊扎风筝的手艺教授给他们，以此谋生。于是，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编写了《南鹞北鸢考工志》，以歌诀的方式，图文并茂地讲解了43种风筝的制作方法，易学易懂。随后又手把手地向左邻右舍的贫困、残疾之人传授风筝技术。没过多久，不少人掌握了风筝制作技术，并将糊扎的风筝拿到庙会和城里出售，由此能养家糊口了。

    修桥开厂结善缘

    北京海淀中关村西区有一条善缘街，西起彩和坊路，东北至北四环路，因历史上有善缘桥得名，而善缘桥又因褒奖一位老居士的善举得名。

    坊间盛传，道光年间，海淀镇东部有一条泄洪渠道，每至雨季水流不断，为人们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镇上住着一位80多岁严姓广化寺居士，以卖画为生。他见镇上的人们雨季出行不便，就拿出所有的积蓄，在泄洪渠道上修建了一座石桥。桥为东西走向，东西两侧用花岗岩垒砌桥墩，然后横架四块约一丈五尺的长石板，原本要设置护栏板，但桥面修完了，老居士的积蓄就用光了。居住于此的乡邻被老居士的善举所感动，便集资设置了桥的护栏板。因此桥为礼佛老居士倾资而建，故将此桥称为“善缘桥”，既取佛教术语“善法为佛道之缘者”，也有广结善缘、多行善事之意。该桥使用了许多年，后因疏通水道及修建街巷而废弃，但将石桥曾在的胡同称为“善缘桥胡同”。2000年建设中关村西区时，该胡同被拆除，后在胡同大致走向新修建了一条街道，遂称“善缘街”。

    据《北京灾害史》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二十日以后，京城忽降大雨，并连降多日。汾庄在卢沟桥东南，水灾尤为严重。巡城御史张廷燎（字光宇，河南舞阳人）在巡视中，见水患导致流离失所灾民众多，便从家中拿出钱款，与普善会一起在此设立义厂放粥。因“以其简便易行，且急救命也”，“每日一勺之粥实能活一人一日之命”。不久又在辛庄子神庙设立西厂放粥，由九月初复直次年四月始行止厂。同时在广渠门外关帝庙再设一东厂，办理义厂放粥，专济东安（今属河北廊坊）、武清（今属天津）等处难民。由九月初开厂至次年四月二麦登场止厂。由于灾民众多，粥厂开设时间较长，他倾尽了家中的所有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银达千两。

    张廷燎之善举为灾民所称道，称其为“张大善人”。顺天府尹闻其善举，上奏朝廷请以旌表。光绪皇帝感念张廷燎倾心赈济灾民，赐其匾额，御题“济世良臣”四个大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廷燎调任广西布政使，因他为官清正，多有善举，上门相送者众多。

    “义学”救助孤寒儿童

    义学胡同位于北京德胜门外马甸，俗称义善胡同，因历史上有义学蒙馆而得名。“义学”是古代具有慈善性质的启蒙学堂，多由私人捐赠兴办，专收无力缴纳学费进私塾的孤寒儿童入学。

    据《马甸村史话》载：马甸“义学”由回民丁善恩于光绪初年（1875年）在马甸清真寺内创办，义务教授儿童阿文、国文、大字、珠算等课程，目的是“启迪世界新知”，造就“适应天演竞争，社会之兴作人才”。光绪八年（1882年）在得到一位善人捐助后，将义学迁到马甸村北头25号。到了民初，义学扩大办学规模，由丁善恩长子丁国瑞、次子丁国珍等无偿资助办学经费。民国四年（1915年），丁善恩四子丁国琛（字子瑜）接办义学，同年把这所义学改为近代小学，不仅接受马甸回民子弟，还招收周边村落贫家子弟免费入学。

    丁氏创办义学之善举，得到四方乡邻的赞誉，马甸清真寺及附近商户也给予多方资助。此后义学所在院落南墙的小巷被称为“义学胡同”，俗称“义善胡同”，以褒扬丁氏家族兴办义学的善举。而今街巷已消失，而丁氏之善举传扬至今。

    据《北京香山慈幼院院史》载：民国六年（1917年），顺天府及直隶地区发大水，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当时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前民国总理熊希龄，为收养灾后被遗弃儿童，捐出家产大洋27.5万余元、白银6.2万两，倾心建立了香山慈幼院，并任院长。

    慈幼院于1920年10月开学，除了收养灾后200余名被遗弃儿童外，还接收了京师及郊区家庭贫困的满、汉儿童500人。为办好慈幼院，熊希龄竭尽心血，四处忙碌奔波，募集院款。

    开办之初，最大的困难在于贫苦儿童多是带病而来，头癣、疥疮、眼病、肺病、痨病是他们的常见病。熊希龄便与夫人朱其慧商议，开办了一所红十字会医院，并从京城聘请中西医两位医生救治病残孤儿。

    经过数年的发展，到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拥有一个总院、五个分院。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与职业教育，成为当时最前卫的慈善教育机构，而熊希龄被誉为“教育慈善家”，载入中国慈善事业史册。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