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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一个潮汕小乡村里,还传出阵阵读书声。 在一座两层高的小旧屋里,授课老师用普通话带读一遍,随后又换潮汕话带读一遍,跟随她朗诵古诗的,并非学龄的孩子,而是一群已经迈进中年的农村女性。 这里是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览表村,览表图书室二楼由四名工作人员操办的新女子夜校。每周一、三、五的晚上,村里和周边的中年女性来到这里,拿起一辈子没用过几回的铅笔,一笔一画地模仿黑板上的字迹,诵读着朗朗上口的诗词。 八年前,十来岁就辍学外出打工的潮汕女孩吴利珠回到览表村,设立了览表图书室,而后再办起新女子夜校。至今已帮助约270名农村女性回归课堂。 重新“认识”自己 46岁的李摇猜把儿童诵读教材摊开在书桌上,口中跟着19岁的老师吴瑶儿发音朗诵,眼神却在课本上迷茫游走,不知道自己读的内容在哪。当天值班的助教林楚玲发现她的困窘,走上前向她指出正在读的部分。 因为讲惯了潮汕话,有学员在老师带领下仍然没法用普通话清晰发出部分字音,引来哄堂大笑。笑声还未完全落下,吴瑶儿用手中的小竹条敲了敲黑板,课堂很快又回归秩序。 在过去,女性读书并不被当地人视为必要,到了十来岁可以做工的年纪,便需要外出打工或留在家里干农活。 李摇猜说:“小时候家里穷,只能供两个弟弟读书,我就没得书读。”2021年下半年,她来到新女子夜校,和村里许多同龄女性一样,她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 每堂夜校课前,学员都需要在教室后方墙上的签到表写下自己的名字。郭赛吟第一次签名时就把“郭”字写成了“享”字,发现后又把右耳旁补在了“吟”字后面。 老师林楚玲说,当地人在称呼已婚女性时,不总是直呼其名,而是称之为某某嫂、某某家老婆、某某人的妈妈。但在夜校里,她们不再是被其他身份盖住的人,而是摇猜、赛吟、美贞、美莲……“每次夜校课程,我们都要求签到,是在提醒大家有自己的名字,要记住自己名字怎么写。” 夜校课程从晚上八点上至九点半。每堂课学员们会学一篇诗词或童谣,再从中摘出5个生字重点学习,到了课程后半段,则练习书写当天所学的生字。 临近下课时,吴瑶儿用手机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我只在乎你》,这是她们此前在课上逐字逐句学过的曲目。学员卢美莲一边在田字簿上抄写当日的生字,一边跟着哼唱。当晚的课程就在音乐中结束。 晚上九点半,览表村漆黑的巷道里响起摩托马达的轰鸣声,学员们陆续骑车回家。但老师的工作没结束,几位老师需要将黑板上的内容录制成认读视频,发到夜校微信群里。 实际上,群里约有40位学员,因教室空间有限,夜校每个学期只能让15人来现场上课,其余人则在微信群里对着每堂课的视频自行学习。吴瑶儿说,学员们很好学,一到点就会有人在群里问:“今天的课程视频呢?” 锁上图书室木门时,已是夜里十点多,几位老师才各自回家。 生活逐渐改变 微信朋友圈不知道怎么发、银行取钱需要能签名、到城里去要会看路牌、孩子学校的文字通知看不懂、作业要家长签字、就连卖菜也得会讲普通话……这些年,览表村的中年女性们在与外界逐渐频繁的交际中,愈发感受到没文化、不识字的困扰。 李摇猜在当地批发市场卖菜,附近工厂的外地人常来光顾,有人用普通话问卖的是什么菜,她咿咿呀呀说不上来。“菜名我都知道,但就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自己也不会说。”李摇猜边笑边摇头,她意识到,想做好生意就得学会普通话。 干惯农活的郭赛吟对自己第一次到夜校上课的情景印象深刻。她说,对着还没有自己手指头粗的铅笔,觉得比握锄头还难。一个学期下来,郭赛吟去银行取钱时再也不需要家人代为签名,夜校签到表上的名字也写得越来越工整。 夜校的课堂并非每次都是全员出席。因为忙着做工和照顾孩子,卢美莲有时不得不向夜校老师请假。她一个人在家带两个女儿,平时到工厂领了服装材料回家加工,一件能赚八分钱,从早到晚大概能挣七八十块钱。 “晚上附近有人跳广场舞,我不去跳,我想识字。”卢美莲说。做工时,她将手机架在缝纫机旁边,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听群里的夜校视频内容,闲时就对着视频练习写字。 在课前课后的时间,学员们常聚在一块聊家长里短。正是在这段时光中,李摇猜拥有了真正意义的“同学”。去年几位同学光顾她的菜摊,当天由丈夫守摊,丈夫知道她们是“摇猜的同学”后,原本一斤两块五的菜只卖了她们两块三,再提起这件事时李摇猜笑得直拍掌。 家庭外的自信 目前,览表图书室有四名工作人员,她们白天是孩子的玩伴,到了晚上则是夜校的老师。 黄碧莲是个“80后”,对学员的迫切需求深有体会。初一辍学的她,已经是村里同龄女性中的高学历。“我在村里上小学一年级时,全班只有一两个女生。后来上了初一,大家都跟我爸妈说不要再让我读书啦,没有用。” 今年4月,黄碧莲来到图书室当工作人员,白天带领小朋友活动,还尝试着在夜校课堂当主讲老师。讲师工作需要提前备课,抄抄写写之余还得会使用电脑。她在5月2日发了一条朋友圈:到这个年龄才来学电脑,不知道能不能学会?必须得咬紧牙关,认真学。 吴瑶儿是老师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她的妈妈曾是夜校的学员,从前一字不识,如今已考取了驾照。也正是如此,吴瑶儿在母亲的鼓励下来到了夜校,“去帮助更多览表妇女认字”。 2020年,原先在深圳工作的林楚玲回到揭阳,吴利珠希望她能给妈妈们上课。因为没有经验,林楚玲刚上课时十分紧张,不过,学员的尊重很快缓解了她的忐忑。 对于林楚玲的回归,亲友都无法理解,“大家都想往外跑,你居然年纪轻轻就回到村里,不仅工资低,还晒得黑不溜秋。”但林楚玲始终认为这份工作的意义不一样。 初中学历的她在夜校讲课的同时也努力提升自己。通过成人高考,她马上就要拿到大专毕业证书,接下来的目标是考取社工证或者幼师证,“反正就是要继续学习”。 跟其余三位老师不同的是,刘少玉并非揭阳人。1994年从江西嫁到览表村后,她生了五个孩子。“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从年轻时就围着我的孩子转,困在家里像个黄脸婆,时常哀怨。”刘少玉描述起过去的生活。 2017年,偶然的机会让她到广州参加了由公益机构举办的农村妇女分享会,会上听到其他人讲述关于反对家暴、男女平等、性教育的话题,小学没毕业的刘少玉两眼放光,“我当时看到那些姐妹都好厉害,懂这么多。”回到览表村没几天,她便向吴利珠提出要加入览表图书室当工作人员。 自参与览表图书室和夜校的工作后,除了陪伴图书室里的孩子,刘少玉还负责夜校学生的招募和家访,几年下来她明显察觉到自己的改变。“原先我跟孩子讲故事都会脸红,怕讲得不好,自己有心理障碍。现在大学生来了,记者来了,我也会主动跟对方聊,他们也是人,聊到我不懂的地方就向对方学习嘛。” 刘少玉说:“从家庭走出来后,我变得自信。” 夜校七年蝶变 新女子夜校见证了览表村无数女性的变化,它的由来要从创办人吴利珠的辍学经历说起。 2002年,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吴利珠乘上前往珠三角的车,开始了打工生涯。那年她才14岁,在随后的日子里,辗转深圳、东莞、长三角以及北京等地,当过保姆、进过厂、卖过衣服。 2009年至2013年在北京打工期间,她接触到了社区图书馆和工友之家,就此改变了往后的路程。每次回到村里,她都觉得还跟以前一样,大家还是很早就辍学。从那时起,吴利珠萌生了为家乡做些改变的想法。 在公益组织和朋友的协助下,2014年6月,吴利珠回到揭阳览表村摸索创立了览表图书室,并组织村里的孩子到图书室看书。 家长送孩子到图书室后,也常聚在一起聊天,吴利珠发现村里的妈妈们都有个共同难处——不认识字。“很多妈妈也有智能手机,但是她们不会看,只能听语音,当群里有人发文字消息时,根本融入不进去。老公拿手机跟别人语音聊天时她能听得懂,但是一打文字就不知道老公到底在外面干嘛。” 第二年,在妈妈们的期许下,览表图书室开设起“妈妈班”。吴利珠请来村里老师给大家讲课,每堂课付老师100块钱,每天讲授五个简单生字及一首童谣。“妈妈班”对于条件允许的学生每月收200块钱,家里拮据的则免费。 起初,上课地点设在村里的老人娱乐中心,白天村民在这打牌,晚上则传出琅琅读书声。吴利珠发现很多妈妈都被“困”在家庭里,整日劳务、带孩子,没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到了2017年,“妈妈班”有了正式名字“新女子夜校”。在老人娱乐中心的课程持续了一年有余,每个班20人,高峰时开了两个班,后来又借用览表学校场地作为夜校课室,再往后则直接将课堂设在览表图书室二楼。 实际上,每个月200元的学费是一道并不容易跨过的门槛,夜校也因此一度停办过半年。“收回来的学费根本不足以持续聘请老师开课,但对不少人而言这笔钱是有困难的,后来干脆不收钱了,由我们图书室工作人员来教。”吴利珠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需要倒贴钱进来给妈妈们上课。 探索更多可能 新女子夜校虽是公益课堂,但图书室租金、活动开销以及工作人员的酬劳都是成本,凑钱是她们每年都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当下维持运转的经费主要来自“月捐群”和社会公益组织的资助。林楚玲介绍,图书室和夜校有个百人“月捐群”,成员主要由本村村民和其他爱心人士组成。每人一个月捐款50元,用于活动开销和图书室的场地租金。 夜校成立以来,已经有约270名学员前来学习。吴利珠和团队摸索出来的经验,为潮汕地区的乡村女性带来新的启发——让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权,可以从识字开始。 在潮汕地区,与览表村有相似需求的村庄不止一个。周边村镇的人陆续找到吴利珠,希望也能让自己村里的孩子爱上读书,让没有上过学的中年女性开始识字。 “我或许可以去尝试更多东西,也算是解放自己,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吴利珠说,去年她还前往陆丰市下埔村,分享览表村教育农村儿童和提升妇女能力的活动经验。“到时如果有很多村庄都需要办夜校的话,我可能会回去利用现有的经验和公益资源去协助他们”。 看着如今览表村的女大学生越来越多,暑假期间陆续有人回到图书室当义工,吴利珠觉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为人父母,都受过不读书的苦,现在肯定不会让孩子不读书,男女都一样,只要你愿意就尽量去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的经济条件都变好了,这确实是一个飞速的变化。”吴利珠说。 (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