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大都饥疫流行，疫者众，乞以积谷赈济’，这是有关疫情在北京最早的记载。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疫情频发，累计达29个年份。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是如何防控疫情，开展赈济的呢？

    历史上北京疫病频发

    古人将各种传染性疾病泛称为“瘟疫”，亦称“大流行”，其中危害性最大的是伤寒、天花、白喉、鼠疫、猩红热、霍乱等。据《北京灾害史》记载：明代北京地区发生瘟疫计有12个年份，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顺义、通州、延庆、良乡、昌平、密云等地。清代发生瘟疫计有17个年份，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通州、延庆、平谷、昌平等地。实际上，当时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只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所以史书不载。凡是记载下来的，都是波及面较大，后果严重的瘟疫。

    明万历十年（1582年）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华中地区发生大规模瘟疫。《明神宗实录》载：“连岁雨泽愆期，比复风霾蔽日，京城内外灾疫流行，人民死亡甚众。”《通州志》则称：“万历十年春，通州大疫，比屋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这场瘟疫史称“大头瘟”，又称“大头风”，其特征是病人头面红肿，发热，且发病迅速，传染性极强。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出现疫情，夏燮在《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抱阳生所编《甲申朝事小计》称：“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此可见当时疫情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死亡人数之多，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道：“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张景岳与吴又可为明代京城名医，其所传疗法对这场瘟疫也“医莫能疗”。

    光绪二年（1876年），北京地区暴发瘟疫，谭嗣同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状》载：“光绪纪元二年春，京师疠疫熛起，暴死喉风者，衡宇相望。城门出丧，或哽噎不通。”“疠疫”为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史籍中将这次瘟疫记为“喉风”，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白喉”。谭嗣同说当时因此病死亡者众多，乃至每日出城的棺棂往往使城门的交通为之断绝。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大范围暴发霍乱。由于该病潜伏期较短，传染性较强，发病突然，所以病人发病前并无什么症状，突然起病后，短者一二个时辰、半天左右就不治病死，长者也仅一二天身亡。数日内，京师霍乱因转相传染，形成了发病高峰，每天死人不计其数，一时间人心惶惶。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幕僚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历朝对疫情多有防控

    历朝历代对疫情的防控均以重视，并采取了多项措施予以救治与赈济。

    当疫情出现时，首先是采取“离间”，即今天所说的“隔离法”。一种是收容式隔离，在寺庙及空旷之所等专门开设“疠人坊”，收治传染病患者。另一种是强制性隔离，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道路，并派兵丁镇守。据《汉书·平帝纪》记载，汉代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政府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这种做法是中国设立传染病医院和实行医学隔离之始，历代沿袭。明清时，当北京出现疫情时，也多采取此法。

    据《北京卫生史话》载：明天启七年（1627年）及崇祯七年（1634年），因天花流行，在京城郊外设有避痘所，对染病者予以隔离。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丁亥时，北京甚疫，患者就近而离间，于寺院、于空室，不与人近，以避染之。”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北京发生天花，“凡理旗人疙瘩及内城民人痘者”下政令迁移避痘。当时连宫里也出现疫情，孝庄文皇后急忙令人将三个染病的小太监送出宫门，安置到西郊的一座寺庙中隔离，“百日之内不得入宫，日观其恙，三日一报。”

    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在开展防控的同时，朝廷还进行多种赈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疬”，世宗亲自撰写方书，制成《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令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北京发生暑（鼠）疫，神宗遂诏令礼部：“朕闻近日京城内外灾疫盛行……尔部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设诊视施给，以称朕救民疾苦之意。仍照嘉靖年间例，每家量给银钱六分……俱于房号内太仓动支。”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出现瘟疫，康熙皇帝即命官员到疫区发放银两，以便安葬逝者，避免腐尸传播疾病，还令大兴、宛平二县设置粥厂，救济疫民。

    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初，京城发生疫情，同治皇帝随即传旨赈济疫民。据《清穆宗实录》载：“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情形殊堪悯恻，除御药房药丸照旧支领外，著由广储司（清朝内务府所属七司之一，掌皇宫库藏出纳）发给实银二千五百两，分交五城支领，选择良方，修和药剂，于五城内外坊地面，分段设局施放，广为救治……各该城御史仍不时前往认真稽查，不准假手胥吏，偷减药料，以致有名无实。”

    历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为防止瘟疫对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现疫情，特别是鼠疫，五城兵马司的主要任务便是令“井窝子”（即卖水的水铺）对水井加置封盖，以防止老鼠及“病瘤（病毒）”掉入，污染水源。同时疏浚沟渠，及时排泄城中污水。乾隆年间还曾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京城的胡同口处，以示民众。

    清末出台疫病管理制度

    据《北京卫生志》载：清代始有传染病管理制度，从民国起传染病管理趋向法制化管理。

    清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十七日，直隶总督杨士骧为警务处拟定客店等三章程致民政部咨文，不久清廷予以颁布。其中《预防传染病章程》共十七条，对传染病的管理进行明确规定。第一条为“本章程所谓传染病者，霍乱、瘟疫、痘疹、白喉及其他容易传染之病皆包含之。”第二条规定“前条所指容易传染之病，当行预防后，应由该管官临时指定之。”第三条“有得传染病及因传染病死者，应于当日速行呈报该管巡警局。”第四条“患传染病者，应从巡警局之批示用清洁及消毒方法。”第十一条“医生诊视传染病时，须将消毒及清洁各法告其家人，并即时呈报该管巡警局。清洁法有扫除、洗涤、疏浚、搬运。消毒方法有焚烧消毒、蒸晾消毒、石灰消毒、药品消毒。”

    宣统三年（1911年）发布疫情报告律令：“各管地有无疫患（疫情），必须五日一报，市、州、县以上，有疫毙人数，应报呈。”

    民国十七年（1928年）政府颁布《传染病防治条例》，规定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或因传染病致死）之亲属及接触人为义务报告人，需在发现病人24小时内报告所在地卫生主管机关。保甲长、警察及医生、护士发现传染病人应在发现后24小时内向卫生主管机关报告。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东北地区发生鼠疫，为防止疫情传入京城，次年正月初九，民政部拨款10万金，组织临时防疫总局，其址在钱粮胡同内城官医院内，局长由内外城两厅长丞兼办，防疫局医士定额20名，非有毕业文凭等不得派人。同时设分局4所，分立在内外城，并在永定门、右安门外先后设立防疫病室、隔离室、防疫出诊所。

    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民国八年（1919年）成立中央防疫处，此后又在京师设立区卫生事务所4处，卫生局所属医疗机构多处，由此形成北京近现代医学史上传染病救治及疫情的防控机制。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