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轶伦

    上海上一次大疫，源自长江入海口下的一个巨型深坑。

    1987年10月，上海港疏通水道时，挖泥船在启东江段，意外挖出一个长20余公里、深约3米的毛蚶带。浑浊冰冷的江水下，数以亿计的毛蚶层叠累积，最开始还能挖出泥，后来每铲下去都是毛蚶。

    众所周知，那时候的上海人酷爱生吃毛蚶，贝肉带血为上品，养活了山东一批毛蚶养殖户。彼时突然出现天量的毛蚶，无疑是一张张钞票。于是，临近无数的村民驾驶农用船、机帆船，甚至自制简易船，加入抢毛蚶的大军，然后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

    事后统计，深坑共挖出毛蚶约4000吨，大半以上流向上海。价格也为之极低，上海人开始成袋购买，大快朵颐。然而，他们并不知道，那些毛蚶在江面下日夜被污水冲刷，运输船上有大量粪肥残留，甚至有运输者为保鲜活，用粪水泼喂毛蚶。

    疫情阴云不断聚拢，阴云下的上海却一无所知。1987年的最后一天，疫情终于以腹泻的方式，全面暴发。

    当日，上海多家医院涌入大量腹泻病人，医生询问饮食史，发现绝大多数吃过毛蚶。医院密集上报后，上海全市紧急禁售毛蚶。然而，毛蚶仍源源不断涌向上海。仅1月6日，交通部门便拦截毛蚶300余吨。此后，毛蚶销售减少，腹泻病情停歇。

    但少数医学专家却在担忧，甲肝病毒潜伏期比细菌长，一场大流行或将到来。可惜，因官僚作风和麻痹大意，专家的预警并未得到重视。

    1988年1月18日，上海《解放日报》角落登出453字短讯，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然而为时已晚。第二天，大疫情以摧枯拉朽的方式到来，大批病人现身医院，他们因甲肝导致皮肤和眼球发黄，黄色成为上海梦魇……

    1988年1月16日和17日，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杨廉奎、刘小庆两位医师向《解放日报》记者费智平反映：据不完全统计，至17日下午3时许，两家医院已发现20余名因食毛蚶而患甲型肝炎的病人。这20多名已被初步诊断为甲型肝炎的患者，是在1987年12月上旬和中旬食用毛蚶的，都曾腹泻，年龄大都在20至40岁之间。

    敏锐感受到一丝不寻常的记者，询问了上海市卫生局防疫处的朱同志，对方告诉记者“虽然目前还不能最后断定这批受污染的毛蚶中是否含有甲型肝炎的病毒，但是，这两家医院所反映的情况应当引起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的关注，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1988年1月18日，在《解放日报》登出的这篇只有453个字的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的短消息里，记者费智平写道：“甲型性肝炎病毒平均潜伏期为30天左右，以发病前5天和到发病后一周内传染性最强。因此，曾经食用过毛蚶的市民，如果发现自己有厌食、恶心、发热、尿赤等症状，应及时上医院诊治，确诊后应住院隔离治疗休息。另外，本市食品、饮食部门也要加强卫生管理。”

    这也是1988年甲肝暴发之年，《解放日报》的第一篇相关报道。

    就在记者发出预警的同时，上海的甲肝患者数量已经开始呈几何级攀升，1月21日起，肝炎疫情从之前的一旬一报改为一日一报。到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街头巷尾的情绪一下子紧张起来。

    虽然对防疫有所准备，但后来谁也没有想到，接下去上海面临的挑战会那么严重。从1988年1月1日起到1988年5月13日（此后与往年同期发病持平），上海暴发流行的甲型肝炎，一共发病310746例。在1月19日至3月18日的两个月中，累计发病数为292000多例，日报告发病数超过1万例的长达16天。

    要知道，当时上海人口总数不过1250万。这次甲肝发病来势之猛、发病之集中、覆盖面之广，为国内外医学史上所罕见。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原来设有肝炎床位290张，平时主要收治病情严重和患慢性肝炎的病员。这次本市流行甲型肝炎，市传染病医院为尽可能多地收治病员，想方设法另辟隔离病区，增加了1228只床位，先后收治了2084个患者。

    此外，他们还因人制宜设置家庭病床328张，由医生、护士组成家庭病房组，定期上门巡回治疗。到2月11日，已有537人经市传染病医院治愈出院。还有9名得了甲肝的孕妇在院顺利分娩。

    时任院长巫善明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一个年轻妈妈带着自己两个月不到的婴儿一起住院。原来，办满月酒的时候，餐桌上有毛蚶。大人觉得好玩，给宝宝舌头上舔了舔。没想到妈妈和宝宝都得了甲肝。”

    似曾相识的众生相

    和每一次疫情一样，医务人员冲到了抗击疾病的第一线。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里的“陈丽萱医生的儿子和女儿都同时染上了甲肝，需要她照料，但她一心扑在医院里照料病人。医院工作人员、归侨方群父亲病危，但她为了治疗甲肝病人的需要，没有请过一天假。父亲逝世的第二天，她就含着眼泪来院上班了”。

    后来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市10多万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多人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在防治肝炎期间，全市共增设12541个隔离点和118104张床位，其中卫生系统增设了243个隔离点和60434张床位，卫生系统收治甲肝患者98591人，全市共设家庭病床29338张。

    众志成城。到了2月15日，上海市区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出现下降的趋势。到了2月23日，上海市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已明显下降，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以上。

    危难之中，有人乘机“发国难财”。当时，“一些马路投机商，倒卖兜售来路不明的板蓝根，以四五倍的高价，勒索顾客。某些店家的过氧乙酸消毒剂，五天涨了五次价。某乡卫生院和防治院，对于前往求治的甲肝患者，巧立名目，乱收费用，否则拒之门外”。

    湖北兄弟伸出援手

    曾是众人向往的上海，一下子被人嫌弃了。

    “一时间，兄弟省市对上海人都比较忌讳，认为上海人就是肝炎的传播源。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蔬菜被扣留；民航飞机上一些标有‘上海生产’的食品，都会被乘客当作垃圾扔掉；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客满’；上海人出差在外，下馆子，服务员连连谢绝；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要给他们单独划定区域……”

    但疫情面前，也显示真情，湖北省的兄弟为上海“雪中送炭”。

    2月27日，黄石市药材公司已先后派出16辆卡车送来价值近200万元的9种治疗甲型肝炎中成药支援上海。第一次派出的6辆满载药材的卡车行至安徽桐城县时因道路积雪，有两辆不慎倾翻，但其余车辆仍克服困难赶在春节前把药送到了上海。

    小平同志的莫大鼓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同志连续多年在上海过春节。1988年春节期间，工作人员跟邓小平请示，说上海正在闹“毛蚶病”，是不是过一阵再去。邓小平果断说道：“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得知邓小平要来上海过年，上海春节联欢会筹备小组严肃地宣布了一条纪律：演员就在舞台与后台活动，不要到台前去，更不要与场内的领导接触和握手——这是为了防止甲肝病的传染。

    几天后，联欢会完美结束。全体演员谢幕，在舞台上列队鼓掌，欢送小平同志离开剧场。原本没有首长上台接见演员的安排，可谁也没有想到，演出结束后，邓小平站了起来，主动向台上走去。他这样做，出乎演员的意料，也出乎警卫人员的意料。

    他主动与站在前排的演员一一握手，对演员们的辛苦工作表示慰问。在走到表演杂技的小演员、上海马戏学校学生金恣面前时，邓小平还俯下身，像慈祥的爷爷一般在小姑娘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全场顿时响起一片热烈而响亮的掌声。

    那一年，小平同志已经84岁高龄，他以最温暖的行动，鼓励着上海人民，坚定了他们战胜甲肝的决心。

    尽管来势汹涌，但数据显示，在这次甲肝暴发流行期间，上海市直接死于暴发性肝炎的一共32例，上海的病死率为万分之一左右，明显低于往年，也低于国际上1%-1‰的病死率。

    反思没有停止

    《解放日报》的《解放论坛》刊登署名张小云的文章《记住大自然的“惩罚”》，在文章中，作者反思：“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倒在马路旁，尽管旁边就是个大饼油条摊，也从不顾忌。进入公共厕所也不乏见到大粪四溢、小便横流的情景。如果倚在苏州河边的栏杆上，很快就会发现不加盖的运粪船正把那些未经处理的有机肥料运向乡间。完全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不久后同样这些运粪船未经任何消毒处理就运回一船船的青菜、各种农产品，当然也有毛蚶，然后卖到各家各户的饭桌上。这些没有任何消毒的运粪船加上当地同样不符合卫生要求的粪便管理，又污染着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可怜的毛蚶这次大概就这样作了传染肝炎的媒介的。时至今日，怪天怪地都没用了，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而始终报道抗击疫情进展的《解放日报》记者费智平在甲肝风波过去后，也写了一篇《对上海食品卫生的思考》。

    谢丽娟也在事后思考，“这场甲肝暴发流行给了我们沉重的教训，也让我们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启示和经验，对于上海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立流行病预警机制、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例如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就是甲肝暴发后建立起来的。会议由分管卫生和财贸的两名副市长主持，有关部委办负责人参加，研究、决定重大的食品卫生问题。区县政府也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又如市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所、区县卫生防疫站先后建立食品卫生监督员巡回执法队，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及重点品种进行监督执法；此外还修订多个食品卫生管理规定，使食品卫生工作得到了有力加强……从整体而言，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可以说，全体上海人民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

    （据《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