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北京社会有一件大事发生，就是京师警察厅济良所的成立。何为‘济良所’？主要是收容那些被拐卖、被逼为娼的女性，帮助她们自食其力，重返社会。

    多起妇女被拐案的曝光

    成立济良所的起源，则来自当时《京话日报》对“张傻子虐妓案”等一系列拐卖妇女事件的曝光。

    1906年3月，“张傻子虐妓案”首先曝出，“大混混张傻子，买良为娼，无恶不作，所开的玉莲班，有个香云妓女，被婆家瞒了娘家卖出。有个姓赵的客人，跟香云很要好……香云托他……把香云的父亲找来，可恨张傻子……故意把香云藏起……诬赖赵姓欠他五十块钱……第四局送到协巡营，经杨帮统问实，张傻子倚着奉官上了捐，诬告游客，刁恶万分，打了四十军棍，枷号示众”。

    张傻子这种恶霸，跟想救妓女的客人起了冲突，敢于率先报官，诬指赵客欠钱。这件个案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与当时京师娼妓业的合法化有很大关系。

    据史料记载，道光以前，京师“绝少妓寮”，至咸丰之时才“妓风大炽”。同治年间修订颁布了《大清律例》，更是删除了关于“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内容，实际上等于默认了妓院的合法存在。1905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正式对娼妓、优伶业征收税款：“北京罢巡城御史，设工巡局，那桐主之。局用不敷，议推广税务，遂及戏馆、娼寮。”1905年12月，内、外城巡警总厅取代工巡局后，仍抽收妓捐，按月缴捐者为官妓，否则为私妓。正是这种娼妓合法化的进程，让张傻子们有了比之前更大的胆量，之前“犯案多次，都用银钱买通，逍遥法外”，而今上了捐，更敢于将与妓女、嫖客的冲突公开化，甚至诬告对方。

    3月14日，《京话日报》发表《张傻子竭力运动》，点出“工巡局收押张傻子，外边很有人替他运动；他自知罪大恶极，难逃国法，情甘破家赎罪”，给工巡局的老爷们戴上“自爱声名，断不至被他买动”的高帽子后，仍然指明“钱能通神”“防不胜防”。

    《京话日报》在数日后又报道了一个“恶鸨”阿三奶奶。报道控诉她“前三年骗娶恩姓女为媳，逼令卖奸，虐待的十分可惨”；而事情的揭发，是由恩姓女的姊夫访明真相后，“揪扭着阿三奶奶，跑到第四段协巡队喊告”。

    1906年5月3日，《京话日报》又用“专件”的形式刊登了“坏事高”的长篇报道。

    坏事高本名高得禄，跟张傻子一样，是远近闻名的狠毒地痞。他去直隶顺德府内邱县，谎称自己是“有功名的人”，又是正定府等三家盐店的东家，骗娶了乔家19岁的女儿乔迷胡。婚后才三天，坏事高就把乔女带上火车，拐到北京，卖到了八大胡同。乔迷胡的父亲，到坏事高所说的盐店看女儿女婿，碰了个大钉子。有人指点他，到妓院集中地去找，找了七八天，终于撞见了自家女儿。乔父立即向巡捕控告，警局用了五天时间，才将坏事高缉拿到案，打了几十杖，勒令交出身价银三百五十两。坏事高按律该充军发配。但是“西局里几位问官”、总办帮办，都认为“此等恶人，若是充发出去，他的神通广大，不上一年，必定逃回来，逍遥无事，仍旧是毒害良人”，因此打算仿张傻子的前例，让坏事高游街示众，再无限期监禁。

    有了这一系列的报道，开办济良所的呼声就大了起来。《京话日报》甚至公开指责京城政府：为什么不像上海那样，开办济良所？为什么收了妓捐，却不能保护妓女这个弱势群体？

    开辟先河的上海济良所

    《京话日报》所说的上海济良所发起于1896年，由美国传教士包慈贞（Cornella Bonnell）“目击浦江流域，洋场十里间，淫风流行，妓娼日盛”而发愿创立。最初的发起人为“同道西女五人”，四出募捐，于1897年10月，“赁西[熙]华德路圣公会老牧师吴虹玉先生住宅为会所，收养迷路落魄及不愿为娼之女子”。1901年，包慈贞“鉴于沪市陷于罪恶中女孩为数颇广，亦有自幼失怙，擅自走迷，若不予以救济，则将永沦于惨痛之中”，在熙华德路正式发起成立上海济良所，专以救济不幸女子为目的。是为济良所正式设立。上海济良所的管理主要由西人负责，但亦有华人的参与。

    1905年，严信厚等士绅13人为了扩大济良所的影响和方便妓女投所，筹设济良分所，经过筹备，于当年租下上海福州路181号，建立起济良分所。很快，这里就人满为患。1908年，上海济良所又租下更大的地方，再后来，该所不仅救助逃跑出来的底层妓女，也救助警察发现的被拐雏妓。他们还收养妓院留养的10岁以下的幼女，为防止她们沾染恶习，另设培植小学专门对幼女进行教育，目的是把女童培养成护士、教员等知识女性。

    之后，上海济良所又设立收容所、教养院、习艺所和爱育学校，也会将患有严重性病者送至教会医院免费治疗。1921年，上海济良所在闸北成立分部，建立了一家疗养院。

    相应，上海济良所又开设了首年部和工艺部。

    首年部收留来此未满一年的妇女，而工艺部收留已经在此居住一年以上的妇女，她们需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手工生产劳动，一方面是为了缓解济良所在经费上的募款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帮助妓女们自强自立。

    该所还对妇女们进行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每天上午的基础教育包括识字、算术、卫生课等，也会安排一个小时的宗教教育。而每天下午的技能培训包括缝纫、刺绣、烹饪等。

    工艺部设有大车间，1906年，该车间吸收了26名妇女，1908至1912年吸收了50人，到1935年，已经有90人之多。

    妇女们手工劳动的制品包括刺绣手帕、袜子、新娘嫁妆、玩具娃娃等。虽然工艺部的收入不够自足，但还是会给每人每月发放一定的报酬，帮助她们多少可以存下一小笔钱。

    其中，济良所被救助妇女生产的玩具娃娃（Door of Hope Mission Doll）工艺精湛，成品典雅，如今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古董品牌，具有较高的历史收藏价值。

    京师警察厅济良所成立

    1906年3月12日，《京话日报》刊出了官民合作创办济良所的倡议：

    “协巡营帮统杨钦三副戎，惩办张傻子一案，大快人心，因此又动了不忍之念，想要趁此机会，开办济良所，就跟统带王勤齐观察商议，意见相同，打算约请名望最好的绅士，大家筹一笔款项，就在前门西一带，找地方开办，仿照上海济良所章程，凡妓女受了领家的凌虐，准其呼喊巡捕，送入济良所，由官择配。这件事情若办成，真是功德无量，开办经费，可以由大家捐凑，大约也用不了多少钱。本馆听说这话，又想着要多事了，有肯助成善举的，就请书明助捐数目，交本馆先行登报。”

    京师济良所之设，比上海的创立济良所，意味更加复杂。而官方的介入，给了济良所某种政策上的保证与保护，使其免受京城地痞流氓的骚扰，这也是《京话日报》一开始就拟定的策略。

    《京话日报》热心京城济良所事业，有其自身的触因。《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的妾室段耘蓝，即因家贫无依，姨母诱骗，流落青楼，1899年嫁给彭翼仲。当张傻子事发，协巡营帮统杨钦三来与彭翼仲等商议如何处置玉莲班妓女，杭辛斋提议设济良所，段耘蓝“闻而大快，当年之隐恨，将欲籍此事以弥补之，力劝余实行”。济良所缺乏经费，段耘蓝率先在《京话日报》刊出大字告白，声明“捐助二十元，俟开办之后并愿入所尽义务照顾伤病”。

    《京话日报》又提出了筹集经费的主张：“所有玉莲班的妓女六名，大可招人领娶，定出一个身价来，不必拘定向来的官价。这本是特别的新鲜事，无妨通融办理，并可防将来的弊病，免得插圈弄套的人生心。所有身价，都捐入济良所。有乐意多捐的，还可以推广女工艺，多多益善。办此等事，千万不必太拘。”《京话日报》一再强调“不必太拘”，或许是因为上海济良所初期的经费主要来自捐助，但北京的民间富庶程度固然无法比拟上海，士绅的热心程度也难以企及，更可行的道路是从官方获得政策许可，以妓女的身价银子作为经费的主要来源。当然，这样做也会产生一定的弊端。

    4月3日、4月4日两天《京话日报》的“本京新闻”，连续刊登了《济良所已经开办》《济良所收到总厅移交人口》。这两则报道点明了济良所的急迫性缘自“总厅存留妇女多名，急于安置”，并提供了“不愿为娼”的七名妇女的姓名与年龄。

    两天后，《京话日报》刊出了《妓女爱群》，报道某妓女托人带来三百斤面票，作为对济良所的捐助。虽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捐助者不愿让报纸刊登自己的名姓，但《京话日报》仍对捐助者大加表彰，并且上升到了国族的高度：“居然就有这样热心爱群的妓女，又有这样会办事的客人，可见中国的人心都未死，处处有明白人”。

    1906年8月5日，济良所正式开学。“是日上午十一钟，外城厅丞、参事股各股长，分厅科长，本区区官，并本馆主人，全都到所，行开学礼。先由本主人演说，其次薛教习，其次朱厅丞、徐警官、殷警官、许参事、廖委员、郑区官，一一演说”。

    彭翼仲第二年因为言论犯忌，被诬陷成案发配新疆。民国成立后，彭自西北归来，发现济良所仍然能对北京妓女构成“无形之保护”。

    1914年，梅兰芳将济良所的成立过程编演成时装新戏《孽海波澜》演出，盛况空前。一年多后再演，仍然能借此打败伶界大王谭鑫培，北京观众对这个故事的热捧，可见一斑。

    （据《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