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常水

    胡氏宅心仁慈，广济博施，十几年前即决定提存永安堂赢利四分之一为慈善公益转款，嗣后逐年递增至十分之六。’1941年2月，《新华日报》如是评价胡文虎的慈善公益义举。

    胡文虎（1882-1954），祖籍福建永定，生于仰光，以继承负债累累的永安堂药铺起步，经过不断拼搏，打早了闻名遐迩的药业和报业品牌，成为名副其实的商界‘双王’，是南洋侨社的标杆式人物。

    胡文虎一生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慷慨输将，或办公益，或作善举，或助建设，或资抗战达千余万元之巨’。他做慈善持之以恒，不盲从，有自己独到的认知，并成为他矢志不移的追求。

    热心救济国内兵灾

    民国时期，各地战火时起，兵燹不断，将士面临伤亡威胁，人们饱受颠沛之苦。对此，胡文虎通过积极捐赠款物的方式为救济兵灾出一份力。

    1927年年底，国共两党的武装力量在广州交火，“惨不可言，加以天气严寒，遍地灾黎，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冻毙堪虞”。为此，胡文虎特捐款三千元。1928年4月，他给北伐将士捐赠了12箱自制药品。5月16日，他致函上海华侨联合会，对北伐顺利推进深表欣慰，“海外闻之，咸深鼓舞”，决定再捐一万元，“以尽国民义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决定“捐飞机两架，专作救护之用”，“并赠虎标万金油一万罐”。1933年4月，他致电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致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决定捐款一万元，捐赠万金油、八卦丹等30大箱，救济在长城战事中受伤的军民。吴铁城回函称赞胡氏“热诚爱国，推仁施惠，风义重于云天，德泽同夫霖雨”。国民政府为此给予他“天字一号褒状”。全面抗战爆发后，胡文虎特别关注伤残将士的慰藉、殉国烈士遗族的抚养、被难同胞的救济和流浪儿童的收容等问题，特地捐赠200万元用于创设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他认为，在战时，“医院及保养所之设，实为急不可缓之举。赶筑伤兵医院，乃所以救护受伤勇士，培养国力；兴办保养原，乃所以收育军人及难民之子女，使其无顾念家室之忧，一心直前”。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对胡氏的这一善举深表敬意，复电称其“实为全民楷模，群伦表率”。胡氏对“匡助社会公益，救济难童难民工作，无不殚精竭力，慷慨以赴”。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自抗战以来，华侨爱国捐款已超过一万万以上，捐款最多者，首推新加坡富商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先生”，“所输于公债义捐及建筑难童收容所的各项捐款，竟达到三百万元以上”。1940年，他将长子胡蛟婚宴所得礼金万余元捐赠给宋美龄创办的重庆儿童保育院，并决定将每月350元的国民参政员补贴移交战时儿童保育会。

    积极赈济国内水旱灾

    1928年-1930年，北方旱魃肆虐，“年来旱蝗相继，惨祸至深”，“旱灾区域之广，难民之多，实亘古所未见，竟至人率相食，可谓极世间之惨事”。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胡文虎致函华洋义赈会，说自己“虽远处南邦，闻兹惨劫，亦未尝不恻然心动”，决定捐赠1万多元和10箱虎标万金油。1931年夏，江淮等流域发生特大水灾，“淫雨连绵，山洪暴发……或积潦不退，或堤垸溃决，田庐淹没，人畜漂流，灾情至为惨重”。胡文虎“于初夏，即由日轮装到万金油六大箱，共有四千五百打”。9月14日，又致电华洋义赈会，决定再捐万金油26箱。1935年，长江流域再发水灾，民国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致电胡文虎，请其捐赠款物，电文内言“贵堂药品，收效尤称宏巨。敬乞充分惠赠，迅赐寄发，俾便转放，以拯民命”。接电后，胡文虎决定捐助款额1万元和药品11箱。8月底，他致电许世英，再捐万金油14箱，共计400320包。可以说，凡是“国内水旱灾祸，胡君所捐助者，亦不可以数计矣”。因赈救国内水旱灾有突出贡献，1928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议决加派胡文虎等9人为陕甘赈灾委员会委员。1935年8月，胡文虎被推选为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常务理事。

    大力支持国内医疗事业

    胡文虎自己从事药品研发和制销，自然对国内医疗事业发展支持乐此不疲。他积极捐建医院，捐赠药品，关注医疗人才的培养。1930年10月，胡文虎在南京期间，“特捐助国币三十五万元，作为建筑首都中央医院妇孺部经费之用”，后又追加捐款二万五千元。为褒奖胡文虎这一善举，国民政府颁给他一方写有“益在民生”字样的匾额，南京中央医院为他铸造了一尊半身铜像。1931年，他致信蒋介石，建议当局重视中医药人才培养，表示“愿捐建筑中医药学校经费二万元，以为之倡”。1933年7月，他决定捐资60万元，在福州、汕头、厦门各建一所大规模医院，为此，国民政府又颁给其“仁心义举”匾额一方。1934年，为了救治麻风病人，他“捐助筹建琼崖麻风医院委员会大洋二万元”，还承诺凡能前往南海、石龙、东莞等地麻风院的医师，且治愈了患者，就“可往虎标永安堂领去每名一百元之奖金”。当时有人评价说“胡先生真是麻风界的大救星”。1934年11月8日，他在一次集会上当众宣布，“拟以五年或十年之期间，使吾国各省，均设一医院”。1935年10月，他捐给上海卫生试验所11万元，国民政府因此颁给他“乐善博施”匾额一方和褒状一张，以示奖赏。1941年，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预拟于寇乱甫平，即在通国各县治，创建医院，大县捐十万元，小县捐五万元，借资提倡。其经常费用则由各地自筹，务使无数灾民穷黎，有药可服，有医可就，化涙泪为祥和，于劫后同胞，当有裨补”。1948年1月22日，又表示要在全国兴建医院100所。这些宏大规划多因时局动荡未能完全实现，实为憾事。

    重视国内教育事业

    1929年夏，“上海大厦大学，赴南洋英属各埠，筹募建筑新校舍经费。胡君……遂慨捐国币一万元，以为侨胞之倡”。1930年5月，他被教育部授予一等奖。同年，他在汕头捐资5000元建正始学校校舍，次年，捐3000元建回澜中学校舍。上海一二八事件后，大量学生（多为华侨子弟）无书可读，南下广州，“惟各大学以名额所限，校舍不敷支配，无法收容。插班既不能，旁听亦不得，坐失光阴，殊属可惜”。在此情势下，马君武计划筹办华侨大学，以解决失学者的读书问题，于是在1932年3月18日致函胡文虎，请其署名为赞助人。胡文虎爽快答应。1937年7月，胡文虎决定在国内捐建1000所小学，每所出资法币3500元，设备及各项经常费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后因战事影响，建设小学宏愿未能全部实现，他因此决定将尚存的200万元法币悉数购买救国公债，“待将来战争结束后，复将此项债票，向银行抵押现款，继续建校进行”。对这一决定，蒋介石给予嘉许。

    热衷参与南洋慈善

    南洋各地华侨众多，所在社区每年都有鼠疫、霍乱发生，华侨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1922年，胡文虎先捐一千盾作为筹备费，发起成立仰光中华医院，以防治流行疫病。他还“在南洋缅甸直通瓦城等处，曾建有宏大养老院多所，计为收养者，不下千余人之众”，“在新加坡，曾上书华民政务司，请愿当地政府建筑养老院，以重人道”。他捐建的养老院，“专收一般无家可归之贫老，留院给养，免致在外乞食，以羞辱国体”。

    他在仰光创设中国女子公学，在新加坡捐助创办南洋女子中学等，在马来亚槟城捐建钟云中学等，给无数华侨子弟提供了宝贵的求学就会。1935年9月1日，他在新加坡捐建的容纳1500多学生的民众学校正式开学，“从此侨胞子弟可免失学，诚为侨民造福不浅也”。他又捐巨资建筑华侨贫民工厂，还“鼓吹侨民提倡实业”。为帮助新加坡华侨禁绝鸦片，他呈请当局将巴县丝巴影原有的疯人院腾空，并捐赠开办费1万元，建立拒毒社，“专为救济一般贫苦而无力戒除之烟民……由社中供给其戒烟时期之生活费”。他还陆续创办了星洲老人院、仰光杜宇尊养老院、棉兰华侨慈善协会收容所等，对“各埠大校学校，各种公益事项，以及各地灾祸等等之捐款，年在三十万元以上”。英国殖民征服因“胡君赞助当地慈善事业，年耗巨金，奖以宝星”，以资鼓励。

    胡文虎热心慈善，令人钦佩，媒体纷纷称他为“华侨中最有名望之人”“热心之慈善家”。时人评价他是“得意的财主……对于中国一切都非常热心的华侨富翁”。1927年11月28日，上海华侨联合会召开常年大会，胡氏被推举为参事会参事；1932年3月26日，行政院第16次会议决定加派胡文虎为侨务委员会委员。（据《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