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艳美

    经元善（1840—1903），原名高泉，宇莲珊（后也作莲山），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号刽溪聋雯，浙江上虞五驿乡（今驿亭镇）驿亭人。其父经纬是上海富商，乐善好施。经元善17岁时至沪经商，清同治四年（1865年）继承父业经营钱庄，并从事慈善事业，由此结识郑观应、谢家福等洋务企业活动家和社会名流。清光绪四年（1878），经元善首创协赈公所，组织、领导江浙沪绅商赈灾，持续十余年，募款数百万，受清廷嘉奖十余次。此外，他集资创办了经正书院和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制定实施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在经元善的一生中，其慈善实践广受时人赞誉。

    创办“协赈公所”

    经元善17岁起即从其父经纬经商，后承袭父业，成为上海有名的绅商。“他从1878年首创协赈公所，联合苏州、杭州、宁波等地的绅商举办河南、陕西、山西等省义赈……到1892年退出义赈队伍，历时十余年，这正是他从38岁到51岁阶段，是一生中年富力强之时，他把人生中黄金岁月献给了义赈事业。”

    协赈公所是比较成熟的民间义赈机构，它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1877年冬，经元善从报上获悉河南奇灾，与友人李麟策及上海果育堂首董瞿世仁商议，决定募捐救济豫灾，开办义赈。次年2月，又和李麟策及旅沪同乡绅商屠云峰等数人，创立“上海公济同人会”，专办豫赈。3月，瞿世仁病故，同人一致推举经元善代替果育堂负责收解赈款之事。4月，上海义赈绅商开会集议陕西义赈问题，又一致公推经元善“总司后路赈务”，全面负责赈款收解事务。经元善遂集全力于赈务，为着一志筹赈。“他毅然将世业仁元钱庄停歇，以其地办上海‘协赈公所’，作为组织上海绅商进行义赈活动的常设机构，从而使经元善在实际上成为上海绅商义赈活动的领袖，他在上海的社会地位也顿时提高。”协赈公会在当时的中国是应运而生，符合社会需要。它属于民间自设机构，由地方有威望的士绅领导一方民众进行义赈活动的方式，在全国属首倡。它的创办，使分散各地的义赈活动增强了组织性和计划性，有利于克服规模小、力量分散的弊端，使义赈规模化和制度化。对于受灾地区，协赈公所先派人去调查实情，对于受灾区域、受灾人数，灾情程度有确实了解后，“根据实际灾情确定赈济范围，募款、司帐、押运、放赈都有专人负责，每一灾区均按灾民人数和发放标准拨给款项，在地方官吏的配合下按规定发放。这种募、收、运、放相分离，定点、定人、定款的赈灾方法，使贪污中饱之事难以发生。而且每月将收解款项逐笔登报公布，每次赈灾结束都刻印征信录，使人一目了然”。而当时的官捐局账目不清、贪污挪用成风，弊端甚多，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义赈的积极性。

    兴办义学救国

    在当时社会，有识之士都在探索救国之路。洋务运动在经历自强、求富两个阶段后，效果有限，维新运动正在酝酿之中。经元善以兴学育才、改造社会为自己的救国之路。1893年底，他集资在上海创办了“经正书院”，聘请梁启超、王敬安等新式知识分子任教，教授中西方知识，试图开拓培养洋务人才的新途径。经正书院是对近代新式教育方式的尝试。但至1898年夏，因经费困难，经正学院被合并于南洋公学。

    1897年下半年，经元善又联合上海各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堂。他明确提出办女学以“翼中国自强”的方针，他希望通过兴女学，造就出有文化的新女性，从而改良母教。如果使儿童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母教，就可以为以后的学堂教育打下好的基础，就有可能培养出对社会有益的各类人才。他办女学的目的还在于提倡男女平等。当时人们还是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旧观念来进行对女子的教育，裹足之风依然很盛。经元善希望使女子通过学习，掌握充当医生、律师、教习的本领，从而在社会上立足。

    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非常严密，办事人员分工细致，职责分明，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招生对象及学生工作都有明确规定，有利于照章办事，严肃校纪。“这种严密有序的学校管理制度是旧式书院所无法比拟的，这是经元善学习西方学校教育的具体体现。”中国女学堂之设，和经正学堂一样，为时不长，于1900年因经元善亡走澳门而停闭，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它开了新式女子教育的风气，作了妇女解放的尝试，培养了第一批从事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女骨干分子，为之后的女子教育和解放树立了榜样，打下了基础。

    1899年秋，经元善决定将经正书院重新开张。在朝廷维新变法的号召下，经元善带着“为贫民谋生计，即为国家渐图富强”的思想而行动的。因此，书院拟“以改良农事，振兴工艺”，抵制洋货之挽回利权为宗旨。此时的经正书院，和当初的学堂相比，名称虽然依旧，但是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所设课程既有策论、掌故、算数、舆图，又有西文、西学，齐全的学科设置大受社会和学者所欢迎。“该书院重开不久又因经元善出逃澳门而停办，但其独到的办学方法则为其他书院所继承”。

    慈善之源

    是什么原因让经元善投身于义赈和义学的慈善事业中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受其父经纬的影响。经元善的父亲经纬（1804—1865），字庆桂，号芳洲，其“性勤、慎言笑”、诚信刚正，他按照这种为人处事的理念经商，最后成了上海滩一位“白手致富十万金”的成功实业家。经纬发迹后，一跃成为上海钱业巨头，担任上海钱业公所首董要职。经纬成功之后走上了一条“疏财仗义，见善必为”的道路。1847年，他与上海士绅首创“三堂”，即辅善堂、同仁堂、育婴堂，白任堂主，专门为老人、小孩、灾民做善事。“三堂”由经纬亲力亲为，潜心经营，经久不衰，救济贫困百姓不计其数。1848年，上海郊外灾民尸骨遍野，经纬主持的辅善堂兴办了掩埋遗骨的善事。1849年，上海大水成灾，经纬率先创设两所粥厂，救济灾民，还在上海南门外设局，代养灾童1800余名，“待岁熟均听领回”。1850年，江北发大水，经纬邀集同志收赎妇女，不使堕尘，有夫者资送还家。1863年，经纬60岁寿辰，他将亲友所送寿礼2000余金，捐给辅善堂并劝募殷富，共置荒田5000余亩，召伺户垦种，把收入作为同仁、辅善、育婴三堂的恒久经费。此外，经纬还创办了敬修义塾。他于1848年拨款在驿亭建立宗祠，并在祠旁构建房屋，设义塾，这就是驿亭镇小学雏形。1855年，经纬扩大义塾规模，在公祠后又建起5间楼房、7间平屋，旁建三层六角塔奎星阁及船亭、回廊等，新辟敬修义塾（1915年改为敬修小学）。经纬另置田产300余亩，规定经氏子弟免费入学，经氏鳏寡孤独还可每月在义仓领取抚恤救济粮。经纬一生淡泊功名，乐善仗义，正直无私，这对经元善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次，受到儒家、佛教思想的影响。经元善主导思想为儒家思想，深受儒家经典的影响，但他对其他学说并不排斥，他认为佛教、道教在教育人多多行善方面，是殊途同归。因为有这个认识，所以他的思想并非封闭，对佛家因果报应之说是笃信不疑的，他劝人们不要为物欲所蔽，恢复良知，及时行善，求得好报。他38岁创办义赈时在神前祈祷，结果一直无子的他连生四子，这虽是巧合，却使经元善更加坚信报应之说，从善之心更加坚定。“他推己及人，在宣传义赈时，不断向人们灌输这种思想。而这又是极具诱惑力的，造成很好的宣传效果。他写的两篇文章：《金观察办赈获墓记》《魏君积德延龄记》很集中体现了他的因果报应思想。”这也体现出了经元善从事义赈的某种心态。

    经元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19世纪中后期，那个时代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层出不穷，清政府像一艘破旧的大船，逐渐驶向沉没。在如此动乱的时代里，经元善走过他人生的大部分春秋。纵观其一生，经元善的最有影响的事迹就是主持义赈和创办女学。面对河南奇灾，经元善和友人一起募捐救济豫灾，开办义赈。后又接着开办陕西和山西义赈。协赈公所成为上海缙商组织义赈的常设机构。它是当时国内设立的第一个民间义赈机构，对于团结各地义赈组织，扩大义赈规模，起到十分明显的效果。他所遵从的募、收、运、放相分离，定点、定人、定款的赈灾方法，有效避免了贪污、挪用等弊端，有利于调动募捐者的积极性。经元善在儒家思想的熏陶教育下度过一生，儒家的修身之道、仁爱之心、积极入世的态度，对他价值观定位的影响甚大，中国一贯是儒释道三者并存，经元善不排斥其他思想，根据其言行可以看出，佛家的因果报应等思想，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用自己久不得子，义赈后连得四子的现身说法，鼓励别人募捐，从中可看到佛教在当时的社会影响甚巨。面对外辱不断、内乱频仍，如何救国是当时每个有爱国之心的人士都会不断思考的难题。经元善所得出的结论是：教育是救国之道。于是他身体力行，主张并积极实践其教育救国理想。1893年底，他集资创办的经正书院，为的就是开拓培育洋务人才的新途径，它所开办的科目和教学方式，已经有了近代新式教育的端倪。1897年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学院，明确提出办女学以“翼中国自强”的方针，希望以此未提高女性素质，从而由高素质的母亲培育出中国高素质的改革家。虽然有局限之处，并且时间很短，但是开了新式女子教育的风气，作了妇女解放的尝试，而且女学的规章制度制定严密，办事人员分工细致，职责分明，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招生对象及学生工作都有明确规定，有利于照章办事，严肃校纪。这种严密有序的学校管理制度是旧式书院所无法比拟的，这是经元善学习西方学校教育的具体体现，在当时成为仿效的榜样。（作者来自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