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COP15”）近日在云南昆明举办。在生态环境部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等主办的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由北京易善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等机构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公益资助白皮书（2021）》（以下简称“报告”）第一次对中国生物多样性公益慈善资助进行了数据分析。数据显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国环境公益捐赠中占比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

    17.57亿元公益捐赠

    被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报告对2016年至2020年全国公益捐赠进行了数据采集。经过分析，在过去五年中，我国环境公益捐赠总额达25.23亿元人民币，其中17.57亿元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资助，占比达69%，远高于污染防治、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的资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益捐赠也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2016年至2020年增长率分别达到21%、35%、43%和29%。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过去20年，中国的社会组织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亚洲象、雪豹、滇金丝猴、大熊猫、绿孔雀、中华穿山甲等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上都有社会组织的身影。通过试点示范撬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配合政府部门在濒危物种保护上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中国的公益组织还在生态系统修复、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上开展了大量的示范，为国家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的经验。”

    报告显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资助领域，用于生态修复和保护的捐赠资金规模最大，占比达66%。而以物种保护为首要目的的捐赠占比23%，民间资金主要集中在江豚保护、雪豹保护和滨海鸟类保护上。另有超过6000万元捐赠用于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领域。

    可喜的是，COP15正在推动中国的捐赠者开始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以“一亿棵梭梭”和“蚂蚁森林”为代表的植树造林为主的公益项目，占据了生物多样性捐赠的较大份额。

    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公益资助分析的易善数据创始人陶泽认为，这和捐赠者更容易看到保护行动和产出有关。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项目主任杨方义参与了此次报告的数据分析和报告的撰写。他从数据中关注到积极的一面：“目前环保公益行业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和行业发展投资不足依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愿意投入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捐赠者依然是少数。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向好发展的趋势，包括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会等资助型基金会，正在变成行业的基础设施，他们能够将企业家个人和企业的捐赠，通过专业的服务，以提高资金使用的有效性，这是十分积极的变化。”

    让更多公众愿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捐赠

    过去1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资金持续加大。2017年至2018年，连续两年安排超过2600亿元资金投入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是2008年投入的6倍。不过，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仍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公共资金投入。

    此次调查也显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捐赠领域相关工作仍有提升空间。

    当前，公益慈善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仍显不足。过去五年中，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投入的公益捐赠，虽然是环境资助中占比最大、增长最为迅速的，但是在我国整体公益捐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不足1%。而相较于过去几年我国公共资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投入的资金，公益捐赠所占比重也较小。

    同时，公众捐赠在环境捐赠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我国环境捐赠的主要捐赠人为企业捐赠人，他们的捐赠占总直接捐赠额的64.53%。报告认为，全行业有必要更为主动地和公众连接，让公众能够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持者，并逐步完善公众捐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渠道和支持机制。

    张立说，“我们需要让更多公众知道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并愿意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捐赠。”

    值得注意的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行业基础设施投入仍显不足，愿意投入相关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捐赠者依然是少数。

    杨方义介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国际环保组织通常会编制各类指南和标准，形成各类知识库，来支撑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但我国用于这类知识库开发和运营的捐赠严重不足。对于目前社会关注的海洋保护和绿色“一带一路”等领域，公益捐赠投入也较少。“未来我们需要更多更有影响力的专业环保捐赠服务平台，来服务公众和企业捐赠人。”

    此外报告还发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用于国际环保合作和海洋保护的资金严重不足，生物多样性公益项目影响力也有待提升。在项目设计和传播上，总体较为“碎片化”，以宣传教育为主的活动、植树造林等简单易行的活动居多。未来中国环保公益行业，需要注意项目的策略和协同，更加关注项目对于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贡献。

    “要取得更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和政府、企业加强合作，用公益捐赠来撬动更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果。”张立建议，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并让各类捐赠者能够感知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的效益。

    具体来说，随着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家政策结合，通过撬动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来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迫切性更加强烈。在扶贫、乡村振兴、疫后灾后重建等重点捐赠领域，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扩大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影响力的可行路径。如通过提供生态扶贫、生态防灾领域的解决方案，达到1+1>2的效果。

    （据《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