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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佛寺资助饿了么的行为,近期突然受到关注。 8月23日,必扬投资总经理何河发微博,提到了两种现象。一方面,如今寺庙香火大不如前,以前一出手就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中小企业主,近年来都不见了。另一方面,寺庙正在策划纾困方案,对曾经捐赠过寺庙,但企业不幸濒临绝境的施主,寺庙可以把以前的捐赠一次性返还企业,以解燃眉之急。 随后,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转发该条微博,提到当年饿了么就是拿的玉佛寺的10万元天使投资。 早在2016年12月,饿了么在外卖市场打得火热时,其创始人张旭豪便曾提到,饿了么天使轮拿的10万元是lucky money(好运钱)。 2009年,玉佛寺曾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并联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市教委和团市委四家单位,共同启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玉佛禅寺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项目。以银行委贷形式,向审核通过的创业实体或毕业生提供贴息贷款,其中‘饿了么’是该创业基金2009年的资助项目。 玉佛寺也于近日出面回应。上海玉佛寺相关负责人对媒体提道,虽然寺院发起了这个创业基金,但该基金不是寺院在负责,而是多方共同管理。玉佛寺从未参与过任何天使投资,这是项目资助,并非投资。寺院没拿饿了么的股权,也不参与分红。 寺庙设立基金偏向于公益慈善行为,与一般的投资机构的形式有所不同。不过,一些创业公司赚到钱后,会捐钱给寺庙,这也算是另一种‘投资回报’。 如饿了么发展起来后,在2016年向上海市慈善基金捐赠50万元,用于支持‘玉佛禅寺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项目。 这可以说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背后,也可见有些寺庙的资金实力强大。 事实上,国内很多寺庙都建立了庞大的商业化版图。 香客的供奉、游客的门票已经难以满足寺庙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还有宗教产品售卖、功德排位、修行体验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还有些寺庙已经开始了集团化运作,比如少林寺旗下便经营有实业、出版、旅游、电商等多个领域的公司。 寺庙的基金, 寺庙设立基金/基金会,玉佛寺并非特例。 2012年,国家宗教事务局等6部委局联合发布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到宗教团体可依照《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的规定,申请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 大多寺庙基金/基金会都以慈善为目的。从玉佛寺的回应也可看出,尽管其涉及了投资行为,但是这种创业资助更偏向于慈善性质。寺庙将曾经获得的香火钱,为条件困难的创业者提供资助,但其并不参与分红。 而玉佛寺创立的基金会——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其大部分支出也仅用于公益事业。根据该基金会2020年的审计报告显示,基金会总资产已增至2906万元,当年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是825万元,比2019年的573万元增长不少。 与此同时,其2020年公益事业支出为486万元,总支出为541万元,公益事业支出占据了很大比例,其它支出则包括工作人员薪酬福利、行政办公等方面。 根据其官网,截至2020年,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累计资助项目219个,资助总额2088万元,资助项目横跨20余个行业,如科技成果转化、电子商务、教育培训、广告传媒等。 玉佛寺创立这一能为创业者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并不多见,更多寺庙基金会并不涉及任何商业活动,更具公益性质。 比如深圳市弘法寺成立的弘法寺慈善功德基金会,主要开展抗震救灾、建桥修路、扶贫济困、捐资助学、扶持养老等活动。这也是大多寺庙基金会的主要功能。 一直以来,寺庙的商业化问题争议颇多,当寺庙成立基金会时,也更被希望是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并主要参与非营利性活动。 2012年,曾有深圳市政协委员在微博上发言:“认为弘法寺最应该回馈深圳市民和社会,最佳的形式,是由弘法寺出资成立基金会,建设一座大型三甲医院,要广东一流水准,不以盈利为目的。” 当时微博上一项关于“如果弘法寺出资建医院你最希望什么”的投票中,其中“不要沦为赚钱机器,真正为患者谋福利,兑现医院的公益性”的选项,以83%的占比遥遥领先。 其他选项分别为:“多请医术高明的医生,做到妙手回春”“加强服务,不要再现排队难,服务态度差,敷衍患者的情况”“建设一流的医院大楼,购置最先进的设备”。 可见,寺庙的“投资”道路,往往要把握好尺度,反之,则可能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此外,在公益性质的“投资”背后,许多寺庙已经迈入了商业化扩张的道路。 中国寺庙的 商业化版图有多大? 寺庙经济在过去数年经历了蓬勃发展。 大多国内著名的寺庙,都会给游客提供丰富的游览体验,并收获可观的门票费,也有许多衍生的服务可以带来收入,比如武术培训、佛教用品等。 门票费曾是寺庙的主要收入来源,在上世纪70年代主要是用于解决寺庙的自养问题,几元或是十几元的门票,大多用于维持寺庙的正常开支,但此后有寺庙为了获取利益,大幅抬高门票价格,这些现象也曾引起关注和讨论。 在门票与旅游相关开发的基础上,许多寺庙开始了更多元化的商业化探索,其中典型便是少林寺。 1982年,一部电影“少林寺”爆红,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少林寺。少林寺进入了快速的发展期,也跟进潮流地尝试了多种商业化手段,包括注册公司、商业演出、建立分寺、开淘宝店。 在开公司这件事上,少林寺称得上集团化运作。1998年,少林寺成立了实业公司,经营起少林禅茶和少林素饼生意;2002年,创办名为少林书局的出版公司,出版有《少林功夫》等图书;2007年,成立少林欢喜地有限公司,经营体育用品、文化用品和旅游纪念品等,同时也在少林寺常住院内经营餐馆;2008年5月,一个名为“少林欢喜地”的淘宝店开业,经营佛教用品、武术用品等。 除了这些生意,少林寺还曾通过授权少林相关网络游戏、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发少林音乐、为联通号码开光并拍卖号码等方式拓展收入来源,这些尝试颇为前卫。 与外部合作,算得上一种较为轻松的商业化手段,寺庙仅仅授权部分版权,便能获得许多收入。 静安寺成立的百寺基金,也曾与多家企业合作。2018年,名为“百寺公益”的微信公众号提道,其将与小雨科技的合作,后者是一家寺院、法师、信众提供多种弘法工具与专业服务的公司。合作后,小雨科技将每年年度纯利润的15%捐赠给百寺基金,支持弘法事业。 但寺庙在拓展收入来源的同时,其商业化带来的争议也颇多。 就少林寺而言,“和尚开豪车”“少林寺海外买地”等传言,都曾在网络上引起风波。 另有部分寺庙的商业化外包给其他公司运作,比如法门寺景区曾在2014年被曝幕后操盘手为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曲江文投”),当时其为景区制定了盈利模式表。 根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法门寺文化景区盈利模式主要来自宗教区与非宗教区。宗教区包括:门票收入、悟佛园吉祥系列产品、禅修村修行体验活动、功德牌位、佛像供养、相关节日、大法会、募捐活动等。 而非宗教区包括:土地增值开发、户外广告经营权、街道桥梁冠名权转让、温泉资源有偿使用、旅游商品的贴牌生产以及品牌授权使用等。 其中也诞生了许多争议性事件,比如2009年3月20日,寺庙与曲江文投便产生矛盾,当时诸多僧人开始拆掉门口新建起的围墙,不愿被划入景区。 虽然寺庙少有公布财务收入,但显而易见的是,除开中小寺庙,名寺的商业化往往足以养活自己,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获得更多收入。 冲刺上市被叫停, 有寺庙版图扩张至海外 随着寺庙商业化版图的扩张,部分寺庙也试图冲刺上市。 2014年左右,四大佛教名山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都被地方政府及国企作为旅游开发的重点,大多也已计划上市。 2018年4月,证监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提道,普旅股份已经按照证监会要求撤回上市申请、普陀山的IPO正式宣告结束。 其中涉及的问题是,在这些景区中,宗教能否作为上市资产。2012年10月22日,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10部委,公布了《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禁止“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上市”。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已上市二十余年,上市资产中并不包括寺院资源。而此前,中国佛教协会曾发文表述,普陀山被指出上市业务中表面上未有涵括寺院等佛教资产,但普陀山与佛教不可剥离,这也导致普陀山的上市难以避开佛教商业化的影响。 《意见》的发布,也让佛教名山上市计划瞬间暂停。当时,名山的寺院,正被地方政府和企业运作得火热,但此后陆续宣布暂停上市计划。 除了试图上市外,也有寺庙将版图扩张到了海外。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曾在1997年内于尼泊尔建造了“中华寺”,坐落在佛祖诞生地——蓝毗尼。 相比这种特例,真正在海外开拓疆土的寺庙仅有少林寺。2001年,少林寺在德国成立德国少林寺,将其定义为“少林文化中心”,通过会员制的形式,吸引少林功夫爱好者,开设少林功夫培训道馆。 德国分寺,也是其海外扩张的开始。此后,少林寺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少林文化中心”。 少林寺由于代表了中国武术文化,加之影视作品的影响,在全球具有一定影响力,才能招纳足够多的“洋弟子”,但能有如此影响力的寺庙还是少数,大多寺庙还是基于国内市场进行发展。 如今,寺庙整体商业化运作都受到了限制。早在2016年,国家宗教局便联合多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 其中对佛教道教商业化的主要表现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对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提出了具体规定与明确要求,包括治理违规设立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寺庙财务监督问题等。 可以说,寺庙在国内的商业化发展,经历了早期高速化发展、乱象丛生的阶段,逐渐在监管下走向理性,寺庙也需要在宗教本质与商业化中找到平衡。 (据微信公众号“连线Ins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