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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娱乐圈明星纷纷捐款驰援河南,竟然掀起了一场硝烟滚滚的骂战。 有刷屏论证自己偶像捐得更多、人品更好的;有审视明星们捐款与身家和片酬的比例;有对比明星捐款没进第一梯队被羞辱抠门的;有质疑明星前往一线救援是作秀博眼球的。 捐多捐少都会被骂,高调低调都是作秀。甚至有热心网友还推出‘免嘴券’,谁捐得让他们满意,谁就能在未来一周内免于被他们吐槽、批评。 如何看待明星捐款引发的争议?是什么令明星捐款变了味儿?如何打破这种局面?面对这种情况慈善组织应该如何做? 驰援河南 明星艺人的公益行动 7月20日晚上至凌晨,微博不断有明星艺人为河南暴雨转发求助、互助信息,这其中以河南籍明星为主。 作为河南濮阳人,岳云鹏转发了暴雨互助微博,并倡议多多转发并提醒老乡注意安全。作为河南省洛阳人的王一博也转发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河南全省救援电话汇总”。 河南籍艺人张檬、刘昊然、释小龙、张子枫、马可、李光洁、秦舒培等都纷纷转发扩散“暴雨求助”微博。 除了转发微博外,随着河南灾情的不断升级,明星艺人开始纷纷捐款捐物。 《公益时报》记者根据郑州市红十字会、河南省慈善总会、社会组织的公示及微博公开披露等方面数据统计,截至7月27日,累计捐款明星超270位,捐款金额超2.2亿元。 李玉刚、李易峰、白敬亭、黄子韬、赵丽颖等明星艺人都进行了捐款。其中不乏有网红主播捐赠,例如薇娅、李佳琦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纷纷捐款的明星队伍中,出现了不同组合的捐款形式:夫妻组合,例如张庭、林瑞阳夫妇捐赠500万元;邓超、孙俪夫妇捐赠100万元;章子怡、汪峰夫妇捐赠100万元;张杰、谢娜夫妇捐赠100万元;陈荣炼、安以轩夫妇捐赠200万元;赵又廷、高圆圆夫妇捐赠100万元等。父子组合,例如郭德纲、郭麒麟父子,分别捐赠100万元;王宝强、王子豪父子捐赠100万元。朋友组合,例如李维嘉、吴昕联合捐赠50万元。 随着河南灾情的不断升级,灾区对物资的需求不断加大,众多明星进行了物资捐赠。 黄子韬除了捐赠现金外,还将自己的服装品牌全部下架出仓供给救援队。 黄晓明分三批进行了物资捐赠,第一批:20万瓶饮用纯净水,1万瓶消杀用品;第二批:50万瓶饮用纯净水;三批:5万瓶酒精棉。 李宇春捐赠了60艘救援艇和500件救生衣;王俊凯捐赠了50000箱饮用水+13000箱泡面;张艺兴捐赠了107万元物资。 任嘉伦捐款以后,看到被困女性的求助信息,订购了200箱卫生巾;与此同时,袁姗姗也通过扶贫基金会捐赠了1000箱卫生巾、卫生棉条及安心裤。 除了捐款、捐物、转发互助外,韩红基金会联合韩红爱心明星志愿者团队捐赠3000万元,并成立“韩红爱心支援郑州”应急援助小组,由韩红带领王一博、医疗专家、车手等志愿者前往郑州开展救援工作。 除了韩红、王一博外,作为河南籍的明星刘昊然赶到家乡送物资。 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理事长周如南看来,明星作为公众人物,针对公共危机进行捐赠体现了其个人的社会责任,是作为社会有影响力公众人物的行为表率,是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明星献爱心陷入“内卷” 随着明星们不断为灾区捐款消息的曝出,相较赞赏明星的爱心行动,更多人对他们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 从捐款金额到款项路径,再到捐款名义,捐款献爱心的大潮之下,在娱乐圈刮起了奇怪风向,明星捐款遭遇了来自网友高标准、严要求的审查。 一方面,微博热搜成为宣传明星善行的娱乐圈视窗。另一方面,公开和未公开的明星捐款金额轮流被放置于咖位和收入做比较的天平。一时间,明星的捐款只有从网友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才算勉强过关。 社交平台上,有一群营销号和网友,紧紧盯着明星们的捐款动向。 “大家都在捐钱,为什么某某星不捐?”“某某星这么有钱,只捐这么一点?”“50万还好意思买热搜?”“捐这么点和咖位不太相符吧!”…… 有网友甚至根据此前的片酬新闻,列出算式来论证逼捐的合理性: 捐款10万元,相当于日薪300元的打工人捐了14.5元; 捐款30万元,相当于日薪300元的打工人捐了43元。 谁捐得多谁捐得少,谁捐得早谁捐得晚,都能被挂出来逐字逐句地审视。 演员周冬雨因为捐了200万元没有在网上披露,在豆瓣和微博上引起大量网友的追问、讽刺和追骂。后来由粉丝曝出她已经捐了才瞬间平息。 女团成员程潇因捐款10万元,被骂捐太少后发文感叹,随后秒删。 微博删除后,网友继续发表言论:“你一个包15万才捐10万,觉得委屈可以退圈”。 不捐不行,捐少不行。捐得多就正能量盖章,捐得少则成为众矢之的。捐款金额的数字,在与明星收入的比较中被解读出新的意义,捐款变成了一场“竞赛”,逼捐的舆论场裹挟了整个娱乐圈。 针对以上现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际经验看,自愿是慈善捐赠的基本原则,即捐赠人自主实施捐赠行为,自行决定捐赠的规模、方式和用途。禁止强捐、索捐、变相摊派等行为,充分尊重受赠人的尊严和隐私。 “这次少数网友针对明星捐赠的道德绑架行为,反映了部分网友对现代慈善理念和《慈善法》的精神缺乏了解,公益慈善发展的环境亟待改善。”在邓国胜看来,明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所谓能力大责任重,明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但最终是否捐、捐多少,应该充分尊重明星的个人意愿,由明星在自愿的基础上选择。 邓国胜表示,在公益慈善文化比较成熟的国家,一些慈善机构在大灾来临时,往往是根据组织的宗旨和使命决定是否捐赠,如果组织的宗旨使命与救灾无关,这类慈善组织往往会选择不参与。同样,名人、明星也有自己的捐赠偏好,有的关注紧急救灾,有的关注日常的环保行为、留守儿童问题等,应该充分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利。 被逼出来的“善举”,有可能会导致“畸形的公益”。 7月21日,“孩子王”发微博称自己为郑州市红十字会捐款1.8万元,但网友查询后发现他捐款实为100元。随后,孩子王在粉丝群中承认自己P图,还说本想P成18万元,因为别的同行“都几十万”。 这场关于明星捐款的集中审视,衍生出逼捐、鼓动捐款“内卷”的争议,同时筛查出诈捐等具有负面影响的行为。 我国《慈善法》第四条规定,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孩子王”的这一诈捐行为,在周如南看来是爱慕虚荣、破坏社会道德风尚的行为。诈捐属于诚信问题,恶意散发不实信息,对社会秩序造成了实质性损害,相关机关可以根据行为恶劣程度,追究其行政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公益是由心生发的善意,绝不应该成为艺人公关的道德表演,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周如南认为,诈捐行为的出现,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网友起到了技术赋权的功能,明星自认为只要贴出自己的捐款凭据就可以了,没曾想到网友会进行多方证据的交叉验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在技术赋权的年代,网友的舆论监督起到了积极的一面,它可以让诈捐现象遁于无形,从而使信息公开透明、可追责。” “逼捐”“裹捐”现象的背后 网友“逼捐”“裹捐”等一系列现象的产生,在周如南看来,都跟现代的造星机制有关,比如一个流量明星,粉丝会对他有个定位,如果定位自己的偶像是顶流,就应该捐出顶流的金额,这就形成了粉丝裹挟偶像的情况,从而形成基于粉丝胁迫性的微生态压力。 “还有一种是键盘侠式的逼捐,这种类型反应了互联网技术的过度赋权,或者说舆论过度监督产生的负面的一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性的宣泄,它体现了网上群体无意识的极化效应。”周如南说,这个无意识的极化效应就像乌合之众当中讲到的,当我们都处在一个广场上,人们就会陷入到无意识的狂欢和盲从心态,当有一些极端观点出现的时候,人们会容易被其吸引并且产生不了理性的判断。 这不仅令人联想到,此次水灾鸿星尔克捐赠5000万元被捧成了“神”,而上一轮新疆棉事件中把李宁捧成了“神”,这一次却把李宁踩成了泥。 周如南认为,鸿星尔克捐赠事件和网友对明星的逼捐情况相似,都体现了群体性狂欢背后的群体极化效应和非黑即白的脸谱化的网络心态,一种虽然我不捐但我有权利去判断别人的捐赠是否与其社会角色或社会责任大小相对称的心态。 蜜得创益品牌总监周功武专注明星公益和粉丝公益5年时间,对明星和粉丝公益有着自己的视角和观察。 他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大多数明星在面对灾情的时候都是愿意尽自己一份善心的,随着网友的舆论发酵,有些明星在捐赠时确实会愈加的谨慎,他们中有很多人会过来咨询一线的需求,根据需求来决定捐赠的方式。 所谓的裹挟式捐赠,在周功武看来是由于明星一般都有签约的公司,捐赠金额势必会对公司的捐赠额进行考量,这属于正常的现象。 【下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