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国家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的合法来源。经过十年推进，中国器官实现了器官来源转型——截至2021年4月，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登记人数为7万人次，每年实现器官移植手术约1万例。

    前不久的一天，高晓刚穿着白大褂，从长海医院的住院区健步走来。他戴着黑框眼镜、个子高挑，是典型的医生样貌。高医生热情招呼记者到一间办公室，转身端进来一桶泡面，急促地吃上几口，说：“不好意思，还没顾上吃饭。”

    高晓刚是名医生，工作状态时常如此，没点、不规律、顾不上吃饭。更特殊的是，曾经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人还没去世，他就要去谈器官捐献。

    “冷血”生父谈条件：
    捐献可以，拿钱来

    高晓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遇到过一些拿捐献谈条件的父母，不为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钱。

    2017年，有一个在崇明岛打工的小伙子，务工期间出了严重的事故，送到医院后，治愈的希望渺茫。协调员介入想要做些工作，但得知一个情况：小伙子的父母很早就分居，一直没领离婚证，小伙子一直和妈妈生活。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一直不打照面的小伙子爸爸，突然出现了，找到协调员，张口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孩子养这么大不容易，如果要做器官捐献，能有什么经济上的补偿；第二，打听受捐献者的家庭，对方认为，既然儿子的器官移植到受者的身体里，就把移植患者当自己的孩子，逢年过节他会去移植受者家里看看“儿子”的。

    协调员认为这样的诉求特别不合理。首先，器官捐献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是大忌；其次，器官捐献后，放在网上统一分配流转，所有的医生和协调员都不知晓捐者的信息。但显然，这位父亲，在谈判之前，就认真研究了器官捐献流程的关键，那就是——只要是捐献者，父母都要签字确认。作为小伙子的生父，他恰恰握着一个签字确认权。像这种讲条件、开价的情况，把捐献直接当作生意和交易，协调员会坚决予以拒绝，不会再和他接触了。

    假如为了顺利获得器官捐献而答应一些无原则的事情，都会给未来埋下隐患。

    高晓刚表示，协调员不会做谋利的事，也不允许捐献者家属把捐献当生意来做。但是假如碰到一些弱势群体，协调员会酌情考虑，尽力提供帮助，如果力量不够，还会向省级红十字会反映情况，引导更多爱心力量来提供帮助。

    高晓刚说，协调员一直抱有这样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哪怕他们没有进行器官捐献，协调员知道了，可以做的，也会去援手。“当你把当事人的困难收集起来，想办法解决，得到他们的认可，他们才会信任你。”

    捐献老伴儿器官

    被亲戚气愤指责

    器官捐献事关重要的伦理问题，在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但也有很多家庭，从生命延续和利他主义的角度，自愿参与器官捐献，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曾有一对老夫妻，退休后在上海安享晚年，买了房子，做了规划，但两人没有孩子。有一天，夫妇俩在外滩跑步，老爷子突然倒地不起，后脑勺直接撞到了观光平台的硬石板路上，当时就人事不省了。送医后救治的希望渺茫，老太太便主动提出器官捐献。她说，作为丁克家族，以后没人陪她了，她准备去养老院养老，但内心的希望是，老爷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那天，老太太家里来了很多人探望，外人甚至家属都特别不理解。他们认为，老太太家境好，不缺吃穿，为何要卖老伴儿的器官赚钱？话说得不中听，但老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协调员立马就跟进了。

    当时是2016年，遗体和器官捐献工作体系初步建立，神经外科的教授怕惹纠纷，赶紧翻阅最新的指南一条条核对。但高晓刚觉得不该站在谈判、风控的角度，应该和家属坐在一起坦诚地聊。老太太也觉得，越早捐献，她的先生也能留存更多。

    家属有质疑，协调员就要“搭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真正站在对方角度思考，知晓他们的想法，解决他们的难题。高晓刚坦承：“我们总以为老年人思想固执，没有与时俱进，实际上，在很多案例中，我看到有很多老年人做主的。”

    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突然脑溢血住院了，大儿子不同意器官捐献，他认为弟弟还能活得更久。这个问题的选择权就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做事也很清晰，说问下儿媳和孙子，孙子同意了，后来是老人做主，签了字。

    结果远方亲戚来了，极力反对，各种指责，拖了一个小时探视时间。等他们走了，老太太回头和高晓刚小声说：“他们说反对意见时，我不太好表态。”高晓刚很佩服这样的老者，遗憾的是，患者病情太重，说话的时候心跳停了，最终没能完成器官捐献。

    意外去世的孩子们

    在高晓刚所有接触的案例中，最让他揪心、痛心的是父母为即将离世的孩子，做器官捐献决定的那一刻。

    孩子都是天真烂漫的天使，协调员会遇到各种原因夭折、意外离世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没有其他的诉求，没有世俗的想法，就是为了亲情和生命的延续：快一点，再快一点，让所有的器官能救人，让所有的器官活下去。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高晓刚心里非常感动，“因为我也是孩子的父亲，特别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这样的生死离别，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生都无法治愈的伤痛。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都像放电影一样，有不同的画面，不同的泪点，但最终的核心就是情感”。

    记得2017年，有一个来自重庆的小女孩子，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广播员，会画画，学习好，是父母心里的小天使。谁料，肿瘤在她的颅内悄悄生长，直到有一天，女孩在学校里突然晕倒了。

    平时家长对脑部检查很轻视，再加上小朋友会闹，一般不会去查头颅的情况，只有老年人有脑梗史的才会去定期查一下。当时高晓刚就觉得情况不好，因为心脏不好兴许换一个还能救活，但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

    后来在器官捐献的纪念活动上，女孩妈妈朗诵了女孩写的广播稿。在场所有人，都感动哭了。

    高晓刚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大学生，也属于那种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他是班长，女朋友是团支部书记，男孩很幸运，毕业后被一家外企留用，两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结果，在旅游结婚的时候，男孩视觉、听觉上出现了幻视、幻听。

    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大碍，他老婆还开他玩笑。但回去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医院检查，颅内长了胶质瘤III级，父母知道后，从老家赶来，陪伴儿子在上海某家三甲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也在其他医院接受了放射治疗。

    但这些措施并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患者父母知道孩子救不过来了，就一直在上海医院陪着他。一家人都是知识分子，很理性地和协调员谈条件，也谈到了目前面临的困难。

    男孩的父母提出，希望在孩子弥留之际，能为他提供必要的医疗看护条件，即使有医疗救助政策，他们也选择用医保范围内的救治药品，不增加医疗成本。他们愿意完成器官捐献，仿佛很理性地接受这件事，每天定时定点给孩子喂药、擦身、用药。

    突然有一天，男孩的爸爸找到高晓刚说：“高医生，我儿子今天不好，我感觉我儿子可能不行了。”高晓刚过去一看，真不行了，马上启动捐献程序，进行脑死亡状态的判定。签字早就签完了，整个过程都非常非常理性。但真正到了告别的那一刻，妈妈受不了了……

    高晓刚很少去回忆这些案例，但当记者提问时，案例一下子涌上来太多了，告别的画面，尤其记得清楚。高晓刚说：“我是一名医生，面对病情时我要理性，但看到这些画面，作为同样是父母的我，也受不了。”

    大多数时候，高晓刚会回避和孩子家长去谈。“前期我会告知他们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会协调好力量陪护他们，但真到了要张嘴的时候，我会让没有孩子的人去张嘴，年轻的协调员硬着头皮去，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陪着哭，陪着宣泄情绪。但是当情绪宣泄完后，他们还是希望，孩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采访进行到这里，高晓刚沉默了足足三分钟……

    他的拒绝是正常的

    他的同意是伟大的

    做协调员多年，高晓刚通常会回避“一定要谈成”这种理念。他认为和患者家属之间，必须坦诚，才能彼此信任。

    “我常常和年轻的协调员讲，任何一个患者家属，他的拒绝都是正常的，他的同意是伟大的，是应该赢得尊敬与感激的。这样的工作态度才是正确的，哪怕他们现在不同意，以后可能会转变。”事实上，高晓刚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曾经有一位大姐，打电话到医院咨询遗体捐献的事情，但医院不做遗体捐献，就介绍了器官捐献的流程及团队。了解过后，大姐没有深入再谈了。但过了好久，她一个姐妹的老公，正好在这家医院抢救，人救不过来了。她就打电话来说：“你们要不去联系器官捐献看看？“

    这就是“熟人社会”的效应，就像协调员为什么要去大学生中间推广，如果熟人接受了，捐献方自己的压力也会小一些，甚至还可以给对方提供帮助。比如说，当时知道这位大姐推荐的捐献者，家里有两个儿子，很内向，每天在家打游戏，职业上没有出路——高晓刚知道后，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些培训，比如，怎么答辩，怎么讲话，怎么应聘，现在看两个小伙子的朋友圈，工作找到了，女朋友也有了，生活很幸福。

    2021年，“协调员”这个职业有了一个变化——正式转为了红十字会志愿者，所有的协调员只能在红十字会里产生，这样一来，认可度就变化了，协调员不是劝捐，而是让相关家庭实现捐献的同时，提供养老、上学、福利待遇等一套解决方案。

    目前，全国有器官协调员3000多名。高晓刚认为，器官捐献的工作和理念，需要在象牙塔里普及。“2017年我第一次和复旦的大学生交流时，和他们探讨死亡的意义，我讲到，人这一生，应该看得远一点，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一样，人的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