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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器官协调员的100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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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
2021年07月13日 星期二上一期下一期
做器官协调员的1000多天

    高晓刚与患者在病房

    器官到达医院后,马不停蹄送至手术室立刻进行移植手术

    2015年  ,国家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的合法来源。经过十年推进,中国器官实现了器官来源转型——截至2021年4月,我国公民器官捐献登记人数为7万人次,每年实现器官移植手术约1万例。

    前不久的一天,高晓刚穿着白大褂,从长海医院的住院区健步走来。他戴着黑框眼镜、个子高挑,是典型的医生样貌。高医生热情招呼记者到一间办公室,转身端进来一桶泡面,急促地吃上几口,说:“不好意思,还没顾上吃饭。”

    高晓刚是名医生,工作状态时常如此,没点、不规律、顾不上吃饭。更特殊的是,曾经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人还没去世,他就要去谈器官捐献。

    “冷血”生父谈条件:
    捐献可以,拿钱来

    高晓刚印象最深刻的一次,遇到过一些拿捐献谈条件的父母,不为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钱。

    2017年,有一个在崇明岛打工的小伙子,务工期间出了严重的事故,送到医院后,治愈的希望渺茫。协调员介入想要做些工作,但得知一个情况:小伙子的父母很早就分居,一直没领离婚证,小伙子一直和妈妈生活。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一直不打照面的小伙子爸爸,突然出现了,找到协调员,张口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孩子养这么大不容易,如果要做器官捐献,能有什么经济上的补偿;第二,打听受捐献者的家庭,对方认为,既然儿子的器官移植到受者的身体里,就把移植患者当自己的孩子,逢年过节他会去移植受者家里看看“儿子”的。

    协调员认为这样的诉求特别不合理。首先,器官捐献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是大忌;其次,器官捐献后,放在网上统一分配流转,所有的医生和协调员都不知晓捐者的信息。但显然,这位父亲,在谈判之前,就认真研究了器官捐献流程的关键,那就是——只要是捐献者,父母都要签字确认。作为小伙子的生父,他恰恰握着一个签字确认权。像这种讲条件、开价的情况,把捐献直接当作生意和交易,协调员会坚决予以拒绝,不会再和他接触了。

    假如为了顺利获得器官捐献而答应一些无原则的事情,都会给未来埋下隐患。

    高晓刚表示,协调员不会做谋利的事,也不允许捐献者家属把捐献当生意来做。但是假如碰到一些弱势群体,协调员会酌情考虑,尽力提供帮助,如果力量不够,还会向省级红十字会反映情况,引导更多爱心力量来提供帮助。

    高晓刚说,协调员一直抱有这样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哪怕他们没有进行器官捐献,协调员知道了,可以做的,也会去援手。“当你把当事人的困难收集起来,想办法解决,得到他们的认可,他们才会信任你。”

    捐献老伴儿器官

    被亲戚气愤指责

    器官捐献事关重要的伦理问题,在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里,当一个人逝世后,最为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的不尊重。

    但也有很多家庭,从生命延续和利他主义的角度,自愿参与器官捐献,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曾有一对老夫妻,退休后在上海安享晚年,买了房子,做了规划,但两人没有孩子。有一天,夫妇俩在外滩跑步,老爷子突然倒地不起,后脑勺直接撞到了观光平台的硬石板路上,当时就人事不省了。送医后救治的希望渺茫,老太太便主动提出器官捐献。她说,作为丁克家族,以后没人陪她了,她准备去养老院养老,但内心的希望是,老爷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那天,老太太家里来了很多人探望,外人甚至家属都特别不理解。他们认为,老太太家境好,不缺吃穿,为何要卖老伴儿的器官赚钱?话说得不中听,但老太太有自己的想法。协调员立马就跟进了。

    当时是2016年,遗体和器官捐献工作体系初步建立,神经外科的教授怕惹纠纷,赶紧翻阅最新的指南一条条核对。但高晓刚觉得不该站在谈判、风控的角度,应该和家属坐在一起坦诚地聊。老太太也觉得,越早捐献,她的先生也能留存更多。

    家属有质疑,协调员就要“搭桥梁”,这个桥梁就是真正站在对方角度思考,知晓他们的想法,解决他们的难题。高晓刚坦承:“我们总以为老年人思想固执,没有与时俱进,实际上,在很多案例中,我看到有很多老年人做主的。”

    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突然脑溢血住院了,大儿子不同意器官捐献,他认为弟弟还能活得更久。这个问题的选择权就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做事也很清晰,说问下儿媳和孙子,孙子同意了,后来是老人做主,签了字。

    结果远方亲戚来了,极力反对,各种指责,拖了一个小时探视时间。等他们走了,老太太回头和高晓刚小声说:“他们说反对意见时,我不太好表态。”高晓刚很佩服这样的老者,遗憾的是,患者病情太重,说话的时候心跳停了,最终没能完成器官捐献。

    意外去世的孩子们

    在高晓刚所有接触的案例中,最让他揪心、痛心的是父母为即将离世的孩子,做器官捐献决定的那一刻。

    孩子都是天真烂漫的天使,协调员会遇到各种原因夭折、意外离世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没有其他的诉求,没有世俗的想法,就是为了亲情和生命的延续:快一点,再快一点,让所有的器官能救人,让所有的器官活下去。

    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高晓刚心里非常感动,“因为我也是孩子的父亲,特别理解父母对孩子的爱,这样的生死离别,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生都无法治愈的伤痛。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都像放电影一样,有不同的画面,不同的泪点,但最终的核心就是情感”。

    记得2017年,有一个来自重庆的小女孩子,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广播员,会画画,学习好,是父母心里的小天使。谁料,肿瘤在她的颅内悄悄生长,直到有一天,女孩在学校里突然晕倒了。

    平时家长对脑部检查很轻视,再加上小朋友会闹,一般不会去查头颅的情况,只有老年人有脑梗史的才会去定期查一下。当时高晓刚就觉得情况不好,因为心脏不好兴许换一个还能救活,但脑死亡是真正的死亡。

    后来在器官捐献的纪念活动上,女孩妈妈朗诵了女孩写的广播稿。在场所有人,都感动哭了。

    高晓刚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大学生,也属于那种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他是班长,女朋友是团支部书记,男孩很幸运,毕业后被一家外企留用,两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结果,在旅游结婚的时候,男孩视觉、听觉上出现了幻视、幻听。

    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大碍,他老婆还开他玩笑。但回去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医院检查,颅内长了胶质瘤III级,父母知道后,从老家赶来,陪伴儿子在上海某家三甲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也在其他医院接受了放射治疗。

    但这些措施并没能阻止病情的发展,患者父母知道孩子救不过来了,就一直在上海医院陪着他。一家人都是知识分子,很理性地和协调员谈条件,也谈到了目前面临的困难。

    男孩的父母提出,希望在孩子弥留之际,能为他提供必要的医疗看护条件,即使有医疗救助政策,他们也选择用医保范围内的救治药品,不增加医疗成本。他们愿意完成器官捐献,仿佛很理性地接受这件事,每天定时定点给孩子喂药、擦身、用药。

    突然有一天,男孩的爸爸找到高晓刚说:“高医生,我儿子今天不好,我感觉我儿子可能不行了。”高晓刚过去一看,真不行了,马上启动捐献程序,进行脑死亡状态的判定。签字早就签完了,整个过程都非常非常理性。但真正到了告别的那一刻,妈妈受不了了……

    高晓刚很少去回忆这些案例,但当记者提问时,案例一下子涌上来太多了,告别的画面,尤其记得清楚。高晓刚说:“我是一名医生,面对病情时我要理性,但看到这些画面,作为同样是父母的我,也受不了。”

    大多数时候,高晓刚会回避和孩子家长去谈。“前期我会告知他们一些政策性的东西,会协调好力量陪护他们,但真到了要张嘴的时候,我会让没有孩子的人去张嘴,年轻的协调员硬着头皮去,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陪着哭,陪着宣泄情绪。但是当情绪宣泄完后,他们还是希望,孩子的生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采访进行到这里,高晓刚沉默了足足三分钟……

    他的拒绝是正常的

    他的同意是伟大的

    做协调员多年,高晓刚通常会回避“一定要谈成”这种理念。他认为和患者家属之间,必须坦诚,才能彼此信任。

    “我常常和年轻的协调员讲,任何一个患者家属,他的拒绝都是正常的,他的同意是伟大的,是应该赢得尊敬与感激的。这样的工作态度才是正确的,哪怕他们现在不同意,以后可能会转变。”事实上,高晓刚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曾经有一位大姐,打电话到医院咨询遗体捐献的事情,但医院不做遗体捐献,就介绍了器官捐献的流程及团队。了解过后,大姐没有深入再谈了。但过了好久,她一个姐妹的老公,正好在这家医院抢救,人救不过来了。她就打电话来说:“你们要不去联系器官捐献看看?“

    这就是“熟人社会”的效应,就像协调员为什么要去大学生中间推广,如果熟人接受了,捐献方自己的压力也会小一些,甚至还可以给对方提供帮助。比如说,当时知道这位大姐推荐的捐献者,家里有两个儿子,很内向,每天在家打游戏,职业上没有出路——高晓刚知道后,专门给他们做了一些培训,比如,怎么答辩,怎么讲话,怎么应聘,现在看两个小伙子的朋友圈,工作找到了,女朋友也有了,生活很幸福。

    2021年,“协调员”这个职业有了一个变化——正式转为了红十字会志愿者,所有的协调员只能在红十字会里产生,这样一来,认可度就变化了,协调员不是劝捐,而是让相关家庭实现捐献的同时,提供养老、上学、福利待遇等一套解决方案。

    目前,全国有器官协调员3000多名。高晓刚认为,器官捐献的工作和理念,需要在象牙塔里普及。“2017年我第一次和复旦的大学生交流时,和他们探讨死亡的意义,我讲到,人这一生,应该看得远一点,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一样,人的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

    (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