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为‘深圳女工赋权’的暑期调研项目最近上线，招募高中生去深圳工厂调研，并帮相关NGO发起公益筹款；可故事的另一面是，‘公益调研’收费1万5千元，项目结束后可得到项目结业证书和导师推荐信。

    这个令人熟悉又颇为讽刺的剧情，再次揭开了某些商业性公益项目的一角：机构搭台，准留学生唱戏，被‘赋权’的边缘群体在‘配合演出’。从义工旅行、国际志愿者、文化体验到田野营，瞄准不同受众的背景提升行业越来越火热：野生动物救助、边远地区支教、生态环境保护、社会问题调研、非遗文化传承……这些听来光鲜、细看却变了味的所谓社会实践背后，是高等教育全球化催生的留学产业链，和每一个亟需润色简历的、越来越呈低龄化趋势的‘准世界公民’。

    抓住招生官的目光

    即将迎来暑假的大二学生陈舟舟，走出了留学中介的大门，她刚刚结束了一场紧张的对话。中介老师在她的简历上圈圈画画，并根据她的情况做了未来一年里的“战略建议”，除了常规的托福准备，还有实习和一系列的志愿者活动，用老师的话来说，这叫“背景提升”。

    在出国留学人数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单凭学历和绩点已不足以打动顶尖的海外名校。陈舟舟不得不在本就优异的背景之外，寻找更多的突破口。

    许多青年实践、义工旅行、志愿者招募的账号开始出现在她的社交媒体关注列表里。

    动物救助、环境保护、志愿教学、医疗服务、非遗传承、田野调研……任何学科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用武之地”，并得到一份国际认可的“志愿者证书”。

    公益实践是欧美公共教育里最为常见的培养目标之一。二战以后，伴随着全球化，美国的公民教育目标开始从培养国家公民，转向塑造世界公民。成为一名“世界公民”，意味着学生要放眼世界，积极参与解决社会、政治、经济或环境等相关的问题。

    在申请海外高校时，类似的志愿者经历能在简历锦上添花，让申请者在海量的申请信中抓住招生官的目光。

    结合中介老师的意见，陈舟舟最终选定了一项位于广西的志愿教学项目，她将给当地的留守儿童带去英语教学和其他趣味活动，上午上完课以后，还能在当地体验传统美食、游览生态村，她设想利用自己拍摄剪辑的专业技能，为这趟活动留下记录。为期一周的项目费用大约在两千五百元。

    而陈舟舟之所以选择向中介机构付费参加志愿者服务，当然是因为这样比较“省事”和“安心”。其背后则源于公益实践在我国公共教育中的缺失，活动大都只停留在“假期去敬老院献爱心”和中学时期的“第二课堂”。直到大学，通过一些学校社团或青年志愿者协会，学生才可能接触到更多的志愿活动，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他们往往缺乏了解NGO等社会组织的渠道和学习社会工作知识的路径。

    为了快速补齐这种“缺失”，针对海外高校的偏好，产业化的背景提升应运而生。这些项目快速直接地击中痛点，打包了集“同理心、证书、异域风情想象”于一体的一揽子计划。

    “变味”公益遮蔽了什么？

    通过华丽的宣传和推销，中介机构贩卖着“对他者的关怀”与“对异域的想象”，吸引准留学生们的参与，并收取高昂的费用。公益与商业的界限被模糊，志愿者的实践被私有化与商品化，使得实践经历、对弱势群体的关心都可以用金钱购买。

    琳琅满目的项目在货架上标好价格等待被挑选，项目收费也进一步拉高了志愿服务的参与门槛。有经济能力的群体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接触到公益实践，从而成为“更具竞争力”的申请者，一些热心公益但是没有经济能力的人，很容易对此望而却步。

    在欧美，去发展中国家参加志愿者旅行（Volunteer Tourism / Voluntourism）在上世纪 60 年代便掀起了热潮。大学生们利用间隔年或假期前往贫困的国家帮助有需要的人，以此回馈社会、丰富经历。北半球对南半球，西半球对东半球的关切，也彰显了“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

    随着义工旅行团不断增多，相关产业也应运而生。半岛电视台就曾报道，在柬埔寨等国家已经出现当地组织自导自演的“假孤儿院”项目——让贫穷家庭的孩子假扮孤儿跳舞来获取游客的同情和金钱。

    即便抛开商品化的问题不谈，被包装起来的公益实践，到底是不是一件能实现其价值的商品？

    一些媒体质疑，志愿者在前期并没有受到充分的培训，以陈舟舟打算报名的志愿教学的项目介绍为例，项目对志愿者培训、教学备课内容也甚少着墨。

    而为期一周的义工旅行，又能否为当地提供必要的援助与支持呢？

    由于这些项目的时间往往很短，志愿者只需要负责一些简单的任务。比如，在环保类的项目中，需要把小海龟送回大海、喂养鱼类、检测水质、种树等等，然而更多时候“志愿者”只是去听当地人分享如何保护环境的故事。志愿教学项目通常以夏令营趣味课的形式进行，或者只是和孩子们做朋友，让他们接触外界的新鲜事物。这些活动看上去很有意义，但在现实中却很难触及问题的根源。

    项目设计的浮光掠影，让志愿者的参与浮于表面，甚至还可能导致对系统问题的回避。这些参与方式，使志愿者们很难思考造成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与肌理。譬如在环境问题的背后，我们能否看到全球垃圾处理流向的不平等？

    像马拉维这样的非洲东南部国家，是义工旅行频繁光顾的目的地。一名马拉维“受助者”曾在自述中写道：“年轻的、不合格的人能够跳上飞机飞往马拉维‘做志愿者’，是因为他们的国家通过对我们这样的国家主张统治地位，积累了大量的权力。”

    她无助地感叹：“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行善’的意图铺就的。”如果感受贫困的一次旅行仅仅让志愿者感恩自己享有的幸福生活，那么系统性的困境就永远被隐藏在迷雾之中。

    失声的受助者

    在一系列志愿者分享的文章中，一个埃及志愿者的故事被形容成“比电影还精彩”；土耳其的“美景奇迹”因为“故事的渲染”变得“意义非凡”；他们在摩洛哥不仅见到了“超一流海景”，还真实地了解了当地的“男女不平等现象”。

    在这样的讲述中，贫穷、不平等是被“浪漫化”的，志愿者未必能在“快闪”式的实践中真正看见他者、理解他者，帮助对象反而被进一步他者化，志愿者更很难产生对自身特权的反思。

    在“深圳女工赋权”这样的案例中，你看不到任何女工的表达。受助者被工具化地当作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此，志愿者要去“帮助”的对象，反而存在被伤害的可能性。

    如果一开始就是从“留学背景提升”的目的出发，项目策划者和志愿者都很难站在服务对象的角度考虑问题，更难以在项目策划之前理解“受助者”的处境，以便设计出更为合理的培训、调研或服务机制。

    不仅如此，在一些短期的义工、志愿服务项目中，由于志愿者更换频繁，可能会对服务对象心理或者习性造成影响。因为志愿者的接踵而至，人类学热门的研究对象——四川泸沽湖畔的摩梭族人甚至已经习惯了“被研究”、被访谈。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日出儿童村（Sunrise Children's Village）也曾表示不再接受短期志愿者，而更愿意以雇佣当地的柬埔寨人来完成以前志愿者的工作，因为他们更希望为孩子提供持续的照顾。

    一面是志愿者不自知的凝视与汲取，一面是受助者的失语和边缘化，二者间的阶层差异，在变了味的“公益实践”中，被放大与再生产。

    同理心该何处安放？

    针对商业性公益项目的批判，也许会让不少对公益事业富有热忱的人感到困惑，怀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朴素信仰有错吗？对欠发达地区怀有同理心、想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有错吗？我们还能怎样打破背景提升产业化中的困境？

    心童第一次接触公益也是在大学的暑期社会实践，因为偶然的机会关注到了唇腭裂患者群体。为了不像学校其他社会实践那样“做形式主义的事情”，她和团队走访病房、接触医生和患者，了解唇腭裂患者的现状。

    在病房里，她遇到一个 9 岁的小女孩。因为说话时无法被听清，她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说话，跟人交流时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

    心童用笔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尝试着开始了跟她的对话。与此同时，这个女孩正悄然在她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

    在医院，被问到关注唇腭裂是不是一时冲动，她说：“如果说我要做一辈子一定骗人的，但我能够承诺的是它绝不是一个夏天的事。”

    大学毕业时，面临着众多方向的职业选择，她又想起这个小女孩和社会实践时的经历。如果可以让跟这个小女孩一样的孩子们可以开口说话，她“想不到不做这件事的理由”。

    于是，学习创业的知识，创办起关注言语障碍者的社会企业，都变得顺理成章。那份“不止是一个夏天”的故事，至今已经走到了第六年。

    当志愿者可以意识到自己的特权、不以“施恩者”自处而是平等地、真诚地与服务对象一同改变让他们遭受更多困境的结构性问题时，才能让服务对象的主体性得到尊重。在平等对话的过程中，不少孩子表示“长大后也要教人说话”，这让心童感到“温暖和善意是可以流动起来的”。

    “如果没有深度调研过服务对象是否真的需要帮助、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就去拉横幅拍个照，是不负责任的。”心童观察到的问题，很多人也开始意识到。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尝试越过中介，拓宽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主动联系当地的NGO，具体了解当地的问题所在。他们在到达目的地后，以更加细致的问题意识，追问具体的原因；结束服务之后，继续保持着对当地的关注。

    或许，做公益从来都不需要去某个“远方”，而需要追逐某个“问题”。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看到具体的人，在每一次倾听和对话中，连结“附近”，连通生命。

    （据青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