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人都聚焦云南的“大象去哪儿”时，2000多公里外的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们也到了迁徙产仔的季节——这是当地的一件大事。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在海拔4600米以上的藏羚羊迁徙通道上。

    海拔4479米，位于109国道边的索南达杰保护站里，一岁左右的小藏羚羊并不知晓这些，还带着胎盘就被抱回来的它，标志性的黑色长角还只有中指长短，撒娇一般蹭着副站长龙舟才加的腿。这样的救助，每年都在发生。最开始，龙舟才加还会给照顾的小藏羚羊取名字，现在，他已经很久都不会做这件事了，“它们属于可可西里，不属于人类，有了人类的名字，牵绊更深了”“它们才是可可西里真正的主人”。

    在可可西里，盗猎的枪声，已经十余年没有响起。这里的藏羚羊数量从上世纪90年代末盗猎活动最为猖獗时不足2万只，增加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初夏，裸黄广袤的高原上，藏羚羊妈妈们将从冬季交配地一路向北，行至夏季产羔地。约300公里的跋涉后，在卓乃湖、太阳湖等处，这个族群将迎来新生。

    草枯草绿、百畜安生，一如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秩序，神秘从容，未曾被打扰。

    淘金者、盗猎者、保护者

    这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

    生性敏感的藏羚羊，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但在穿越不足10米宽的青藏公路时，它们往往会放慢速度反复“打探”。

    从10多年前，藏羚羊们来回徘徊、尝试两三天才能通过青藏公路，到现在，羊群短则十多分钟长则几个小时就可以顺利通过。这意味着，在可可西里，人在加强对动物的保护，动物也在逐步适应人类和铁路、公路的存在。

    “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已经从濒危时的不足2万头，到现在7万多只。雪豹、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在逐年增加。”赵新录热爱这里，1997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建立时，刚从部队复员的他成为第一批进入保护区的队员。如今，他是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那里有着外设保护站中唯一一所藏羚羊救助中心。

    枪声，在空旷安静的荒原，已多年没有响起。曾经，它是这片土地上最为突兀的存在。

    疯狂的盗猎源于藏羚羊皮和羊绒的巨大经济价值。在欧洲市场上，藏羚羊羊绒是高档时尚品“沙图什”披肩的原料。这些用藏羚羊绒织成的披肩可以从一枚小小的戒指中间穿过，在世界顶级时装店以每条上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而一条披肩的原料，需要猎杀3到5只藏羚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张藏羚羊皮在可可西里或格尔木的售价是300到500元，到了印度、尼泊尔边界，价格可以涨到2000到3000元。

    对赵新录而言，他永远不会忘记，也不敢忘记，那些疯狂盗猎后留下的无声画面。

    被剥皮的藏羚羊，血肉模糊，静静躺着，一层一层堆积起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两只羊，有的羊被打伤后就被剥皮，残忍凌迟后还有微弱气息，慢慢死去。在血流成河中，蹒跚的小羊艰难寻找着母亲的乳头，最终被饿死在一边。更多的，是母羊肚子里已经成型的小羊，无缘人间。

    有人因为贪婪杀戮，也有人在用生命守护。

    1994年1月18日，杰桑·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将盗猎分子押送至太阳湖附近时，索南达杰遇袭。他在与持枪偷猎者对峙中牺牲，零下40℃的风雪中，被塑成一尊冰雕。那一年，他40岁。

    索南达杰的牺牲，让全世界都认识了可可西里和藏羚羊。

    为保护藏羚羊，1996年可可西里被列为省级保护区，1997年成立保护机构，同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这是中国目前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被誉为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也是第一个为保护藏羚羊而设置的自然保护区。

    命运的交响

    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纪念碑静默矗立，接受着往来游人的悼念。这是进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必经之路。往返于此，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即使开着车，也会在经过时脱帽致敬。

    雪山脚下，经幡吹动，那些故事，一直都在。

    索南达杰牺牲后，他的妹夫，时任青海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主动申请“降级”去治多县任县委副书记，招募队员，重建西部工委，继续索南达杰的保护之路。更进一步的，他开始在可可西里实施封闭式管理。

    三年后，扎巴多杰去世。纪录片导演彭辉留下了他生前的影像，那是个“野牦牛”一样的藏族汉子，身材健壮爱流汗，说话直接不拐弯。曾在一次聊天中，彭辉问他，纪录片里会记录下他瑕疵的一面，包括最早期为了维持保护队运转卖过收缴的皮子，也曾在生气之下将盗猎者的腿打断。

    “你知道吗，他就直接一大掌拍过来，说‘这才是真实的我呀，怕什么，拍就是。’”三年的拍摄里，彭辉深深走进了这个家庭，他记录下了扎巴多杰的妻子、索南达杰的妹妹白玛在失去两位至亲后，仍将大儿子普措才仁送到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成为一名森林公安；她支持二儿子秋培扎西在大学毕业后，也进入管理局，成为保护站的一位辅警。

    如今，扎巴多杰的两个儿子，一位是沱沱河保护站站长，一位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一个守在藏羚羊迁徙的路途上，一个护着藏羚羊主要的产仔地。

    幼年，坐在舅舅索南达杰的红色摩托车后，驶过家乡的草原，秋培扎西以为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一个牧羊人，却未曾想，命运交给他牧的，是藏羚羊。现在，秋培扎西的儿子都已经长大，但他仍很难用家里出了英雄的心情去面对亲人的离去。在他心中，那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失去。

    对于更多的人而言，从索南达杰之死开始，可可西里的巨大的象征性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这块地域以及藏羚羊这个物种本身。

    龙舟才加还记得学生时代偷偷溜进电影院的故事，当时，他看的那部电影与索南达杰有关。长大后，一则招聘启事给了他机会。进入可可西里管理局后，他先是在五道梁保护站工作。老队员外出时，保护站只有他一个人。冬天，天地白茫茫的一片，他便拿着望远镜，去求证藏羚羊“小羊跪乳”是不是真的，再看着一群群的动物，在荒原上跑来跑去。

    可可西里的守护者，不孤独。

    青海省国土面积的近9成被列入了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中，生态环境保护已经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约束。近15年来，青海湖水位上升了3米多、面积扩大了300多平方公里。

    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有利于周边气候变湿变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野生动植物和鸟类栖息环境以及整个环湖地区的生态环境。

    可可西里未曾被打扰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青海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要地，要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

    高山厚土，大美画卷，缓缓展开。

    在可可西里，冻土面积达到90%以上，冰川和冻土成为巨大的固体水库和资源，是青藏高原的“肾”和“肺”，也是壮阔的动物王国。有贪婪的人，用了大半个世纪，想要征服。也有人，选择用几代来坚持守护和恢复。在这里，你可以清晰看见，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是在怎样抗争中保护，在敬畏中还给自然以休养生息，并不断寻找着人和自然之间的平衡。

    又到了藏羚羊产仔的季节，卓乃湖保护站的队员会一直守护直到藏羚羊携子离开。赵新录曾经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在两个多月与世隔绝的守护中，只有他和另外一位伙伴朝夕相对。每天早上起床，帐篷外围满了藏羚羊，他们穿着短裤行走在羊群中，互不打扰。

    遇到过棕熊，也遇到过狼，赵新录会和伙伴一起躲开或者是驱赶。而当有野兽袭击藏羚羊时，他们不会有任何干预。

    “弱肉强食，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我们人类不能去干预。”事实上，每次看见狼咬着小藏羚羊扔来扔去，把玩猎物，听着小羊和羊妈妈的哀嚎，赵新录会难过，但在可可西里管理局里，所有人的共识就是，动物的事，就应该让动物自己解决。

    于是，在索南达杰保护站，被救助的野生动物，都会被赋予动物的独立性。

    事实上，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又艰难的过程。

    龙舟才加曾将还带着胎盘的小藏羚羊用毛毯裹着，捧回保护站，这个没抱过婴儿的小伙子，带着没满月的小藏羚羊同吃同住，3个月前一天3顿奶，半岁了一天两顿，10个月后一天一顿，到了一岁之后，就不再喂奶。而藏羚羊的活动区域，也随着年纪长大，从5亩地的小围栏，一步步扩大到几百亩的三层区域外，直至能够野化放归。

    “藏羚羊很有灵性的，每天都跟在我后面。”刚开始，龙舟才加会给它们取名字，“卓玛、尼玛，慧慧，燕燕，都取过。”

    但慢慢的，他再也没这样做过了，他担心小羊放归后，还会习惯性的亲近人，没有防备，也觉得，取了名字，就和自己的牵绊更深。

    “它们不属于人类，它们才是可可西里真正的主人。”

    保护站随时都是忙碌的，即使是在没有了盗猎枪声的可可西里，依然面临着生态保护和科学研究的重任。对于这些守护者而言，从格尔木出发，沿着109国道向拉萨方向行驶，海拔逐渐升高，雪山绵延在两边。大片大片极度平坦的土地上，草甸还是黄色，草皮开裂成块状处，分布着一个个小黑洞，那是鼠兔的“杰作”。天地之间一片静谧，藏羚羊在忙着迁徙，藏野驴慢悠悠甩着尾巴，偶尔一只藏野狐飞快跑过，带起些微尘土，不远处的野牦牛打了个响鼻。

    （据封面新闻）